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的，他都跟了我八年了，想不到竟是一个密探！”李泰国气呼呼地说。父亲说：“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即便此人真是一个密探，我们也不能开除他。”“他竟然把我叫做夷，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李泰国叫了起来。父亲微微地笑了：“这是这个国家的人称呼外国人所用的一个正当字眼，我看没必要大惊小怪。”
约定会谈的日期又到了。父亲早早赶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署的常值大臣文祥、恒祺、崇纶、董恂都在座。不一会儿，薛焕也来了。下午三点，李泰国坐轿到达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听差们在大门口把他拦住，并大声吆喝着要他下轿。“哪一国的人？”一个章京出去解释了一番，才见李泰国通红着脸进来了。他显然认为，这是总理衙门在故意刁难自己。
这天的会谈，主要是听李泰国解释他与阿思本上校的合同。在解释过程中，李显得很不合作，他的态度既不情愿，也不善意。文祥听了一会就生气地站了起来，说：“如果你说舰上不得用中国军官，那我得说我确实怀疑你，你必定是对我们的兵权有某种不轨的图谋！”
父亲打了圆场，李泰国才稍微仔细地和他们商谈了合同细节。有人端上笔砚，董恂边听边记，用他一手漂亮的书法就各条款写出一些批注。
讨论到舰队的指挥权问题，薛焕说：“我要再次向李泰国先生重申我们的主张，阿思本必须受督抚的调度，款项提供的方式，也必须听我们的。”
李泰国立即说，他绝不同意薛大人说的第一点，至于第二点，也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即把税款交到一家他指定的外国银行。文祥说：“请总司大人听一听恭亲王今天上午所说的话吧。恭亲王说，您李泰国先生坚持许许多多的要求，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他很想知道，您是否允许他本人就此事讲一点点，就讲几句？”
李泰国打断他说：“我必须掌握这笔款项，否则，我不放心。”他几乎是用喊叫的力气说出这番话：“让我自行其是，不要提任何问题，你们应该完全相信我，这样你们就会一切都好！”会场沉默了下来，大臣们全都绷紧了脸，一声不吭，只有摇扇子的声音，一只偶尔闯入的苍蝇的嗡嗡声，间或响起文祥压抑着的一声冷笑。这笑声是否表示他无法再容忍下去了？
薛焕打破僵局说：“关于款项，我会向恭亲王汇报后再作答复。”父亲示意李泰国，舰队的指挥权可以做些让步了，因为不管书面上怎么写，中国当局不会单方面命令阿思本做任何事的，肯定都会与他商量。于是李泰国说，他愿意让一步，只要在款项上满足他的要求，其他事情他都答应。
这天晚上，英国公使馆翻译威妥玛、李泰国和父亲三人共进晚餐。威妥玛走后，李泰国说，他再也不能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无礼待遇了，他将请求到领事馆工作，要不就回国。他极快的语速中时常出现“绝不容忍”、“我要不就不是人”这些狂暴的句子。父亲劝他心平气和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只有双方都让步，事情才能有所进展。父亲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李泰国一开始提的要求显然是荒谬而过分的（当然他也有份）。能够争取到这些要求自然再好不过，但李泰国性格上的缺陷，他的傲慢与恫吓的语气，他的言必称大英，他的以英国公使名义的恫吓，已经使总署对他抱有深深的怀疑和敌意，他不得不全面退却。而总署对自己，好像也颇有责怪之意。
他找到文祥诉苦说：“当你责备我的时候，你认为我就没有困难吗？这件事是由我首倡，现在变成这样子，我实在是太没有面子了。但我要告诉大人您，并希望能通过您转告恭亲王殿下，这些事都是李泰国作的安排，我即使想作些改变，也无能为力，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掌握在我手中的。”文祥安慰说：“亲王殿下什么都明白，请勿多虑，你还是我们的人。”
太阳把北京城内大街小巷晒得满是尘土，一脚踩下去就漫到鞋帮子。偶尔下一场大雨，空气是凉爽不少，却让街上满是水洼，马车驶过就溅起好大一片水花。整个六七月间，父亲几乎天天都奔走在总理衙门的各个大臣间，希望就对舰队事件的处理达成共识。这些会谈，有时李泰国在场，有时不在场。他甚至说动了英国公使卜鲁斯和美国公使蒲安臣[1]先生来斡旋。给人的感觉，他已经从与李泰国共同拟议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为舰队争执问题中李泰国与恭亲王中间转圆场的人。
斡旋一边在进行着，父亲还仍然是恭王府沙龙尊贵的客人。他去喝茶或谈天的次数不是太多，但每次去都受到王爷客气的招待。李泰国就不一样了，整个在京期间他只被王爷召见过一次。李泰国一根筋地坚持着不松口，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恭亲王的冷淡和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敌意，让李泰国在北京待得索然无味。
李泰国急得嘴角烧出了泡。阿思本的舰队已经开到上海，要不要即刻北上，还在等待北京这边的谈判消息。到了6月下旬，事情似乎有了点进展，恭亲王批准了每月由海关支付舰队六万两银子。但李泰国仍不满足，他说，他要求每月九万两，如果少于这个数，他就要把军舰卖掉几艘，付清水手们的工资后解散这支部队。这威胁让文祥非常恼火。李泰国拒绝就此再作讨价还价，
“要么答应，要么拒绝，让恭亲王决定好了。”甩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为此父亲又赶到总署和大臣们通融。文祥说，他也希望这事能早点定下来，这事害得他病了好久都不敢请假，怕被人说成是逃避责任。“在每月六万两以上，亲王最多能给多少？”父亲问。大臣们没有一个人接茬。
“能否张罗到七万五千两呢？”恒祺想了想说：“努力一下，每年八十万两应该没有问题。”李泰国听了汇报，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他嚷嚷了一通，也平静了下来。他提
出，每月的份额是否再增加一些，作为交换，在长江流域作战的戈登的常胜军
[1]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国著名律师、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曾任美驻华公使。
中外国军官都由他来发饷。父亲告诉他，下一轮会谈时可以向总理衙门提出。
