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之后，巡抚毓贤上奏朝廷请功，说他巧施一计，将洋人悉数捕获，用铁链锁住，在署衙内处决，只有一个洋女子被割去乳房后逃走，躲于城墙下，待发现时已死去多时，云云。
这是北中国最酷热的季节，太阳从早到晚挂在天空，如同一颗随时要引爆的炸弹。
逃出太原城十余天后，我来到河北地界。长途惊惶奔走，我满脸尘土，衣衫褴褛，如同一个乞丐般狼狈。
沿途不时遇上潮涌般的难民，有的肩挑手提，有的推着独轮车，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急急奔逃。从北京方向传来的谣言每天都有。有的说义和团已经请来八百万天兵天将，聚集在公使馆顽抗的几百名外国人已全都被消灭了。也有的说联军已经在大沽口登陆，正沿着白河向京师进发，慈禧老佛爷眼看京城不保，正准备携光绪皇帝和一干大臣“西狩”——向西撤退。
天津，这个我们当初出发时的城市已被联军占领。尽管还有零星的枪声响起，但这个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城市上空已经飘扬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旗帜。这些占领者中，有戴着尖顶帽的德国兵，帽子上插着羽饰的意大利狙击兵，像农场主一样戴着大毡帽的美国兵，扎着宽宽头巾的印度骑兵（他们听从英国皇家海军的指挥），还有眼神淫邪的小个子日本兵。
一些逃走的难民又陆续回来了。他们在布满瓦砾碎片的大街上，在大火烧过后的灰烬中支起露天货摊，向士兵们出售那些从废墟中捡来的彩瓷花瓶、丝绸长袍和皮裘衣服。在直隶总督府门前，贴墙站着一排戴枷的中国人，几个值勤的士兵站在两头龇牙咧嘴的石兽旁边，荷枪实弹地看着他们。那些摆货摊的中国人说，这些被俘虏的义和团，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他们说这话时的麻木表情让我吃惊。
本来，我已从联军指挥部搞到了一张从天津直接去欧洲的船票。只要船一驶入大海，这个混乱中到处都在流血的国家就会远远地被抛到身后，成为一个记忆了。是啊，我为什么要死守着这艘正在沉没的大船，直到把自己搭进去？但在即将登船的一刻我放弃了。我决定去北京，去找那个叫罗伯特·赫德的老人，我的生身之父。有人看见过他还活着，也有人告诉我，他死了。我不管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一定要找到他。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一个人死后如果没有子女给他装殓，那么他就永远只是个孤魂野鬼，不得超度。要是他真的死在了北京，我也要把他从瓦砾堆中挖出来，按他活着时最喜欢的样子收拾干净，把他风风光光地送回老家去。
这是我为他惟一能做的事了。
听了我的话，凯斯利将军脸上露出了吃惊的神色。“你从血堆中爬了出来，还有勇气重返那个地狱？”他说联军正在陆续集结，准备沿着白河和正在抢修的铁路线向鞑靼城进攻，让我跟着他们总部一起行动。
“现在是我们教训这帮野蛮人的时候了！我敢保证，到不了8月中旬，我就可以坐在北京的城门上请牧师您喝威士忌了。”
我拒绝了将军的邀请，坚持要单独前往北京。义和团大肆杀戮，手上沾了那么多传教士的血，惩罚他们是应该的。但八国联合起来对付一个主权国家，还要把人家的京城攻下来，这又岂是文明人所为？让我跟着一帮侵略军和他们的大炮刺刀一起进入北京城，这就像让我自己打自己耳光一样。
当然这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请求将军开给我一张证明我身份的路条，让沿途军队不要骚扰我这个孤独的旅人。将军答应了。
