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番话把他噎得够呛。好几天，他都灰蔫蔫的，打不起精神来。埃薇和我，我们做的事总是一次次地违背他的意愿。有时看着他落寞的神情我真的心软了，想与他和解算了。但内心里暗暗有个声音告诫我，不能示弱，不能向他低头，他毁了你的幸福，你就要让他受尽煎熬。
“我不与他争辩，不与他谈论我的感情生活。中国人的智慧教会了我什么叫柔能克刚，什么叫绵里藏针。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在总税务司寓所里，看书，学中文，拉小提琴，兴致来了一个人跑出去骑马兜风。看上去我活得没心没肺，可是对吉尔森小姐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我与她不相见已半年多了。这半年她是怎么过的？她会不会爱上别的男人了？思念就像一枚刺，扎进了我心脏的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毫无预兆地发作起来，让我万念俱灰，疼痛莫名，连死的心思都有了。
“可怜的父亲，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场不见硝烟的父子战争，胜券操于我手中。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我的手里拿着一副同花大牌，和一张最大的王牌，而他所有的努力，就是试图阻止我做成一手同花牌，或者打出那张最大的王牌来。他当然阻止不了。进入冬季，他几乎一直在生病。他再也没有了当上了贵族的兴奋劲，他的情绪和健康都陷入了低潮，长久不退的高烧和头痛使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治疗一直不见效果，朝廷出于对大臣的体恤，派来过两个御医，他们那套古怪的医疗方法几乎让他疑心遇上了两个骗子。出于对一道陪同前来探视的总理衙门官员的尊重，父亲才没有把他们赶走。他挣扎着病体起来，说他没病，只是累了，多躺几日就会好。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这次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已经不是十多年前我离开中国时那样的精力充沛了，他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病包围着。当然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是我。我对布赖顿还那么留恋，对那个他讨厌至极的姑娘还那样念念不忘，这真让他伤透了心。在他看来，盲目的爱情蒙上了我的眼睛，我要毁了，而他所有的努力也都白费劲了。
“我身上的冲动、敏感，有时的神经质，的确与父亲如出一辙。这种气息你身上也有，你一进来我就闻出来了。其实我的洒脱是表面上的。你想想，一个人和情人处于天各一方的长久别离中，我真的能做得那么轻松吗？我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啊。再说，我也不想在父亲面前示弱，让他看我笑话。我本来以为这场父子战争中我会是最后的赢家，但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和1894年的初春一同到来的是空气中嚣动着的不安气息，我隐隐约约听说了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冲突的消息。父亲的身体刚有了点起色，可在家的时间却又很少了，我知道他又在施展外交家的手段奔走，请外国政府出面斡旋，帮助购买军火，等等。他和伦敦的电报往来又频繁起来。为了保住他在中国的位子他必须这么做。有时他一整个通宵都不合眼，天亮了还要去各国使馆谈事。长时间坐着工作，他的腰部风湿痛越来越厉害了，有时痛得整个身子都像煮熟的虾一样蜷缩了起来。他发明了一个站着工作的方法，请人打制了一个木头台子，高度正好他站立时把两肘撑在台子上。
“就在这时候，从国内传来了我的未婚妻有可能移情别恋的传闻，说她有可能要与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订婚。我小心翼翼伪装了那么久的情感面具终于给打碎了，我一下子崩溃了，我失眠，头疼，发烧，晕眩，吃下什么都呕吐出来。但我还是摇晃着身子在大雨中策马狂奔，像一个疯子一样大声呼喊我的姑娘的名字。爱情的症状就是发烧对吗？我说，我要回国去，我要去找我的未婚妻，我要和她在今年就结婚。
“那么多天我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发高烧，说胡话，满脑子幻觉。有时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未婚妻手持鲜花在天国向我招手。她死了吗？要是死后就能到她身边，就这样死去也不错。自从‘大法官法庭诉讼’以来，我有过好几次神经质的发作，父亲担心这病发展成为脑膜炎，他请来了他的一个医生朋友为我诊治。我听到病床边他对医生的倾诉，就好像病着的是他，而不是我。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没有丝毫愧疚之心，这真让我愤怒。
