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问题辨识清楚后，领导力在转型实施中很重要的体现之一是目标的设定。2006年10月，入主福特不久的艾伦给福特全体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描述了对人员、产品和效率的远景预期，他说：“每个人都说生产小型车不挣钱。那好，你更得使出浑身的力气想出如何让它挣钱，因为那就是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在当时情况下这封信无疑显得过分乐观和积极，它传递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如果“乐观”的表现是设立一个相对“高远”的目标，这样的乐观值得所有肩负转型重任的领导者学习。具体而言，改进目标设定后，超过60%甚至更高比例的企业实现或超过了预期目标。
底特律汽车三巨头中，除了福特，另外两家都在2009年滑入破产的窘境。成功的转型应能在保持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解决问题。艾伦对现金流的重视在此获得了回报。通用汽车则正好是个反例，从2007年第4季度开始，其现金及流动性资产持有量一路急剧下滑，直至2009年第1季度积重难返引发破产，必须通过政府救助来脱离困境。各种现金来源的汇总称为“现金跑道”，这条跑道可以通过改善运营现金流、管理资产和股息分红等来获得。领导者只有对自家企业的家底有清楚认识，再辅以商业模式的变革，才能顺畅借现金跑道逃出生天。
要想全面掌握问题企业的状况，必须有完整的信息支持。艾伦在福特推行的每周BPR例会，其出发点正是如此。麦肯锡复苏与转型业务部对多个案例分析发现，成功领导转型的管理者花费在绩效数据评估和回顾上的时间是其他管理者的2.5倍还要多。对细节和数据真实性近乎偏执的关注，使得艾伦能改变管理层的思维方式，直面并解决问题。
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会面临各种挑战，无论是新技术的引入还是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又或许是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甚至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企业困境是一种常态，转型失败的概率很高。高管重视、快速反应、设定远大目标、现金流管理、商业模式转变、绩效管理和思维模式转变是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虽然每个企业各自情况不同，但是一斑窥豹，艾伦·穆拉利在全世界观察者的惊讶目光中，把福特汽车拖出了财务危机的深水，带离了破产边缘，走上了盈利的轨道，创造了一个商界传奇。在课堂上，艾伦务实的作风、独特的领导魅力和Jon Garcia的精彩总结相辅相成，为同学们提供了理解转型领导力和原则的基础。
1小时读懂中国
技术人才大军：引领中国式创新
Jonathan Woetzel，Jeffrey Towson
中国已经准备就绪：源源不断的大学毕业生，不断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公司架构，行之有效的研究流程。而背后的推手——中国的经济要素非常强有力。我们认为，假以时日，品质和创新会自然而然地提高。
这个故事最初登在《纽约时报》上，后来成为乔布斯的经典桥段之一。乔布斯在第一款iPhone上市一个月前，召集管理团队开会说，iPhone需要配玻璃屏，因为塑料屏太容易刮花。乔布斯希望iPhone换成不容易刮花的玻璃屏，在未来4—5周生产之前就换掉。问题是，那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制作玻璃手机屏。
根据报道，乔布斯的一名高管会议之后马上定了飞往深圳的航班。在深圳，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公司已经安排了超过20万名工人准备组装iPhone。深圳有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专业公司，可以满足乔布斯的要求。手机玻璃屏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成本，而是如何精确切割和打磨加硬的玻璃，以及如何在几周之内完成这项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苹果高管收到了一家中国公司对玻璃屏的报价。他很惊讶地发现这家中国公司为赢得订单做足了准备——已经开始安排生产线。公司的中国工程师们搬进了工厂，开始对玻璃做测试（据报道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
这家公司最终赢得了乔布斯的订单。团队开始7天×24小时地做试验。四周后，他们知道了该怎么做。第一批玻璃屏切割打磨，运到富士康已经是半夜了。两天之内，1万台玻璃屏iPhone下线。
总共有20万名中国工人生产第一批iPhone，由8700名中国工程师负责管理。
这个故事可能有些渲染，但有两个要素不容忽视。首先，中国制造业系统的速度、灵活性和智能程度多么令人惊讶。单单靠低成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速度和灵活性更重要。重新设计iPhone屏幕需要快速部署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美国，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 8700名中国工程师监督生产。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纽约时报》该报道称，苹果如果想在美国筹备这支工程师队伍需要9个月时间。而在中国，只需要15天。
这是一个中国的专业技术人才如何影响全球经济的故事。能够以如此快速调动如此之众的专业技术人才，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二十年前，中国制造业以其规模改变世界格局。一夜之间，从鞋类到自行车，价格都比从前便宜很多。低成本的中国制造改变了一个又一个行业。“中国制造”在全世界都是家喻户晓的词。
全球各大企业开始将大规模和低成本的中国制造纳入了其运营体系中。这是没有选择的。如果不这么做，很可能会被选择中国制造的竞争对手打败。
同时，大量和低价的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也是一个改变行业规则的因素。短短几天中国企业就可以组建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团队。这些因素正在开始改变着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如果企业可以低价聘用数万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会对医药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竞争对手在中国建研发中心，拥有上万名技术专家，对你会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中国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开始对行业产生影响，通常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发生，中国的六个大趋势。
要点1：中国教育业的规模非常可观
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无非是有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工作时间可以很长，工资可以很低。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是亚洲“四小龙”出口拉动经济的翻版，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
但是，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自1998年以来，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增加了2—3倍。大学数量翻倍，大学毕业生也从1998年的100万增加到2012年的750万。
前耶鲁校长Richard C. Levin 曾说：“中国的大学扩招规模前所未有。中国大学的规模在十年间就成为全球第一。实际上，中国在世纪之交的高校入学率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美国。”
但是教育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教育质量。总体而言，中国的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在全球经济中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要点2：成本创新是人才资源的首要作用力
提到中国的技术人才，一定有人会说中国人喜欢死记硬背，西方人更有创造力。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但是关于创造力和创新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iPhone”的发明地？答案是近期还不会。我们并没有在中国看到很多原创的创新。更多的是第二代创新，通常被称为成本创新。它是中国技术人才实力的第一个表现。
中国企业对现有产品的改良非常在行——而且产品也越来越便宜。Michael Murphree和Dan Brenitz在合著的“Run of the Red Queen”中说：“中国提供了不需要产品创新就能实现创新的神奇例子。”
这类成本创新对于企业在中国市场扩张非常关键。降低成本可以将产品从如北京的一线城市拓展到收入更低的三线城市。例如，当中国移动开始向农村地区提供低价移动服务后，18个月内用户数增加了1亿。提供更便宜的产品服务是在中国扩大市场和成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