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外形清瘦单薄，不事张扬，喜怒不行于色，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极善察言观色，反应异常敏捷。旧社会环境下，他吃喝嫖赌自然免不了，但也不过分，他一直抽大烟是个瘾君子。若说他有什么艺术爱好，那就是京剧，属于超级发烧友。他娶的姚玉兰就是上海滩的京剧名角，他最后一任老婆孟小冬，是京剧界最有名的女须生，当年跟梅兰芳热恋婚嫁过。孟小冬跟姚玉兰是干姊妹，孟小冬去上海就住他们家，天长日久了俩人有了感情，杜月笙是在临死之前跟她结婚的，其实是为了给她个名分，让她能合理地分得一份家产，因为那个时候结婚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他对什么电影呀舞会呀兴致不大。当时上海重要的体育比赛他也出面，比如说大学生足球比赛呀什么的，他主持开场踢第一脚。杜月笙长袍马褂晃晃荡荡地一个大烟鬼，上去“蹦”地踢一脚球，掌声雷动。
杜月笙当年在上海滩声望极高，他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我曾问过锦江饭店的女老板董竹君，老太太八十多岁了风采不减，看得出年轻时候是个绝代美人。她说当年开锦江饭店时，杜月笙经常去吃饭，因为锦江饭店的川菜做出名来了，吃客人多就要排队，有休息室给来客等待用，她说杜月笙经常坐在那儿等排队。第一次人家说杜老板来了，她也害怕，就赶紧上前去请杜月笙先进去吃饭，说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杜月笙很平易地说：侬勿要客气，伊拉都在等，阿拉也等等，勿客气，勿客气。她说根本看不出杜月笙是黑社会的大拿。有一个邻居想抢占她的铺面闹开了。杜月笙来吃饭的时候，她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说了，杜月笙说好，我晓得这个事体了，侬勿要管了。果然没几天对方就无声无息，再不提这事儿了。那个时候的杜月笙一言九鼎，是上海一个秩序的象征。
○王天兵：他实际上是当时的上海“教父”嘛。
●芦苇：他是个爱唱京剧的“教父”。无奈此人天生的一股浦东腔，唱起京剧来奇腔怪调不伦不类，他却自我陶醉乐此不倦。若是发了水灾旱灾了，在上海举办赈灾义演，他经常粉墨登台演出。看杜老板的戏得多少钱一张票？他很卖座的。据说他的行头很昂贵，理由是我唱得不行，就得弄得花里胡哨点儿抢个眼，反正让来座总有的东西可看。他还和黄金荣一块儿上台，他俩演过京剧里的《盗马》，就是窦尔墩盗马这一折。只见他一身行头金光闪耀，一上台大家就为他和他的行头喝彩，他只要开嗓一唱底下就一片哄笑，他也不在乎。
他和黄金荣票戏，实际上是为了募捐，就像今天歌星义演募捐一样。当时上海“大世界”有个演滑稽剧的演员，学杜月笙用浦东腔唱京剧学得惟妙惟肖，经常在滑稽剧舞台拿他开涮，你们听过杜老板的戏没有？底下说没听过。他就说我给你们来一段，这戏本来怎么唱的，但杜老板唱成什么了，成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小品段子了。“大世界”是黄金荣的势力范围，他们底下几个什么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就不干了，说你******敢损我们杜老板，就把他给抓了起来，给杜月笙一汇报，说这小子竟敢嘲弄老板，非办他不可。杜月笙说把他叫来，那人一进来就“扑通”一跪，杜月笙说，起来起来，听说你在背后学我唱戏？那人赶紧说，不过就是混口饭吃，想哄点儿钱嘛。杜月笙说你唱两句我听听，看你唱得像不像，如果你唱得像了，你就没有骂我，你唱得不像，我还有个说头儿。那人哪里敢唱。杜月笙很通人心，就请那他一起吃饭，跟他海阔天空拉家常。那人觉得杜老板并不可怕了，吃完饭就真的学唱了一段。杜月笙一听，说我就是这么唱戏，学得好学得像，有本事有本事。可是人都有脸嘛，你这样学我出丑，我徒弟自然不高兴，我要是在背后学你，你也会不高兴的。就给他了点儿钱，叫他以后不要唱了。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以后再也不唱了。我们从这件小事儿中可以看出杜月笙为人处世的做派，很是大度体贴。
○王天兵：这种民国人物，身上有股浓郁的市井气，后来这种气息消失了，现在好像又有类似的人物慢慢在萌芽了。除了这些有趣的细枝末节，杜月笙在重大原则问题又是怎样一个人？
●芦苇：他很有民族气节，抗战时他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派。杜月笙当时办了个银行，是个规模一般的中小银行。日本人想拉他出来做上海市市长，许给他高官厚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包括驻军司令去拜访他，许愿说，如果你跟我们合作出面主持上海市，日本方面就给你的银行注入大笔资金，是个天文数字，诱饵很大，但被杜月笙一口拒绝。