“‘他就要毁了，他这是真正的陷入情网了……’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他的所作所为证明我的打算完全错误……’
“‘过去十二个月来，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非常苦恼和忧虑，爱情毁掉了他的学业，而婚姻又将使他事业一无成就……’
“‘他会自食其果的，我宁愿挡住他往下滑也绝不愿往下推他……’
“‘那么年轻就结婚，又没有自己的财产，而且女方可能是出于不纯的动机而非出于爱情。这个痴情的家伙，太伤我的心了……’
“‘我未能按照这个孩子应走的道路把他培养成人，一想到我的一切努力都被证明为毫无价值，这真让人发狂，可是人各有命……’
“医生在一旁劝他，要挽救这个年轻人的健康、智力和生命，就只有作出让步，让他按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他要总税务司不要太固执，儿子已经长大，就不能老是把他当孩子去对待了，更不能让怨恨在父子之间滋长。医生说，在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您必须在祝福和咒骂之间作出一个选择。而且据我的观察，这个孩子的病，加上他的敏感气质，任何失意事都可能把他彻底击垮。
“‘老婆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他当然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谋求他以为的幸福生活。如果他们结了婚还得依靠别人，过着不富裕的生活，他们会后悔的。在他现在这个年纪我能做的就是给他有益的忠告。’
“看来医生的话把他吓得不轻。他打电报给金登干和霍金司先生，托他们暗暗调查吉尔森小姐的为人。尽管我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兴，但比起他以前对我情感生活的漠视，这至少表明他正式面对此事了。有一天，大概他收到金登干他们的报告了，他这样问我：她真的很活泼、很吸引人吗？听说这个姑娘很固执，为所欲为，父母之命对她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是这样吗？他还说，我听说那个姑娘还在等你，她要与一个牧师的儿子订婚的消息是谣传，如果真是这
样，这至少表明她的坚贞，可能比你另娶一个年轻小姐要更好一些！
“在我的再三抗议下，他终于答应停止这有辱人格的秘密调查。他给金登干起草了一封电报，低声下气地问我对这样的措辞是否满意：对于那位年轻小姐不要再调查了，如果我要她做儿媳，我就不愿意设想有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盯她的梢……
“他对我说，你已经到了定型的年龄，按自己的方式去寻找幸福吧，当然也有不幸福的可能性，但总比听从我而不幸福为好。我想我还是应该祝福你，我的孩子。想一切办法结婚吧，我不反对，我会承认这桩婚事。但是如果你由于渴望结婚而不接受我关于你生活和工作的忠告的话，我会把你交给你未来的岳父，让他为你安排前途。
“这个老家伙终于向我低头了！不管他的语气里有多少威胁的成分，不管将来怎样，在这件事上，起码我是暂时胜利了。说穿了，也没有别的特别的手段，就是用自我毁灭来对付他。因为不管我是不是按他的意愿去做，我都是他的儿子！我是赖上他了，他也是心甘情愿地让我赖着，哪怕我给他看脸色，发脾气，让他受那么大的打击。过几天我就要去天津搭乘回国的邮轮了，我心已经飞向了她，我的姑娘！当然，我还会回中国的，带着我的妻子一起来，我希望到时候能够把她介绍给你认识……”
第二年春天，赫承先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到了中国。我去看他，见到了他妻子，的确是个美人儿，只是脸色苍白，显得有些憔悴。
赫承先说，因为路途劳累，再加上中日战争尚未完全停火的流言受到了惊吓，他们刚从大沽码头下船，他夫人就流产了。
“我们住在天津城简陋的客栈里，给父亲打电报，父亲有事走不开，派了跟随他多年的一个老仆赶到天津来照应我们。等到她身体好了些，我们就动身前往京城。我的妻子给父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在音乐上的造诣更对父亲的胃口。他这样评价我的妻子，举止端庄，恬静，不苟言笑，很讨人喜欢，还说我的妻子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好的方面。我暗暗发笑，早知道这样，他当初何必这么急着反对我的婚姻呢。这场发生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战争也太荒唐了。”
我说：“你妻子身体不太好，你又何必这么急着回中国呢？等她生下了孩子再来也不迟嘛。”
赫承先说：“尽管父亲无奈之下同意了我的婚事，但母亲还是没同意，我们是违抗母命结的婚，婚后我们与她也是互不理睬。再说我需要找到一个工作来养活我的妻子，除了中国我还能去哪儿呢？”
