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字斟句酌，以精策的词语带动全篇。同时在采融前人诗句入词方面又几乎不露痕迹。“风老”句来自杜牧“风蒲燕雏老”（《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雨肥”句来自杜甫“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午阴嘉树”句来自刘禹锡“日午树阴正”（《昼居池上亭独吟》）；“黄芦苦竹”两句来自白居易“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琵琶行》）；“且莫思身外”来自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绝句漫兴九首》之四）。这首词不仅仅是简单地化用唐人诗句，而且结合唐人的遭遇、诗意，写己身流落之悲慨。上阕大段点化《琵琶行》诗意，使读者由白居易的遭遇反思词人的处境和心情，获得了“天涯沦落人”的丰厚的文化意蕴。陈廷焯评此词“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卷一）此种特色之表现，正在于词人对唐诗语句、意境的化用。这就是周邦彦词语言上最大特色之一，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化用前贤诗意如同己出之佳作，还有《西河·金陵》：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词写金陵怀古。全篇从刘禹锡两首诗歌中化出。其一是《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其二是《金陵五题·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许昂霄《词综偶评》称其：“隐括唐诗，浑然天成。”
周邦彦在句斟字酌方面用力甚专，在其词作中时时可见。如《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沾地絮。
词借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事，写情人分手之后再无相见的绝望悲痛。以辞语的精雕细刻著称。结尾两句，备受后人称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美成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沾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这两句对仗工整，取譬恰当，构思别出心裁，充分显示了周邦彦的语言功力。前面所说的“妍炼”，讲的就是周邦彦的词色彩清丽而用词又十分简洁精炼。他经常用很少的词语就能创造出鲜明的意境和浓郁诗意。前引的就有：“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恨春去，不与人期；弄月夜，空余满地梨花雪”。“人如风后”两句又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再如《菩萨蛮》：
银河宛转三千曲，浴凫飞鹭澄波绿。何处是归舟？夕阳江上楼。
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
这首词上片写旅途，从行人角度落笔；下片写闺中，从居者角度设想。羁旅愁思、情思，以双方照应之笔来写，这是很平常的。惟此词造句用语极费功力。以“银河宛转三千曲”写旅途的漫长，且喻相思的绵绵悠长以及心事的曲折缅邈，新颖别致。“何处望归舟，夕阳江上楼”，其意境从温庭筠《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化出，精练含蓄。过片突发奇想，将漫天“封枝”大雪的原因归结为“天憎梅浪发”。事实上是闺中人孤独而没有赏梅心情，且无法折梅赠远之苦痛的委婉表达。周济评此二句“造语奇险”（《宋四家词选》），词人是以奇特的想象与“造语”来表达跌宕起伏的情绪。结尾“深院”两句再转为深情婉转，哀怨至深。
此外还有些著名的词句，也都不大使人想到它的来源了。如：
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夜游宫》）
何意重红满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欲与人齐。
（《夜飞鹊》）
湖平春水，藻荇萦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轻桹、游鱼惊避。晚来潮上，迤逦没沙痕，山四倚，云渐起，鸟度屏风里。
（《蓦山溪》）
周邦彦善于用对句。这也是从律诗中继承发展而来的。除前举“风老莺雏，雨肥梅子”之外，还有“褪粉梅梢，试花桃树”（《瑞龙吟》）、“风翻旗尾，潮溅乌纱”（《渡江云》）、“暗竹敲凉，疏莹照晚”（《忆旧游》）、“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玉楼春》）、“泪多罗袖重，意密莺声小”（《早梅芳》）等。他还以生动的语言创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如“水涨鱼天拍柳桥”“芳草连天迷远望”（《满江红》），“风梳万缕亭前柳”（《渔家傲》），“出林杏子落金盘”（《诉衷情》），“笼灯就月”（《意难忘》），“砧杵韵高”（《风流子》）等等，凡此种种，都带有富艳精工与清新深婉的特点，都成功地丰富了词的意境与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感受。周邦彦的词风是骚雅典丽、含蓄蕴藉的。
周邦彦通过自己的创作，在词史上赢得了很大声誉。甚至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南宋末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他所开创的典雅醇正之词风至南宋时蔚然成风，直接影响到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人的创作。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词是对北宋词坛的一个总结，承上启下之功不可没。陈廷焯因此推崇说：“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卷一）当然，周邦彦在词史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在苏轼开辟了词的广阔道路以后，周邦彦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词又拉回到批风抹月，留连光景与涂写艳情的老路上来，内容狭窄，境界不高，这无疑是词史上的一次曲折，一次反复。不过，由于周邦彦的艺术造诣很高，他深谙音律，学识渊博，技巧纯熟，经验丰富，在审定古音，整理古调，创制新曲方面，的确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词调雨后春笋般纵横出现之时，他以个人的学术权威来进行词律的规范化工作，并以自己的作品昭示当代，嘉惠后学，对词律、词学、词作的发展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他过分地或单纯地讲求格律，制定法度和型式，这就必然忽视或斲伤词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他的某些作品并非是深受感发的有得之言，而只是在文字与音韵上刻意雕琢，美虽美矣，谐自谐矣，可惜的是不见性情，不见境界，实属无病呻吟。从他开始，北宋词中所具有的那种纯朴自然、清新隽永的面貌逐渐消失了。
