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那些“穿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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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6)

第四部分 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的基本框架及其说明

现有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成果既有总体层面,又有个体层面;既有客观性指标,又有主观性指标,应该说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但是,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证研究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操作层面,即哪些指标是由哪些主体来负责提供或者落实、测量或者评估。现有的研究成果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随着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颁布实施,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和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职责要求。因此,有必要围绕衡量指标的可检查、可操作、可落实,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建构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

围绕了解城市、认同规则、表达诉求和参与治理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基本内涵,本课题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应由政府指数、企业指数、社会组织指数和个人指数构成,其中:政府指数包括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9个方面;企业指数包括社保缴纳、工资标准、职务晋升、福利待遇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农民工与正式员工的权利与机会平等;社会组织指数包括社会组织数量、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服务的可持续性等;个人指数包括融入意愿、条件及迹象等。

一、关于四个层面指数的逻辑联系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合力的结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创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客观条件,个人有融入的主观愿望、有融入的具体行动、有融入的实际效果,才会有融入的心理认同。可以说,政府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方向、程度、范围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底线。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政策融合是关键,如果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实行的是阶段性利用和整体性排斥的政策,则农民工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在使用价值丧失殆尽之后,回到其户口所在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工与所在地的关系方面是积极促进融入而不是相反。其决定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尽管是放松而不是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但毋庸置疑的是,上述规定对于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是积极的、鼓励的和引导的。

企业站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第一线。从当前来看,企业用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要是劳务派遣制度。劳务派遣员工和企业正式员工在工资标准、福利待遇、职务晋升和教育培训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同工同酬还有待进一步落实。

社会组织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辅助力量。社会组织从农民工个体的精神需求、困难救助、就业就学等实际需求出发,帮助农民工个体解决实际困难,同时也为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助互助搭建平台。社会组织的数量、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服务的可持续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于一些非组织化的农民工,社会组织的作用与影响至关重要。

二、关于四个层面指数的权重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关键,因而,政府指数在整个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中应占突出性比例,是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的大股东,其权重可以设定为35%;企业能否真正落实政策法律的规定,能否在政策法律规定之外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而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指数是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的二股东,其权重可以设定为30%;社会组织从公益慈善的角度,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可以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推波助澜,社会组织指数是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的三股东,其权重可以设定为20%;个人的主观愿望与行动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个人指数的权重可以设定为15%。如此加权平均后,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

三、政府指数

政府指数主要包括政府提供的9个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基本公共教育,包括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均等化程度。

(2)劳动就业服务,包括就业服务和管理、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关系协调和劳动权益保护均等化程度。

(3)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的均等化程度。

(4)基本社会服务,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服务和优抚安置的均等化程度。

(5)基本医疗卫生,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和安全保障的均等化程度。

(6)人口和计划生育,包括计划生育服务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均等化程度。

(7)基本住房保障,包括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的均等化程度。

(8)公共文化体育,包括公益性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群众体育的均等化程度。

(9)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基本服务的均等化程度。

四、企业指数

这主要体现企业在农民工(或者说劳务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同工同酬等方面,具体包括:

(1)社保缴纳,包括按时、足额缴纳社保等与正式员工的一致性。

(2)工资标准上与正式员工的一致性。

(3)职务晋升上与正式员工的一致性。

(4)福利待遇上与正式员工的一致性。

(5)教育培训上与正式员工的一致性。

五、社会组织指数

(1)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数量。

(2)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覆盖范围。

(3)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即在促进了解城市、认同规则、表达诉求和参与治理方面所开展的具体服务项目或者产品。

(4)社会组织的服务方式,针对服务对象是完全免费还是部分免费。

(5)社会组织服务的可持续性,即是否通过可检查、可跟踪、可复制的公益产品来为服务对象提供可持续的服务。

六、个人指数

(1)对社区服务的知晓度和满意度,获取服务的积极性。

(2)办理居住证的主动性,对农民工自我管理组织的参与度。

(3)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的愿望和期待(选举、社交、文体活动,志愿者活动等)。

(4)工友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团聚状况和愿望。

(5)和本地人关系、邻里关系,困难互助状况,对当地城市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社会救助措施的满意度。

(6)身份认同程度(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社会网络程度,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

参考文献:

1.凌志军、马立诚著:《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著:《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

3.〔加拿大〕马里奥·波利斯著:《富城市穷城市》,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4.郭于华著:《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邓大松、刘昌平等编著:《2009~2010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李培林等著:《当代中国民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乔尔·M.卡伦、李·加思·维吉伦特著:《社会学的意蕴》,张惠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