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与北宋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状态有关。宋太宗说：“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不以外患为威胁，而注重对内的统治，是北宋治国的基本方针。这种观念，在北宋时深入人心，成为朝野的共识。徽宗政和八年（1118），草泽安尧臣上书朝廷，尚云：“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所以，徽宗年间朝野对日益临近的外族入侵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很难寻觅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感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不安、大难将临之感。“太平盛世”不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觉良好，隐隐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即使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徽宗朝臣僚仍然拒绝深入思索危机的社会原因，依然认定徽宗朝是升平盛世。蔡绦南宋年间回忆说：“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方向风……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铁围山丛谈》卷二）这种观念居然是如此的顽固。南宋人都是将徽宗时期作为繁荣鼎盛的太平岁月来怀念，除了故国之思以外，也包含着对其升平繁华的心理认可。如徐君宝妻《满庭芳》回忆说：“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刘辰翁《永遇乐》说：“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徽宗时朝廷的诸多重大举措，都是这种观念的衍生物，如铸九鼎、修新乐、祀园丘、祭明堂等等。大晟府的设立，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的社会风气，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
2.儒家的音乐思想和大晟府的作用
大晟府是点缀升平的产物。在儒家的文艺思想中，向来重视音乐的地位和作用。儒家理想化的社会伦理制度就是以“礼乐”为核心。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苑·修文》）故孔子倡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修身之法。《荀子·乐论》对“乐”之本质特征做了解说，云：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者，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正因为“乐”源于人之本性，所以荀子又进一步说：“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具体地说，“乐”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乐”以歌“德”。圣王制作音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百姓起道德感化作用。《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卻缺向赵宣子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晋卻缺劝说赵宣子必须“务德”，方能“主诸侯”。“务德”的途径之一就是“歌德”，使“德”深入人心，感化诸侯。这一点成为后代帝王制乐的堂而皇之的藉口。其二，“乐”以“善民心”。“善民心”是儒家学者所希望的“歌德”的直接效应。荀子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音乐通过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使人们喜闻乐见，不自觉中受到薰陶和教化，便自然发挥了劝人为善、调和社会、维护等级秩序的作用。其三，“乐”以颂圣。音乐易传播、易接受。统治者便用以歌功颂德，以表现一代的政治清明、圣王政绩等等，使一代统治者的思想和权威深入民心，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广义地说，这也是“歌德”的内容之一。汉儒董仲舒归结说：“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一点则往往是历代统治者制乐的真实意图。
后世音乐思想，皆承上述三方面而来。《隋书》卷十三《音乐志》说：“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显然，这样的音乐只能产生于太平盛世。反过来，这样的音乐也成为太平盛世的必要点缀。后代帝王往往本末倒置，所谓“乐”以化民实在只是一种藉口，真正目的不外歌颂圣德、吟咏太平，以为庙堂祭祀和朝廷娱乐之用，“功成作乐”是其精髓。
大晟府设立的根本宗旨就是“功成作乐”、********。徽宗昏愦自负，毫无愧色地将自己认作太平盛世的英明君主。蔡京等奸佞曲意迎合，推波助澜。《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载：
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政。
蔡京等推荐文人或音乐家入大晟府，其目的是要他们制作颂歌，“以文太平”。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说：“大晟乐即成，八音克谐，人神以和，嘉瑞继至。宜德能文之士，作为辞章，歌咏盛德，铺张宏休，以传无穷。士于此时，秉笔待命，愿备撰述，以幸附托，亦有日矣。……（晁端礼）除大晟府按协声律。”（《乐静集》卷二十八）《碧鸡漫志》卷二载万俟咏“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铁围山丛谈》卷二载江汉“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瑞，时时作为歌曲焉”。朝廷置府用人的意图十分明确。傅察《代周文翰谢赐大晟乐表》中的一段话，是对设立大晟府宗旨的说明：
象成作乐，用锡予于庶邦；观德乡方，将训齐于多士。……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难名，丰功莫拟。辟土疆于万里，播声教于百蛮。用律和声，究六经之妙旨；以身为度，考三代之遗音。……将易俗以移风，因审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厉邦人。损益更张，于以识圣神之治。铿锵节奏，非徙为歌舞之容。
（《忠肃集》卷上）
从大晟府的设立及其作为来看，“移风易俗”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布宣德意”才是其实质之所在。
3.谀颂词创作的概貌