白河两岸是一望无垠的高粱地，高粱还未熟，却有好多被践踏折断了。河边的芦苇丛中，时时可以见到胀得鼓鼓的死人的肚皮。到了傍晚时分，所有分散的光线聚集在水面上，河流变得像一面平滑的镜子，映射着日暮的昏黄，河边的芦苇、高粱地和柳树黑压压的倒影间的亮光显得更加诡谲。到处都是尸臭味，我好像行走在了地狱的边缘。“我看到了地狱的火焰。”我想起了约书亚牧师说过的话。
在河边的滩地上，有时会遇到意大利或者哥萨克的骑兵在试骑作战中缴获的马匹，他们纵马疾驰，像疯子一样狂野地大叫着。看过路条后，他们又风一般跑远。
在廊坊附近的一个铁路小站，看来义和团和联军刚刚爆发过一场激战。到处是废弃的作战物资、布满弹坑的工事掩体、断肢、污黑的血迹、拧得像麻花一样的铁轨、炸烂了的车厢。挟着尸臭味的热风，吹着废墟上污脏的几面破旗，它们有的靠在一截断墙上，有的就插在尸体堆里。奇怪的是面对那么多死尸，我竟然没有恐惧。
但在某一天经过一个无名小镇时，恐惧突然攫住了我。那个小镇已被炮火摧毁，我进入时空无一人。我先踏上的是一条铺满瓷器碎片的大街，可能路边的一家货栈是出售瓷器的，正好被炮弹击中，这些珍贵的彩绘瓷器全都给炸碎了，混杂其间的还有尸骸碎片和毛发。在那家货栈的深处，一条幽深的过道连接着的是一个很气派的庭院，庭院有月洞门和回廊，中间还有修着假山的一个小水池，在被岁月侵蚀了的青灰色的院墙下，紫薇、翠绿的葡萄藤、粉红的石竹这些无人照料的植物愉快地疯长着，蔓过了小径。但当我再往前走时，我看到玫瑰红的牵牛花下掩藏着一具女尸，上面的棚架却那么优雅地绽放着，就像一个大花环。就在那一刻我心里一凛，看清了这庭院里所有的物事：开膛破肚的箱子，凌乱的抽屉，血迹斑斑的戏服，满是血污的中国女人的小鞋子，扔得到处都是的砍下来的人头、手腿和一团团水草般的头发。
这天傍晚来到通州城下时，我并没有看清黑色城墙上设有义和团的岗哨。天色昏暗，他们也把我当做回城的百姓放了进来。然后我看到黑黢黢的墙根下，集结着上百匹战马，一些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在城墙的箭垛上架设土枪土炮，看来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我被派去和城里的百姓一起去河边修筑工事。我想逃跑，但他们看管得很紧，我只得放弃。解手时，我把凯斯利将军开的路条撕碎吞了下去。
抵挡不住联军的猛烈炮火，溃散的义和团裹挟着部分百姓，趁着一个雨夜从北门突围而出。那晚的雨越下越大，马蹄都陷在了煤黑的尘土中。我夹杂在乌黑的人群中，也像一滴污脏的水一样身不由己地奔逃。
溃军一路向西，又向北行，离北京越来越远了。凌乱的队伍里有人高声叫骂，骂朝廷背信弃义，不光八国联军在后面追着，清军也见着义和团就杀。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联军于8月中旬的一个凌晨攻破了北京坚固的城墙，太后带着皇上从皇宫北门出逃，逃亡方向据说是我刚从那边逃回的山西太原。
我有点后悔拒绝凯斯利将军的好意邀请了。如果我跟随联军指挥部一起前进，这会儿应该是进了北京城了。我不知道被围在公使馆里的罗伯特·赫德和他的海关属员们，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也不知道，我夹在这群乌合之众中要奔逃到几时，最终是死于联军的枪弹还是清军的枪矛。
仓皇奔逃的间隙中，在沿途经过的一个个废弃的村庄里，或者是坐下来喘息的土坎上，只要一得着空，我就拿一截铅笔在纸上涂抹，开始写我和我父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