当时上海滩帮派里势头最大的有三个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只有张啸林跟日本人合作了。黄金荣听了杜月笙的告诫，杜月笙说咱们若敢跟日本人合作就是“秦桧”，秦桧咱们谁敢当呀？这要遭千世骂名的，光是唾沫星子也把人淹死了，这一步棋是千万不敢走的。后来每次日本人找黄金荣请他出山，他就推说老了病啦不行了，日本人一来就躺床上演苦肉计。
杜月笙在这个问题上和张啸林有很大矛盾的，曾经劝过张啸林，把不能当秦桧的这个道理说给这个老把兄。但张啸林说你别******教训我，当年咱们都是法租界里混出来的，不是给法国人也当过汉奸吗？不是也当过走狗吗？那个时候你咋不说秦桧了。我管******是谁呢，我是有奶便是娘，谁给我喂奶我就认谁。杜月笙看说不通就独自去了重庆。
张啸林之死跟杜月笙有直接关系。张啸林后来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国民党几次组织人暗杀他得不了手，因为他防备太严。他当时身边枪法最好的保镖是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是杜月笙推荐给他的，张啸林怎么也料不到这个人会杀他，因为他和杜月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在江湖上一块混了几十年了。而林部怀杀他明眼人都知道，没有杜月笙点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有规矩的。杜月笙和张啸林是拜把子兄弟，按名分杀他等于杀自己的亲哥哥，这是违反帮会规矩的。后来我在剧本里曾经写到这一段，最后时刻黄金荣追问杜月笙，说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说了，杜月笙，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没有你也没有我的今天，咱们在江湖上这一辈子戏唱完了，该下台也该谢幕了，但是有一件事你得给我说清楚，张啸林到底是谁杀的？你不点头国民党如何能杀他？黄金荣当然知道林怀部是何许人也。杜月笙始终没回话，但是给他跪下，等于默认了。
○王天兵：这一段是真实的，还是你编的？
●芦苇：情节动作是我编的，但问题是真实的。这件事情杜月笙终其一生都无法释然，从江湖规矩来讲，他给谁都无颜交待。青帮尽管到了民国已经弱于党军势力了，但青帮的戒规仍为社会名望德行的依据。杜月笙这个人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是一个讲规矩的人，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愧疚。所以在《杜月笙传》里，这一段是隐约见诸于文字的。
○王天兵：你的《杜月笙》剧本梗概有两点比较有意思，第一你实际上把杜月笙和张啸林兄弟情谊的戏根儿给埋下了，他们是拜把子兄弟，生死之交，但最后杜月笙杀死张啸林，这是很有震撼力。
另外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是你还写了杜月笙对爱情的态度……最开始他是黄金荣的老婆的“药引子”，但临终时，他却对孟小冬说：我现在才知道“爱情”是什么。上海本来就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交汇的地方，这作为结尾很有力量。
●芦苇：杜月笙曾对孟小冬说，我过去对女人只知道喜欢不喜欢，不知道这个爱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只看到美国好莱坞电影里说爱情爱情的。我认识你之后，知道了原来这就叫爱情。中国传统的婚姻过去跟爱情没有关系，在杜月笙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青帮头子成为一个现代人的转变过程，时代的转变也包括了杜月笙这个黑帮大佬的爱情观。
抗战胜利以后，他在政治上很失意的，成了被国民党少壮派排挤和打倒的人物，说他是反动旧势力的代表，而且挑头儿干的就是他的门徒吴绍澍，当过上海市党部头目，后来杜月笙把他挤走了。他是叛师了，杜月笙的门徒曾扬言要杀掉他。
○王天兵：这么复杂的背景你的剧本是如何涵盖的？你用电影而不是用长篇小说来表现，你选中了他生活中的哪几段来展现他？
●芦苇：当然要挑他每一个阶段里面最具有戏剧性和最具有人物命运转化的内容来做文章。
比如说，如何表现青年杜月笙跟张啸林在十六码头取得控制权的场面，他们一出场如何交待他们的身份，他们俩的友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杜月笙这个人小的时候伶牙俐齿，人见人爱。他的舅舅却看不上他，觉得他不务正业，净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他的外号叫“水果阿生”，是卖水果出身的，削梨又快又好，削完之后还不见痕迹，手一转一拎，一个白梨就出来了。他跑码头、跑妓院、摆摊儿，哪儿能卖梨他就往哪儿跑。他跟张啸林认识以后，有一次为争夺码头控制权跟另一拨人打起来了。张啸林差点儿被打死，是杜月笙把他背回来的。这个事件在戏剧上讲的是第一次冲突的失败。他把张啸林背回来后，给他看病，把张啸林当亲爹一样伺候着，熬药、上药，大冬天光个膀子、手里拎着一包药回来了，他把自己身上的袍子给卖掉了。