从赫承先的叙述中我知道，去年8月他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的三天里，意外地与从瑞士回来的未婚妻重逢了。吉尔森小姐把过去一年间的日记全给他看了，他这才知道，这一年里，她也被思念煎熬。两人抱头痛哭一场，他作出了决定，不再去牛津大学完成学业，而是尽快和她结婚，婚后即返回中国，把中国海关作为他事业的开始。
他们去拜访了金登干，吉尔森小姐的漂亮与能干完全把金登干的女儿路易莎迷住了，连金登干也不得不承认这对年轻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拆开他们简直是对上帝犯下罪过。金登干担心的是，他母亲赫斯特·简还会继续阻挠婚事。不过他让赫承先别着急，他会和霍金司先生前去做通这个固执母亲的工作。
他们告诉赫德夫人，如果对这件婚姻采取任何阻挠，都会对她儿子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赫承先尚未成年的时候，阻挠是正确而恰当的，但如今他已成年，就不能再那么做了，如果试图拆开他们，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让赫承先的健康与生命处于不可挽回的危险之中。两人鼓动如簧巧舌，连哄带吓，终于说服赫德夫人不再干涉他们的终身大事。但她也表示，自己不会出席儿子的婚礼。得知了母亲的态度，赫承先即刻给北京发去一电：我认为最好是我退学牛津，选择海关为职业，立即结婚并携妻赴华。但医生提出了警告，说考虑到他的心脏状况，年内还是以不结婚为好。
刚刚过去的1894年夏秋季节，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黄海一战中一败涂地，数万日本军队正越过鸭绿江步步进逼，北京的大小官吏们斗志全无，军机大臣们除了相对哭泣不会干别的。海军战败的消息传来，京城下了一场大雨，我亲眼看到绿营的炮兵把大炮放在大街上，让它陷在泥辙里，他们则远远地跑到茶楼去躲雨。看到这一幕我就知道这个国家完了。在这样的时候，赫承先提出要到北京来，自然不会得到允准。因为如果战争捣毁了中国海关，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那些日子我们的父亲心里肯定非常不畅快。到中国近四十年，担任总税务司近三十年，他为之服务的帝国竟变得如此脆弱、如此无助，最宝贝的一个儿子又那么执拗那么自行其是，他的心情能好吗？但与即将倾覆的龙廷相比，与外交斡旋、军火采购这些要务相比，儿子的这些事又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他接受了金登干的建议，同意赫承先正式订婚，同意他在海关伦敦办事处任职，但在得到他的允许前，不得前往中国。
赫承先说，他是在去年圣诞前十日去布赖顿结婚的。他和母亲之间的裂缝，直到那时也没有弥合。婚礼前，金登干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让赫斯特·简参加儿子的婚礼。他先对赫承先讲了一大通母爱与子女责任的大道理，要他再去请一回母亲，但沉浸在幸福中的年轻人对他的话充耳不闻，言语中还对母亲充满了怨气和责怪。在金登干再三敦促之下，蜜月中的赫承先夫妇去了一趟卡多根广场，但他母亲坚决拒绝见他们。这时中日和局已定，这对年轻夫妇得到了去中国的允许，于是赫承先给他母亲留下一封冰冷冷的信就动身前往中国了。
父亲把赫承先留在身边，安排了一个总税务司署文案的职位。但因为不懂中文，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的工作并不是很顺利。总署曾经想把他派到某个南方口岸城市担任税务司，但出于健康方面的担心，任命最终没有下达。这次回中国后，赫承先一直在生病，他的身体好像在与未婚妻分别的一年里被思念彻底蚀空了。
1896年春天，山西南部发生旱灾。约书亚牧师认为这是一个发展教徒的好机会，于是购买了一些粮食，从官方搞到了通行证，并决定带我一同前往赈灾兼传教。那时我听说，赫承先的心脏病犯得愈加厉害了，父亲甚至打算放下工作，亲自把他护送回英国去。
离开北京前，我想我应该再去见他一面。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可能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了。
就在那天，我见到了那个一直被我记恨着的男人，我的父亲。
当时我告别赫承先出来，他正好从一辆刚刚驶达的马车上下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的神态疲惫不堪，额发稀疏，鬓边的几缕碎发像污脏的雪一样灰白。天气已渐渐转暖，他还穿着一件双排扣的短大衣。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有六十二岁了。
可能车身有些高，也可能他下车时太匆忙了，他一下车，就歪了一下身子差点摔倒。我跨前一步搀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