（七）活钉。亦称生钉，即将罪犯活活钉死的一种处死方法。此系前所未闻。宋代的活钉刑，有时单独行用，有时与其他酷刑并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虔州有贼刘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为盗魁，其徒且百数”，州郡患之而不能获。
后官府用赦罪酬职的骗术使其束身归命，结果“法定兄弟八人活钉于市”。淳化中，寿春县巡检使”生钉一盗人物者于集众之中”。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昭宣使人内副都知周怀政及朱能等，伪造天书，谋乱事败，为除其党，真宗下诏将“刘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并活钉令众三日讫，断手足，具五刑处死”。活钉刑虽然残酷，但在宋真宗的诏令中仅是一种附加刑，更惨毒的则是具五刑。据《汉书·刑法志》称，具五刑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这是秦朝最残酷的一种死刑，而宋真宗令与活钉、断手足结合并用，这就使其更加惨毒。宋代的活钉亦主要用于“谋反”及“盗贼”等重大犯罪，虽不常用，但也反映了宋代法外酷刑的惨毒程度。
（八）夷族。这是诛灭犯罪人亲族的一种刑罚。夷族之刑，商鞅始创，秦代广泛使用，汉初因之，汉文帝废而不除，其后时有行用。唐无族诛之制，但有缘坐之法，宋乃因之，并行夷族之诛。宋太祖乾德四年（966）九月，虎捷指挥使孙进、龙卫指挥吴壤等二十七人，“坐党吕翰乱伏诛，夷进族”。同年（966）十二月，汴京妖人张龙儿等二十四人“共图不轨，事觉伏诛”，张龙儿、杨密、李丕、聂赞“皆夷族”。开宝二年（969），散指挥都知杜延进等谋反伏诛，“夷其族”。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秦陇州李飞雄因劫守卒据城叛，“狱成诛之，夷其三族”。其后夷族之刑不见行用。由此可知，宋初夷族刑主要适用于反叛罪，而仅存于太祖太宗两朝，但宋初复用以有罪诛及无罪的做法，亦表现了宋代法外用刑的酷滥。
（九）剖心。此系商纣之酷法，宋代亦时有复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时，赵彦韬在澧州，凡民诉贼所劫财物不实者，赵皆“手杀之，探取其心肝”。宋仁宗天圣时，钱惟济在定州，“凡重囚弃市，或令人断手足、探肝胆，加备诸毒”。南宋初，军中以剜眼、刳心为常，所以建炎二年（28）七月，宋高宗降诏：“禁军中抉目刳心之刑。”剖腹取心之刑虽不常用，但亦可看出宋朝法外刑的惨毒之状。
（十）凌迟。俗称剐刑，即“剔人肉，置其骨也”。
宋代也称脔割。因其行刑方法是零刀碎割人的肌肤，使犯罪者受尽痛苦而慢慢死去，所以又称为“凌迟”。《宋史·刑法志》中讲，“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南宋陆游也说：凌迟之刑，使“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明代王明德说的更详细具体，他说：“凌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殖其骨而后已。”凌迟刑的行刑方法固然也在不断的变化，但由此可知，凌迟刑实际上是古代磔刑、剔刑、宫刑、剖腹刑、支解刑、醢刑的综合运用，其惨毒之状，不忍目睹。
凌迟刑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但凌迟作为法定刑名始见于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北宋初期，凌迟仍系非法之刑，而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朝之极法”。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月，御史台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隋请脔割之，真宗说：“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况此贼本情已见，一死足矣。”批驳了王隋之请。八年（1015）九月，入内供奉官杨守珍出使陕西督捕盗贼，亦请“擒获强劫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凶恶”。宋真宗仍不准，并诏杨守珍等，“捕捉盗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情理切害者奏裁”。真宗时确有禁行凌迟之诏。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因荆湖地方杀人祭鬼，仁宗为此怒而下诏：“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之。”至此始以敕令形式首次准许使用凌迟刑。明道元年（1032），淮南西路的庐、寿、光等州，“获累行劫盗者六人，凌迟处死”。为此仁宗又下诏限制，凡“获劫盗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凌迟，须奏听裁”。宋仁宗的这道诏令并非禁用凌迟刑，只是不准擅行而已。景事占元年（1034）的诏令中却明确了凌迟刑的适用对象，“应灾伤州军捉获强劫贼人内，有曾杀害人命及累行劫盗，情理巨蠹者，即许凌迟处死”。