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几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争吵，他们开始的时候总是茫然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随着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他们的脸上露出受惊的耗子一样的神色，悄悄开溜了。
妻子一直努力微笑着，如同看着一个演技拙劣的街头艺人在她面前演戏。她有那么好的涵养和定力，这让她自己也不能不钦佩自己了。微笑，保持微笑。她要在仆人们面前保持住贵妇人的美好形象。一等到进了房间，她终于不再顾忌什么了，长久压抑着的愠怒终于岩浆一样喷发出来。
“啊，您多么成功，尊敬的总司大人！阿马郡的愚夫愚妇们要是知道您在遥远的东方创造了这么伟大的功绩，说不定怎么羡慕您呢！女王陛下要是知道了说不定赏您一个有限世袭的贵族爵位呢。您天天穿着小硬领的制服奔走在宫廷和一个个衙门之间，来往的都是帝国的亲王、总督和大学士，所谈论的也都是国家大事，多少英国和法国的年轻人为了求得一个职位抢着来巴结您。总司大人，您是多么成功，多么风光！可是我呢，十年了，我还不是一只您买回家的花瓶？好让您在烧着壁炉的客厅里待客的时候显得有身份和排场！是的，您懂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的心，您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常在河边走总是不湿鞋，没有一个外交官及得上您与他们打交道的技巧和水平。可是，在这个什么都要面子的国家里，与这些打肿脸也要充作胖子的人打交道，您也变得和他们一样虚伪了！”
“瞧你都说了些什么啊，赫西，你不爱我了。”他像一头跑累了的兽，咻咻地喘息着，想与对手和好了，“我们婚后一直很幸福，不是吗？”
“幸福？幸福是什么？那不过是一双表面看着很漂亮的新靴子，穿着是不是适脚是不是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了。我在你心目中可能还不及那把快要朽烂的小提琴吧。看你抱着这琴贴着腮帮子的样子，多少年了，你这样拥抱过我吗？你像填写一月一次的海关报表一样掌握着我们的做爱次数，例行的接吻，落下去的部位，力度也总是恰到好处不轻不重。我没有了自己的灵魂，因为一直以来你就是我的钟表。你真的像你自我标榜的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你每月寄到伦敦的支票里怎么会多出一部分来？你是寄给谁的？你不会是偷偷地养着一个情妇吧？那一年，我生下埃薇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大半年时间不在北京，去巡游你的海关王国去了。等你回到京城，孩子都会满地跑了。你常常拍拍屁股就走了，把这么大一个园子交给我，把这帮不听话的仆人交给我。我憎恨这四面高墙围着的日子，我讨厌在这些闪烁不定的眼神下生活。看看吧，这就是总税务司夫人的幸福生活，牛排要么是煎焦的，要么老得像皮筋，咖啡里会飞出跳蚤，番茄酱咖喱粉香精用完了得等着下一个邮班给送来……”
“得，得，行啦，收起你中产阶级趣味的那一套吧！牛排老不老真有那么重要吗？不喝咖啡难道会死人？你的世界里除了这些婆婆妈妈的就没有更重要些的东西了吗？你就对我从事的工作这么不感兴趣吗？我为什么一年到头沿着帝国漫长的海岸线沿着扬子江辛辛苦苦地跑，我是闲着无事去逛风景吗？不，夫人，那是为了我的一个梦想啊。我要以海关为依托，自南而北，从东往西，像串一条珍珠项链一样，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建一条T字形的殖民地长廊。到那时候，从北方的天津、牛庄到南方的广州，再从东面的上海沿着扬子江一路往西直到雪域高原，到处都将是天堂般的花园、别墅，到处都是帝国的米字旗和做弥撒的钟声。我们将引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一起走向现代化。夫人，面对这样的美妙前景你就没有一点点动心吗？”
“哦，多么伟大的蓝图！多么诱人的前景！”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妻子言不由衷的赞美，他都没注意到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着转了。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歇斯底里：
