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作为约书亚牧师的助手，跟着他走遍了山西全省的一百多个县，为民众布道，主持圣餐仪式。我曾和牧师探讨过，在利用科学满足人类需要这方面，近代欧洲比东方远远走在了前面，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单纯的布道收获不大，我们可以向官员和学者做一些演讲，让他们对科学发明感兴趣，告诉他们上帝的力量就蕴藏在自然中，然后指给他们一条路，教会他们如何运用这份力量为同胞谋福利。
牧师认为我的设想不错。既然直接到达上帝那儿关山重重，何不找一块跳板来试试呢。只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阅读到欧洲最新出版的科学书籍，采购到最先进的仪器。我们把身上的每一文钱都花在了购买书籍和仪器上。我们穿的是最便宜的土布，吃的是再粗糙不过的饭菜。我们从欧洲订购了天文学、电学、光学、地理学、工程学、医学的种种书籍，
买来的仪器里有望远镜、分光镜、显微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电流表，还有一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我们还订购了一套照相器材。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做过电学的讲演、蒸汽机的讲演、光的奇迹的讲演、哥白尼天文学说的讲演。到讲演的结束部分我们总是会指出，这一切都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力量，它藏在自然的深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就只能像牛马一样生活，像牛马一样吃苦。
这些讲演都很受欢迎，听讲的学者和官员们还会和我们一起讨论。在省城太原，巡抚把我们请到一家戏院里给几百名候补官员做过一次讲演。那一次，有一个听众跟我们辩论，坚持说他看到过真的龙，在高山上的云层里游动。我向他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闪电，是两块云团碰撞激起的电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成了雨。类似这样的辩论总是让牧师兴致盎然。
一座座高大的哥特式教堂在许多县城和村庄建了起来。这些新式建筑有着长长的砖石围墙，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平原的村居民舍之上，就像一座座通向天国的路标。同时修建起来的还有修道院、育婴堂等。牧师的身体已大不如前，疾病和劳累蚀空了他的身子，和他走在一起，我都能听到风穿过他的骨架的呼呼声。可是只要他一登上布道的讲坛，他的两眼就炯炯燃烧着，好像就算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块顽石也可以洞穿。
这是我们在山西传教的最辉煌的时代，但这辉煌很快就要过去了。1900年，由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演变而成的义和团，从山东、河北蔓延到了山西。从太谷、寿阳到省城太原，到处都有义和团的拳坛，贴满了招募童男童女教练神拳的招贴。义和团成员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一根红布带，徜徉过市，一见到有不入眼的就破口大骂拔刀相向。对抓到的牧师与教民，他们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判决罪人的生死，就是焚烧一种黄裱纸。如果纸灰升天，此人免死，如果落地，立即处死。全省的教堂都遭到了洗劫，神父和教徒大批被杀，教会财产被掠夺一空。
我不明白，山西民众向来温顺，重利也重义，怎么突然之间会变得如此暴戾？约书亚牧师说，实在是多年来方济各会吸收的教民良莠不齐，依托教会势力做出横行乡里的事，百姓向来敢怒不敢言，义和团一来，积怨暴发，他们自然把与教民之间的旧账一股脑儿记到了教会头上。
这年夏天，山东巡抚毓贤转任山西，给了我们在山西的传教事业致命的一击。此人在山东曹州知府任上就以庇护义和团出名，正是他说服慈禧太后拳民可用，使得义和团在官方的暧昧态度下从山东蔓延到了整个华北，他本人也由知府而藩司而巡抚屡获升迁。得知毓贤任山西巡抚，各国公使就料到了在山西的传教士凶多吉少，准备把他们招回。有消息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曾与毓贤联络，以五万大洋的赎金，要求把太原之东寿阳县的两位教士连同他们的妻儿共四人送到上海，毓贤拒绝了。他到了山西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火执仗焚烧了寿阳县教堂。大火中，一些女教士抱着孩子冲出教堂，也被毓贤唆使手下重又掷回噬人的大火。
这只是大屠杀的序幕，更骇人听闻的暴行还在后头。庚子教案中最残暴的一场屠戮就在毓贤到达省城后的次日上演了。
这一天，太原城中的所有外国传教士都接到了巡抚衙门的命令，要在午时一刻前全都集中到铁路公所，接受官兵的保护，“否则本巡抚将不负其生命安全之责”。
“我们逃吧。”我对牧师说。
“此刻全城戒严，城门已关，往哪儿逃去？抗拒命令，那些拳匪更有理由举起屠刀。”
“可是此番去铁路公所，无异自投罗网啊！”
“末日的号角已经吹响，我已经看见了地狱的烈火，我这把老骨头就在此地殉身于上帝吧！”牧师找出一套中国仆人的衣服，要我穿上。“你快走吧，你长得像中国人，穿上这身衣服他们认不出你，找个可靠的教友家先躲躲，等到戒严过后就逃出城去。”“不，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泪流满面。
牧师扳过我的额头吻了一下，“记得我以前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必得在黑暗里一跃。只要有一线生机，你就要活着。大洪水过去后，我们的事业在这块土地上还将继续，你就是我们留下的种子。”
“只要我逃出生天，我就在北京等你吧。”
“不，不能去北京了，北京的局势比这里可能更糟，义和团正在攻打公使馆，我估计，此时北京的外国人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你去天津找联军帮助，先回国去吧。”
牧师什么也没有带，只把那本袖珍本的《圣经》插进口袋里，就要跨出门去。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怆击中了我，我抱住了他还没有迈动的另一只脚。牧师顿了顿，手插进我蓬松的头发里摩挲着。我的脸接住了落下的一滴冰凉。
“孩子，让我走。”
牧师头也不回地走到街上，汇到了街上的那支外国传教士队伍里。那是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被官兵用铁链锁在一起，扶老携幼，足足有两百多人。没有一个人高唱圣歌礼赞上帝，也没有一个孩子哭出声来。他们的脸上是一种过分的恭谨与谦卑。一种可怕的静穆，伴随着他们死气沉沉的沙沙的脚步声向铁路公所走去。街上行人绝迹，每家每户都关门落闩，门缝和纸糊的窗纸后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
几天后，在城中一个教友的家里，我得知了约书亚牧师血溅公堂的噩耗。他在巡抚衙门大堂上被毓贤一剑砍在颈上，当场身首异处。那些衙役和亲兵看着这些引颈待戮的教士们还不忍动手，毓贤一剑杀死约书亚牧师后，整个大堂里顿时手起刀落一片血光。不一会儿，百十名教士、妇女、儿童全都被剁成了肉酱。
据衙门里传出的消息，毓贤这次在巡抚大堂杀的教士共计有一百一十五人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