徽宗在位期间，虽然自称太平盛世，却没有太多的政绩值得称颂。《吕氏春秋·应同》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于是臣下便挖空心思，捏造种种祥符天瑞，以证明圣王出世，天下太平。这一股谀圣之风起于崇宁末，愈演愈烈，持续到宣和年间。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所谓的祥瑞，史不绝书。许多编造，荒诞滑稽。《铁围山丛谈》卷一载：
政和初，中国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芝草者动三二万本，蕲、黄间至有论一铺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诸近县，山石皆变玛瑙。动千百块，而致诸辇下。伊阳太和山崩，奏至，上与鲁公皆有惭色。及复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贮进，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数十百匣来上。又长沙益阳县山谿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称是。
这类祥瑞事迹的编造十分拙劣，《挥麈后录》卷八载：“道家者流，谓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嘉祥。政和初，黄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为献者。譓即以上进，祐陵（徽宗）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称贺于廷。……命以金盆储水养之。殿中浸渍数日，漆絮败溃，雁迹尽露。上怒黜譓为单州团练副使。”更多的时候，徽宗则直接参与这类谎言的编造，上下沆瀣一气，乐此不疲。大晟词人或以此为晋身之阶，或专业撰写颂词。他们的创作，成为北宋末世风的直接表现。他们殚精竭思，以词粉饰现实，获取君王之欢心，博取优厚之俸禄。
当时传播最广的是晁端礼所填写的谀颂词。如他填写的《黄河清》《寿星明》二曲，蔡绦夸张说：“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铁围山丛谈》卷二），朝廷还将《黄河清》等曲词，赐予高丽，传唱海外。了解大晟词人创作的谀颂词概貌，可从晁端礼入手。
晁端礼，熙宁六年（1072）擢进士第，为官仅10年，元丰末即被废罢。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时，晁端礼已经55岁，家居近20年。大约词人静极思动，一直在寻找机会重入仕途。直到68岁临终那一年，新燕乐修成，朝廷需要更多的********、点缀现实的御用文人，政和三年（1113）他才被荐入京，以撰写谀颂词献媚君王、权臣，得以授官大晟。他回答蔡京的问候说：“未尝不欲仕也，特以罪负斥伏，若将终身。不意倒屣扫门，乃在今日。”（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充分流露出仕途求进的渴望。这一段经历很不光彩，李昭玘为其撰《墓志铭》，大约在其卒后不久，徽宗在位蔡京柄政的时候，故以其暮年得蔡京之荐、再度授官一事为荣，津津乐道。晁说之为其撰《墓表》，已是南宋初年（建炎二年九月），则曲为之辩，谓政和三年晁端礼被荐入京，“不知公者谓公喜矣，知公者谓公耻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说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晁端礼的求进手段就是撰写颂词以献媚，“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公效乐府体，属辞以进，上览之称善。”（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词名《并蒂芙蓉》。晁端礼又为新补徵调曲《黄河清》《寿星明》撰词，亦大得徽宗欢心，因此才有大晟府按协声律的任命。且看晁端礼所撰的谀颂词二首。
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顾君王，寿与南山齐比。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恁栏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
《并蒂芙蓉》
晴景初升风细细。云收天淡如洗。望外凤凰双阙，葱葱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清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传敕，重开宴、未央宫里。
《黄河清》
《并蒂芙蓉》从题材上来说是咏物词。咏物之作有一定的套路，如张炎所总结的：“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词源》卷下）等等。晁词的意图在颂圣庆祥瑞，功利目的很明确，故并不顾及咏物的一定常规，只有极简略的“芙蓉同蒂”的点题式之一笔带过，而将笔墨集中于宫廷宴游的描述和对君王的谀颂。在“太液波澄”“绿荷深”芙蓉争媚的明艳夏日里，君王旁簇拥着美如“群仙”的后妃宫女，或醉饮赏花，或翠辇出游，或“波上游戏”。人面荷花相映，“斗妆竞美”。这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持续不断，一直到秋日西风起、清露下。词人不是以揭露或讥讽的口吻描写这一切，而是将其作为升平岁月里的太平盛事来歌咏，中间夹杂着“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之类的欢呼。
《黄河清》是首咏题之作。据《续资治通鉴》统计，徽宗年间全国共有七次重大的“黄河清”记载，宋人文集笔记中所言还远远不止于此。传说黄河清而圣人出。黄河水混浊难清，所谓的“黄河清”都是各地方官夸大其辞以迎合帝王的。晁词以铺排张扬的手法歌颂圣主在位，朝政清明，感动上穹，频降嘉瑞。通过这首词我们仍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两个侧面：其一，地方官僚热衷于编造谎言，讨取君王欢心，“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谀圣之风，炽烈如此。徽宗则欣然接受臣下的奉承，“天颜有喜”是谀圣之风的根源。其二，朝廷官僚借此哄骗君王，一起过着尽情享乐、奢靡放纵的生活。“千官尽醉”之后，内宫依然传敕，要在“未央宫里”重新开宴。地方官僚的作为，正是朝廷官僚的教唆、怂恿和帝王昏庸的结果。统治阶层上下皆在一片虚幻的太平歌舞声中，醉生梦死，不理国事。后人则能透过这一层虚象，看到当时朝纲的紊乱、朝廷的黑暗、百姓的灾难等，从而对北宋的覆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晁端礼还有《鹧鸪天》10首，自序说“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之为十篇，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已。”词中云“须知大观崇宁事”，则这组词也应作于大观、政和之间，正是“时效华封祝”的实践。晁端礼终于因这一类的谀颂之作而得到推荐，入京授官。所以，晁端礼等大晟词人创作谀颂词，是十分自觉、踊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