“是的，你喜欢这里的鸦片、酒精、小脚女人和异域风情，喜欢那些大老爷颁给你的镶嵌着宝石的顶戴和越来越高的荣誉，喜欢这里中国式的声色犬马和英国式暗藏机锋的笑谈谩骂，我可是受够啦！我讨厌北京这个大泥潭，春天满是风沙，早晨醒来牙缝里都塞满了沙子，就好像被活埋了一个世纪，夏天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像一个爬着蛆的大酱缸。我要离开，我一天也受不了啦，我不去烟台了，我要回英国！”她嘤嘤地哭出声来，冲动地拉开衣橱，找衣裙和鞋子。
他愣住了。她醒悟过来，也让自己的最后一句话给吓着了，噤住了哭声。
“好，好，你终于全说出来了，好得很。”总税务司大人脸色铁青，好像除了冷笑，他再也说不出更有杀伤力的话了。“前些年，我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们想看看埃薇，我都给你买好船票了你为什么不回国？为什么你现在决定要走？”
一只碎裂的茶杯躺在他们中间的地板上，碎片和茶渍四溅。佣妇在门口探了一下头，想抬腿进来又缩了回去。他再想摔打什么物件来发泄怒气，却抓不到一样趁手的东西。
晚上下了一场暴雨，豆大的雨点打得花园里的树叶噼啪直响，男主人工作室的灯光久久没有熄灭。难耐激愤，他在给伦敦的金登干写信：内子已郑重宣布她将在明春回国。她似乎已下定决心。去年（还有1871年和1873年）我就让她走，但她不走。我的父母亲那时候还活着，我想让她们见见埃薇。但现在双亲已故——母亲已故去一年，父亲已故去六个月，我的家庭和生活对我来说全改变了。既然我现在是祖宗而不是子孙是首要的事实，我宁愿把埃薇留在我身边——但，假如她妈妈要走（这对她的身心健康是有利的），当然埃薇也要走。
天空布满了灰褐色的浓云，低低地压向房顶，大雨如注！
从隐秘的渠道，赫德得知，英国政府对他在“节略”中提出的建议很是欣赏，赞赏他“对保持中英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所给予的助力”，威妥玛对总理衙门根据这一建议制定的某些条款也深感满意，只是在审判岑毓英和派遣谢罪使团这两条上还丝毫不肯让步。总理衙门答应，在威妥玛返回北京时，再予以商谈。
这年12月，京报上还发表了一道皇帝谕旨，通报了由中英双方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正在前往云南途中。朝廷承诺，涉及马嘉理被害一案的蛮允军政方面官员都将接受钦差大臣的审查，有嫌疑者枷拿至京，有命案者还要砍头示众明正法典。
赫德高兴地看到，谈判似乎在向着他预期的方向前进。
1876年的春节在大雪飘飞中来临了，京城里到处飞扬着熏肉、腊肠、祭祀的香烟的气味，家家门口都贴出了祈福的春联。赫德寓所的大门上，也贴上了老秀才书写的大红的“福”字，挂上了两盏喜气洋洋的红灯笼。2月4日，再次复出的恭亲王接受外交使团的新年拜会，赫德作为亲王的老朋友和老部下应邀出席。在京各部尚书、侍郎全部出席，翰林院学士、御前大臣等三十位高级官员悉数到场。各国公使及夫人也都参加了拜会。尽管不久前天津马场新城一带兵勇的哗变刚刚平息，但每个出席宴会的官员都不谈这煞风景的事，只是一味说着恭贺祝福的话。亲王向各国公使表示，下星期，他手下的这些达官显贵将分别拜访各个使馆，以示和西方各国修好。
恭亲王还传达了皇帝的一项旨意，为了表示对赫德领导下的海关的支持与信任，海关经费将从每年的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两增加到一百零九万八千二百两，在海关工作满七年以上的洋员加发一年年金。这个旨意让赫德热血沸腾。回寓所的途中，马车行进在一派祥瑞的白色世界中，一条条胡同口不时响起爆竹声。赫德意识倒，这个热热闹闹的中国新年，既预示着一个新开端，也预示着未来关系的融洽和改善。
他当即写信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替他在伦敦打理事务的金登干。正好金登干前一封信的回信也到了。伦敦与北京之间虽有经由上海的定期邮轮，普通信件两个月抵达，若要往返一次，则要在四个月以上，所以特别紧急的事，他们只能电报联络。但电报费过于昂贵，更多时候他们还是只能靠蜗牛一般爬行的邮件。
金登干的信里发来了首相德比勋爵在议会上的演说。首相说：我们一直坚持要彻底严查此事，并要求英国官员参加，以确保调查是真实的而不是共谋舞弊的。通过漫长的谈判我们已有不少收获，在谈判中威妥玛展示了他一贯的精明强干。审讯仍在进行，结果尚不得知。我们迫切地希望与中国政府保持友好。我们不可能有进行耗资巨大的战争的动机，打这样的战争不会产生什么伟大的荣耀，我们不可能有伤害我们日益增长的贸易利益的兴趣，也没有打破那个过去的帝国的愿望，或在我们手中增加一个病夫的想法。我们只有一个动机——敦促我们自己去坚持在严格合理界限以内的要求，但对我们已提出的要求，我们也不能退缩。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当局会接受忠告，不企图以任何遁词或拖延去袒护那些被证明有罪的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官阶和地位……