进一步确认了凌迟刑的法定地位。庆历三年（1043），光化军邵兴领导的兵变失败之后，仁宗下诏，邵兴及其党“并凌迟处斩”。自此，凌迟刑开始广泛采用。特别是宋神宗大兴诏狱之后，凡因口语狂悖致罪者，皆丽于此刑，进一步扩大了凌迟刑的适用范围。据史书载，熙宁八年（1075），翰林祗侯刘育、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坐“谤葫朝政，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欲谋不轨，皆“凌迟处斩”。元丰四年（1081），太原府教授余行之，因“妄造符谶，指斥乘舆，言极切害”，亦凌迟处死。元丰五年（1082）二月神宗又诏，缘边防将士逃归者，“为首人凌迟处斩”。使凌迟刑的适用范围又扩及到军队的将士之中。元丰时，河中人刘勃自称他在南京军巡官一任中，共“断绞刑二百六十有奇，斩刑六十余，钉局二十七”。此系一地一任之数。由此不难看出，宋神宗朝凌迟刑的行用已相当广泛。其后的哲宗、徽宗时期，凌迟刑的采用有增无减。所以说，宋之凌迟虽不在常刑之列，但自北宋中期之后，行用却愈来愈广泛。南宋时，凌迟刑亦常用不断。据史书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月，虔州军贼黄明等八人皆脔于都市；二十四年（1154）七月，徭人杨正修、正拱亦脔于市。光宗绍熙三年（1192），卢州军骑射卒张信等作乱，其党孙成被“凌迟于午门之外”。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五月。罗日愿谋为变，“诏日愿凌迟处斩”。仅此数例，亦可看出南宋时凌迟刑依然是行用不废。为此，陆游曾指出：广行凌迟，“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所以陆游有除凌迟刑之请。但凌迟之刑终宋未能废止。
宋代的法外酷刑，除上述十种之外，官吏擅自惨毒犯人的手段还很多。如断手足、剔足筋、烙腕灼臂、水溺坑杀、汤煎锯解，无所不有。据史籍所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汴河主粮胥吏坐夺漕军口粮，断腕徇于河畔三日，斩之”。宋真宗大中祥符期间，“诸处捕获逃亡兵士，或以铁烙其腕，及碎胫骨，方始斩决”。斩而先断腕截足、烙腕碎骨，实非法之举。宋仁宗天圣年间，钱惟济知定州，有妇人视其夫前妻之子不仁，钱惟济“烧铜钱以灼臂”，并“取其所生儿置雪中，械母使视儿死”。
其惨毒至极。孙沔知并州，“尝剔取盗足后筋断之”。
宋哲宗元裙初，蒲宗孟知郓州，“虽小盗微罪，亦断其足筋”，所杀不可胜计。南宋孝宗乾道时，王宁为武宁宰，凡恶少强取人米谷，皆“敲折手足以示众”。由此看来，断腕、斩足、剔断足筋、烙腕、灼臂等酷刑，是宋代非法死刑的附加刑。除此之外，又有更为惨毒者。如宋真宗初年，广州僭称帝号，官吏广施酷毒之刑，“汤煎锯解，靡所不至”。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保州军乱，富弼招降二千余人，而将造逆者四百余人，“悉坑杀之”。南宋高宗绍兴年问，梁企道、杨祖为江西帅，凡强盗敕裁贷命者，皆喻部吏至郊外“投之江中”。宋宁宗开禧时，淮东湖海贼作乱，毕再遇为招抚使，宴客时常取“贼肝胃烹而荐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为莱笛琴丝之类”。惨毒之极，不可胜言。统治阶级的残暴酷毒，更激起了百姓的怨恨，所以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身，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宋代法外酷刑种类之多，手段之残酷，皆是前代所少见。正如钱易所言：“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复古者皆复之。”即使“古之五虐之刑，不酷于今矣”。
从宋代酷刑的适用对象来看，除杖杀、弃市在宋初多用于官吏的贪赃枉法罪之外，其余更惨毒的法外酷刑，主要用于侵害皇权、“谋危社稷”的谋反及强盗重罪。
宋代的法外酷刑之所以种类繁多，如此惨毒，行用广泛，这与宋代始终“盗贼充斥，所在窃发”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密相关的。从大量案例中的用刑对象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对于采用淫刑酷法，一些士大夫早有禁除之请，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刁衙在《谏刑书》中就提出：“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载者，望诏天下悉禁止之。”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钱易又“请除非法之刑”。景德二年（1005）九月，臣僚在奏疏中亦指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南宋陆游亦有除凌迟之请，他说凌迟刑“实非圣世所宜遵也”。而杨万里更尖锐地指出：“严刑者不可常用，时用则王，常用则亡。”宋代于常法之外广泛采用酷刑，这正是宋代阶级斗争始终尖锐激烈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