他的事情很多，必须筛选最能代表他的、最有看头的、最有戏剧性的典型事件来作为他的舞台，让他去表演。
○王天兵：了解了杜月笙这么多背景之后，你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是怎样决定类型的？
●芦苇：因为它的跨度很长，所以类型定位是黑帮史诗片。杜月笙是清末到上海来闯混的，然后是民初、北洋时期，这是他发家的阶段，然后就是抗战时期，最后是国共决战时期。
○王天兵：你把提纲给了陈凯歌，他怎么说？
●芦苇：他没表态，只是说希望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能把它拍了。
○王天兵：有生之年，这话等于没说。
●芦苇：他说缺少对杜月笙新的发现。
○王天兵：你觉得他说得对吗？
●芦苇：要害不在此处。要害是还原杜月笙的本来庐山真面目。凯歌电影屡拍屡败的毛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最易矫情虚妄。他忘了即使《霸王别姬》这般风格华丽的电影，其撼人力量是来自真实的市井人性，而非“新的发现”。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活着》
○王天兵：接着你改编了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等待》。这个小说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你所崇拜的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曾连续七次被提名但都未能获得此奖，可见这个小说的水准。《等待》讲的是中国“****”前后，军医孔林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和自己的农村妻子离婚的故事，最后他虽然娶到了自己的情人吴曼娜，但却失去了爱的能力。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却总觉得这个故事仿佛是《活着》的续篇。
●芦苇：一点儿没错。我再强调一次，这是一部“真实”的小说。
○王天兵：那在谈论《等待》前，咱们倒回去谈谈《活着》吧。首先，小说《活着》的主人公是农民，而在电影《活着》中，主人公却是城镇平民。你为什么这样修改？
●芦苇：这是张艺谋的想法，一方面因为他刚刚拍了两部农民电影……《菊豆》和《秋菊打官司》，想换换戏路子；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城市居民，想利用自己的阅历表现一下这个阶层人的真实生活。
我和艺谋其实在《活着》之前已经就开始合作了。有一次，大概在1990年或是1991年过春节的时候，张艺谋到我家来待了一晚上，他听曹久平说我在1989年拍了一批有关陕西关中皮影艺人的生活纪录片，他一看就上瘾，人都不走了，我们俩谈了一晚上。他看了以后说：呦，我们陕西的民间艺术家这么富于激情，这么生动而富于表现力，可外面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我们要拍就拍这个。那时候艺谋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但他拍完《菊豆》以后处境不太妙，说能不能拍一个陕西皮影戏艺人的事儿，我就写了《桃花满天红》，就是写陕西关中皮影的戏。
○王天兵：在《活着》之前？
●芦苇：是。应该是1992年左右吧。可是这个剧本没有给他立项，这个事儿最后没弄成。
1993年春节过了不久，天还很冷，他说你赶紧来北京，咱们来开会讨论关于《活着》的事情，我就去了。他把余华的小说《活着》给我，说先看看感觉怎么样。说实在话，看小说我很感动，不管是从技巧上或是立意上，它都是余华最好的小说。我乐意做这个事儿，就当《活着》的编剧了。
○王天兵：你是怎样将小说《活着》电影化的？
●芦苇：电影《活着》跟小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余华的小说多用象征手法，而象征手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寓言的感觉，但是做寓言和象征不是电影所长，因为小说是文字的，是通过阅读想象来完成，那些象征手法也必须通过阅读想象来完成，而非视觉时空。
○王天兵：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明：余华的小说中哪些地方用了象征手法？你又是怎么样改编的？
●芦苇：小说开始是一个老头在喂牛、跟牛说话，在小说结尾的时候，他还在跟牛说话，因为他在人间没有一个倾听者，他的悲苦人们是不屑于听的，因为司空见惯了。他只有对牛去诉说，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