谈判拖了那么久，双方都累了。现在看起来有望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6月底的一个上午，父亲和李泰国来到总理衙门，双方都感觉到了轻松的气氛。在花厅等候的时候，父亲把从《笨拙》[1]画报里看来的几个故事拿来跟大臣们逗乐，逗得崇纶和董恂哈哈大笑。崇纶因不久前老年得子被恭维为老风流，照例又被拿来说事。后来话题转到了董恂脑后拖着的那条油光可鉴的长辫子上。董恂讲的一个故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先皇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问我，睡觉时是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呢还是上面？说真的我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一下子张口结舌答不上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觉前特地留意了这事，哪里知道，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或上面都是不可能的，害得我啊，一整夜都没有睡踏实。”
恒祺匆匆赶到，他脸上凝重的气氛让大家都止住了笑。恒祺说，他刚从恭亲王那儿过来，亲王殿下现在怒气冲天，根本听不进话。“我告诉亲王，已经商定每年供给舰队的份额为八十万两。亲王一下子就火了，他指着我鼻子说，既然你们定下了，还来找我做什么？每月超出六万两的其他款项，你就自己找钱去吧！”
恒祺还说：“亲王说了，如果他们愿意支付戈登常胜军的军饷，那就让他们到上海和李鸿章去谈吧。各省的细枝末节都要我亲自去管，还要那些督抚们干什么！”
董恂说：“舰队都快开到家门口了，如果因为处理不好款项，我大清失去这么一支海上劲旅，那实在太可惜啦，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恒祺说：“这事我比你还急呢。”因为明天上午他还要去见亲王，有几个文件要准备，于是便匆忙告辞了。
李泰国坐在那里，这个消息来得如此意外，他整个儿蔫了。这人素来十分骄傲，动不动就倚势压人。他丝毫不相信对方，却要对方无条件地信任他。而且老是要这要那，住要住府邸，出门要轿子。还老是发号施令不与人商量，老是指手画脚开条件，老是与人争吵。归根结底，是他自以为大清不能没有他。恭亲王的强硬态度给了他致命一击：事情并不是他一厢情愿以为的那样，他的算盘打错了。
恭亲王的态度也大出父亲的意料。如果说在这之前出于对上司的忠诚，他一直在支持李泰国，上司的粗暴作风他也含垢忍辱认了。现在事情陷入如此僵局，他觉得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都有必要采取独立的立场了。
[1]《笨拙》(Punch)，英国老牌幽默杂志，1841年在伦敦创刊。
“我该怎么办呢？”离开总署时父亲说了一句。文祥答非所问：“如果跑得太快就会喘不过气来，到达目的地时也就无所作为了。夸父追日，终将渴死。”沉吟良久，父亲也不知这话是说他，还是说李泰国。
第二天，父亲再去总理衙门，得到的消息是，恭亲王听了昨日谈话的报告后说了一句话：“很好，现在就去办，把体制问题解决好了，我再看看钱的问题怎么办。”文祥也表示，他会尽量想办法，每月凑足七万五千两。
这也就是说，恭亲王先前说的每月六万两份额不是板上钉钉的，从征收税款中扣除多少用于舰队费用，不是没有商量的。他好像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觅到了一线阳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舰队争执上的障碍看来可以消除了。那么什么是恭亲王说的“体制”呢？父亲觉得那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照恭亲王的意思，莫不是国家尊严的意思？因为从此前他的激烈反应来看，他担心的也正是李泰国的计划会有损于大清朝的面子。
事实上，亲王已经在作出让步了。谈判就是进退的艺术，那就不能不给他们面子。所以，父亲向李泰国建议，不要再提更多的要求，以免把好不容易有了转机的事情弄糟。对于中方草拟任命一位清军将领为“中方总统”、阿思本被授予顶戴都抚衔为“帮办总统”，统统都答应下来。
李泰国说：“我提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要求，到最终都不得不一一放弃，真是人微言轻啊。我按照与公使先生卜鲁斯爵士商定的方法，一直强硬地对付他们，现在看来真是愚蠢透顶。我在他们的眼里肯定什么都不是了，对此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吗？我刚来的时候，骑的是一匹异乎寻常的高头大马，现在，我骑的怕只是一头小驴子了！”
父亲开始还想着要正告上司，问题的关键是他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国人，和他们同舟共济，而是以一个英国官员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使得他们有了疑心。但父亲怕说了又免不了一场争论，就把这些话生生吞了回去，说：
“中国与欧洲大不相同，地方政府仅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帝国各省的官员，都由京中任命，并可对他们任意撤换。但一旦任命下去了，中央政府就不便对他们处理一方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除非总督或者巡抚提出报告，控告他的下属做了什么，或者监察御史对他们提出弹劾，中央政府才能采取行动。我们要求总署往各省口岸派驻税务监督，虽说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滥用税款，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会引起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甚至动摇帝国的根基，难怪恭亲王在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拒绝我们。”
久盼的雨终于下了。连着下了两天，大街小巷泥泞不堪，城内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积水。因为争执已得到解决，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当儿，李泰国收到了他的妻子从上海寄来的信，说他的家眷患上了霍乱，李泰国急着要赶回上海去，于是催着总署把支款所需的命令缮写出来，这样他就可以没有牵挂地离开北京了。阿思本的舰队已经悉数开到上海，他想尽快把他们带到北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