首相的语气还是严厉的，但已有了转圜余地。他灵敏地嗅出，英国朝野对马嘉理事件的态度已有所转变。现在惟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联合调查小组在云南调查的结果。紧张了大半个年头，一松懈下来，他就觉得全身不得劲，头痛病和腰部风湿痛又来困扰他了。风湿痛是老毛病了，刚到中国那几年在宁波领事馆工作，住在江边潮湿的老房子里，生活一团糟，湿气一点点地侵入骨骼腐蚀了他的身体。头痛病是近年新添的。这两种时常发作的病症，使他胃口大减，睡眠很差，常感精力不足。
他记起去年金登干曾从国内寄来一种防止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天花的特效药，对风湿和头痛也有疗效，就让夫人找出来。金登干告诉他，风湿和头痛病的病根在胃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他介绍这种药的用法，医治头痛时把大块的膏药敷在颈背上，医治风湿症，把小块的膏药涂在痛处，戴上护胸，这种膏药就像压力泵，会加速血液循环。对付风湿，金登干还建议用威士忌和热柠檬每天早晨涂用。如果戴上护胸一两天就感到恶心，那就是见了疗效，这时用热柠檬水就可以祛除病痛，彻底根除之。他说他自己就是用这种膏药和护胸治好了左腿落下的风湿病的。金登干还教过他一个医治失眠的法子。上床睡觉前，先把两条腿直到齐膝盖处在热盐水中浸泡一刻钟，然后把膏药涂在两脚上，戴着护胸躺在床上，“这样您就可以像儿童一样入睡了。”他试了一下，这方法还真管用。但时间一长，好像也不怎么灵了。长长的夏天，一到家他就往身上涂满药膏，戴上护胸，总司大人的房间里成天飘荡着柠檬汁混合着浓烈的药膏的气味，让夫人和孩子们都望而却步。
7月，英国公使馆秘书格维讷到达汉口，和李瀚章进行了几次晤谈。李大人受命担任钦差大臣，却塞给他一个外国人监督调查，心里老大的不爽快，也就敷衍了事，只是拖着耗着。
不紧不慢地拖到这年秋天。11月初，中英双方组成的调查使团才慢腾腾地离开汉口，取道重庆上溯扬子江，1876年3月6日到达云南府后，再于3月25日起程，于5月3日到达腾越厅，然后再前往缅甸八莫。格维讷于3月20日向北京的上司发出了有关此案处理的一份报告，报告称：钦差大臣到达云南府后，把一名下级军官判定有罪，砍了脑壳，十三名当地居民遭到逮捕和审讯。可是他们不懂起诉的语言。另外，“他们的表情也不像是已经承认应处死刑的犯人”。
这份报告让威妥玛觉得受到了戏弄，“我们的各种努力，还没有让真正应该为袭击和谋杀事件负责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声称，必须惩办涉及滇案的所有军政官员，甚至包括总督岑毓英本人。他甚至跑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表示对云南事件调查结果的不满。在一份给恭亲王的信函中，他更是对岑毓英提出了直接指控，认为他要为此一事件负全部责任。
为了安抚公使大人，朝廷只得下令，把腾越厅参将李珍国、同知吴启亮等人即行捕拿，等候审查。没有把岑毓英送上审判台，威妥玛还是不满意。6月16日，谈判再次中断，威妥玛重施故伎，以绝交相威胁，再次率领使馆随员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他这已是第三次这么做了。文祥连惊带累，病得起不了床，赫德起先还误会他的老朋友以装病为由逃避这桩棘手的交锋，却没想到几天后就接到了文祥去世的讣告。形势突转，赫德觉得，这来到中国的第二十三个夏天是一生中最黑暗的夏天了。
他早就预言，要是威妥玛不让步，执意要按照他自己的方案来解决争端的话，只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能劝告威妥玛在索取好处的同时适当做出让步吗？威妥玛的刚愎自用比起他以前的对手李泰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要他让步如同割肉。那么，能不能劝告总理衙门大大方方接受对方条件？恭亲王领导下的总理衙门从来不是大方的，更不会在关键的时候示弱。更危险的是，这样做他就可能失去中国人的信任，让恭亲王认为他是威妥玛他们一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