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月》
和尚光头，道士蓄发，将和尚改为道士，就得掩饰此尴尬景况。朝廷居然能够异想天开，让和尚用皂帛裹头，将光秃秃的脑袋遮盖起来。《夜游宫》就抓住这一滑稽可笑的举止，尽情嘲讽。徽宗年间君臣为了证明确实是太平盛世，圣王再世，又大量编造祥瑞事迹，如甘露降、黄河清、玉圭出、嘉禾芝草同本生、瑞麦连野、野蚕成茧等等，史不绝书。词人在结尾便抓住这一点，让和尚蓄发，如同“葫芦上面生芝草”，也不是旷世难遇的“祥瑞”？这样的嘲讽，够犀利辛辣的。《西江月》嘲讽的对象，则最初是秀才者，后削发为和尚，最终又被迫作道士，可谓儒、道、佛三教合一。拜君王所赐，居然也有长生不老的希望。全部是正话反说，揶揄嘲讽。
宣和时，徽宗又下旨逼迫“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中吴纪闻》卷六），士人便作词讥刺说：“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前辈，被人叫保义。”（失调名）朝廷政务甚多，不去理会正事，却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且大动干戈，悬赏奖惩，确实可笑。只要将这些可笑现象罗列出来，就是最辛辣的针砭。
宣和三年，宋廷侥幸收复部分燕云失地，朝廷内外一片升平歌颂之声，不知灾难将至。于是，都门盛唱小词说：“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这些词浅俗易懂，无所顾忌，容易流传入口，有很强的战斗力，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南渡后，词人们时而用俗词讥讽、批判现实，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这是徽宗年间俚俗词留给后世最光辉的一章。
第二，是友人间戏谑取乐的朋友之情。宋人喜幽默，友人之间经常开开玩笑，以博轻松一笑，抖落生活的沉重，同时表现相互间融洽的情感。苏轼、黄庭坚等等显示这种个性特征的趣事，在宋人笔记中俯拾皆是。所以，宋诗多幽默，江西诗派、诚斋体等都以此为显著创作特征之一。宋人的这种个性特征，到了徽宗年间，结合俗词盛行的环境，才进入词的创作领域。可以陈瓘为例。
陈瓘（1057—1124），字莹中，号了翁，又号了斋、了堂，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人。元丰间进士，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历秘书省校书郎，出通判沧州，知卫州。徽宗时，召为左正言，迁左司谏。崇宁中因得罪蔡京入党籍，除名远窜，安置通州，徙台州、楚州等。卒谥忠肃，学者称了斋先生。《全宋词》录陈瓘词22首。陈瓘为官以端正持重著称，以尚气节闻名。徽宗年间任谏职时，抨击蔡京兄弟，不遗余力。因此屡遭迫害，被贬远方，但又始终不屈。贬谪期间，与友人邹浩“以长短句相谐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有《蝶恋花》嘲戏邹浩长髭，词曰：
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颔髭发，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落一句）籋子镊来，须有千堆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
邹浩（1060—1111），字志完，元丰五年（1082）进士。累官至右正言。哲宗亲政时因直言谪新州。徽宗立，复召为右正言。后坐党籍，谪永州。与陈瓘交情甚笃。徽宗即位初年，故作开明姿态，下诏求言，陈瓘立即上书为邹浩的罢职鸣不平。后来两人又同遭贬谪，彼此关心呵护。这首词以老友的黑髯长须为戏谑题材，由须发的色泽黑而变白，揣摩友人贬居期间抑郁的心情。用“千堆雪”的极度夸张，写友人苦痛之深沉，与对友人身心的摧残。这种揣摩，事实上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所以，同时表现的是陈瓘贬居期间的处境与心境。词中流露出对友人的款款深情。在艰难的岁月里，友人间相互戏谑，逗得开怀一笑，也是保持精神乐观的一种方法。这样的戏谑词，是词人不屈服于环境的一种表示。
第三，是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释、道二教为了使自己的宗教理论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常常用白话俗语说理，力求通俗易懂。他们利用多种民间文学形式传播学说，如变文、说书、俗讲、鼓子词、诸宫调等等。徽宗佞道，北宋末年道教因此异常兴盛，小词又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部分道士就用歌词布道。流传词作最多的是张继先。
张继先，字家闻，嗣汉36代天师，崇宁四年（1105）赐号虚靖先生，有《虚靖词》，存词56首。其词多写道家修炼之术。张继先词中有许多浅俗的作品。如徽宗曾戏问张继先所带的葫芦为何不开口，张继先便作《点绛唇》答之，词曰：
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