第二节大晟词人创作群体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朝廷以新乐修成，赐名《大晟》，特置府建官，“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礼乐始分为二。”（《宋史》卷一百二十九《乐志》）这是宋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北宋词阶段性的重大事件。府中网罗一批懂音乐、善填词的艺术家，一时形成创作风气。后人称他们为“大晟词人”。大晟府罢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任职大晟府的艺术家人数众多。据笔者统计，保存至今的史料中姓名可考的大晟府职官，仍有29人之多。这与当时大晟府设置的规模、任职的人数相比，已是沧海一粟。而这姓名可考的29人中，仅7人有词留传，被收入《全宋词》。即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存词186首；晁端礼，字次膺，存词142首；万俟咏，字雅言，号大梁词隐，存词27首（不包括残句）；晁冲之，字叔用，存词16首；田为，字不伐，存词6首；徐伸，字干臣，存词1首；江汉，字朝宗，存词1首。7人存词共计370余首。南宋以来，所讨论的大晟词人就限于这7位。7位词人在大晟府的任期或短或长，或先或后，大多彼此不相统属，甚至互不相识。所以，7位词人创作之相互影响，很难辨识，彼此间的差异也较大。“大晟词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创作倾向概念，指凡被任命为大晟府职官、有词作传世的词人。然而，处于相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艺术气质相近的大晟词人，或仰承帝王旨意，或因大晟职责之所在，其创作呈现出某些共同性。大晟词人实际上是徽宗的御用文人群，故推而广之，大晟词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性，也同样存在于大晟府以外的其他御用文人的创作中，大晟词人是御用文人的典型代表。周邦彦已有专节讨论，这里重点讨论另外6位词人的创作。
一、“太平盛世”中的大晟谀颂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一代之审美观念、人情世俗、帝王趣好、朝廷决策等等诸多文化背景的因素，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一代帝王喜欢舞文弄墨、推行特殊文艺政策、对文学之士格外予以奖掖之时，文化和社会背景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便显得更加突出和直接。中国古代文人以入仕为官、成功立业、光宗耀祖为最高的人生价值之实现，所谓“学而优则仕”。为了实现这一价值目标，有时不惜以扭曲心灵或行为变异为代价。文学创作是文人们通向仕途、飞黄腾达的一个便捷之阶。所以，从文学流变发展史来看，历代不乏迎合帝意、曲意奉承、混同世俗的文人或文学创作倾向。汉大赋的“劝百讽一”，唐初“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宋代“西昆体”的“穷妍极态”，以及后来明初“台阁体”的吟咏太平，皆其例。
宋徽宗是位多才多艺的帝王，不但诗和词写得出色，而且精通绘画、书法、音乐等多种门类的艺术，可以与李后主相比美。徽宗在位期间，为政方针以及处世态度，与北宋历朝君王大异其趣。他没有励精图强的志气，却好大喜功，追求事事超越前王，至少徽宗自己认定是这样的。故朝廷喜欢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他一反祖宗“尚俭之法”，公开放纵声色享乐，故朝野享乐之风甚盛。徽宗的许多政策措施和举止行为，对北宋末年的世俗风气影响十分巨大，并直接作用于文艺创作。由于徽宗的提倡和奖赏，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御用文人”创作圈，词坛上以“大晟词人”为代表。这一批文人的创作相当大的程度上视徽宗的喜恶而转移，是北宋末年世俗风气的最形象的表现。反过来，“御用文人”的创作又引导了时代的审美潮流，对奢靡的世风起推波助澜之作用。
1.徽宗朝的社会繁荣和朝野心理
徽宗在位26年，时间之长于北宋仅次仁宗。在北宋政权崩溃之前，在徽宗君臣们的眼中，曾有过一段繁荣似锦的太平时光。社会表面的繁荣景色，给徽宗君臣以极度自信，经常表现为狂妄无知。在臣僚的一片颂谀声中，徽宗飘飘然，确实认为自己可与古圣王比肩，为显示泱泱大国之声威，为成就“圣王”之文功武绩，徽宗朝喜对外生事。崇宁二年（1103）正月，“知荆州府舒亶平辰沅猺贼，复诚、徽二州。”（《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同年六月，童贯、王厚率兵取青唐，得四州。政和以后，又数次主动寻衅辽、夏，“贯隐其败，以捷闻。”（《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童贯传》）徽宗朝一改真宗以来对外忍让妥协的基本方针，主动出击。境外辽、夏二国正趋衰败，金人则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宋军或小胜，或瞒败为胜，一段时间内没有对国家的安全产生重大威胁。徽宗君臣陶醉于自己编织的谎言，自以为国威传播遐迩，镇慑夷狄。宣和末联金抗辽，以金帛换回部分失地，更令朝廷昏昏然。“太平盛世”不仅是当时的一种社会虚象，而且还是徽宗君臣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认定。
推而广之，即使政治上受到排挤、打击的“元祐党人”或其他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也没有更深的危机或忧患意识。翻检他们的诗文，大抵只有“官人懵不知，犹喜输租办。兴怀及鳏寡，犹愧吾饱饭”（张耒《柯山集》卷八《寓陈杂诗》）的对田家生活艰辛困苦的忧虑和“独展《离骚》吊逐臣，尚存残角报重闉”（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一《罢官后稍谢宾客》）的贬谪生涯的愤懑及牢骚。其关心的范围和程度，甚至不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王安石等前辈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