这首词从题材分类应该是咏物词，所咏之物又是针对徽宗的提问。其实，徽宗的问话就带戏谑成分，词人以同样语调作答，最能博取皇帝欢心。事实上，它并没有说明多少道家学说。其他如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独自行兮独自坐，独自歌兮独自和。日日街头走一过，我不识吾谁识我。”（《度清霄》）这是一种修道寂寞的生活，修炼到一定境界，已经物我两忘，不知己身为何物。张继先又回答他人有关修炼的提问时说：
长生之话口相传，求丹金液全。混成一物作神仙，丁宁说与贤。休噎气，莫胡言，岂知造化玄。用铅投汞汞投铅，分明颠倒颠。
语气之间对道家的炼丹也有隐隐的不信任。恐怕张继先身在其中，最能明白个中奥秘，故以此戏谑口吻劝说世人不必过于固执。张继先与其他释道的小词，更多的是抽象说理，语言枯燥乏味，不堪卒读。虽然直白如话，却依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3.俗词表现方式之新变
柳永用俚俗真率的语言，描写市井歌女的情感和生活，为宋词创作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至北宋末年蔚然成风。与新的社会环境与审美需求相适应，徽宗年间俗词的表现方式也有了不同于柳永词的新变，这就是上文屡屡涉及的以戏谑入词。常见的方式有：幽默、讽刺、揶揄、俏皮、自嘲、滑稽等等，有时多种戏谑方式掺杂在一起，共同获得审美效果。
俗词这种新的表现方式之出现，首先是迎合了徽宗喜调侃逗乐的寻欢作乐之本性，其次也是民间文学善幽默讽刺特征的弘扬，再次则与宋人好开玩笑取乐的个性有关，“皆可助尊俎间掀髯捧腹”（《夷坚三志》卷七）。其中有的作品，低级庸俗，浅露无聊，仅仅是逗趣调笑，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取乐。然而也有部分作品自觉继承了中国古代滑稽文学“谈言微中”的传统，“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郭子章《谐语序》）即使君主执迷不悟，这种轻松诙谐中寓针砭讥刺的方式也不会招惹杀身之祸，上文所言邢俊臣所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友人之间的互嘲互谑，以及己身的自嘲自谑，能够“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怨苦中见出欢欣”，是“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凉与困难的一种清凉剂。”（朱光潜《诗论》）以《夷坚三志》卷七所载的一首《青玉案》为例，词作描绘了政和间举子赴试的可怜相，词曰：
钉鞋踏破祥符路，似白鹭，纷纷去。试盠幞头谁与度？八厢儿事，两员直殿，怀挟无藏处。时辰报尽天将暮，把笔胡填备员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两条脂烛，半盂馊饭，一阵黄昏雨。
这首词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韵，连个别句子如“试问闲愁知几许”等也用贺铸词成句。举子赴试，风尘仆仆，趋之若鹜。欲作假挟带，以备考场中偷看，保证激烈的竞争中自己可以稳操胜券，又在“直殿”等的严密搜寻下无处藏身。考场中的几天煎熬，只有冷烛、馊饭，以及凄凉萧萧的黄昏雨相伴。腹内空空，只得胡乱搪塞。考试的结果与前景的暗淡，似乎已经可以预见。赴试、应试过程体验之真切细腻，肯定是夫子自道。欲作弊又不敢，费尽心力不成文，饮食起居多艰辛，一一道来，便有《聊斋》般的戏剧效果。自嘲中更多的是讽世。
戏谑词最忌油滑，王国维说：“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之。”（《人间词话》删稿）就是要求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徽宗年间戏谑俗词，便时时有流于油滑的通弊，最为后人诟病。尤其是涉及歌妓舞女时，轻薄的调笑口吻处处可见，如上文例举的晁端礼的《滴滴金》。这样的戏谑词同时失去俗词的天然韵趣，堕入恶俗一流。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湮没无闻，与这种创作弊病密切相关。
徽宗年间俚俗词中部分佳作所确立的对现实无情针砭的优秀传统，被南宋词人所继承。南宋社会内外矛盾加剧，词人便常常以戏谑入词，批评朝政的黑暗，如无名氏《一剪梅·宰相巍巍坐高堂》、陈郁《念奴娇·没巴没鼻》等等。辛派词人喜欢以戏谑为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南宋时期，徽宗年间的俚俗词更多的是人们攻击的对象，上面已经引述了《碧鸡漫志》和《词源》等所记载的资料与直接的批评。此外，徽宗年间词人的俚俗创作甚至祸及子孙。绍兴中，曹组之子曹勋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好事者依然作词讥刺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说与教知，便是《红窗迥》底儿。”（《夷坚志》卷八）北宋末年大量俚俗作品的失传，已经很难再见当年俗词创作的盛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