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最终走出了经济滞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由此重新焕发了生机。而就其根本，从国家层面上说这是由于西方世界内部的国际分工完成了一次大且惨烈的调整，西方世界的力量在美国的主导下被重新整合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而从社会层面说，则是财富和权力开始重新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社会的力量由此被整合……
重塑“山巅之城”
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进而走向再次繁荣，始于20世纪80年代。
所谓“资本扩张”，它这并非是一个匀速的、呈线性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加速、呈几何数量级增长的过程。我们说资本主义出现百余年所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之前几千年历史的总和，正是因为资本这种疯狂的扩张性，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几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归结到最后的动力还是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性，为技术而技术的“纯粹的科学家”终究是极少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到此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开始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了，于是资本就要向实物经济以外的领域游离。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是否会成为“现实”只是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合适，与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只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那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尤为致命，工业化还没搞利索，却开了一个炒作赚钱的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产业升级于是就只能留于纸面和口头了。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由此开始货币增长完全不受约束，这就是资本向实体经济以外游离所需的“外部条件”。由此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一个接一个地被创造了出来，美国的虚拟经济开始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了其经济的主体。1970年时，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实物生产流通有关的比重还占到80%，而到1975年锐减至20%，到了1997年已经只剩下0.7%。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的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已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18%。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物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发行量却增长了3倍，货币增长率是实物生产增长率的6倍……[1]
用“外行话”来解释一下：如前所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不断丢城失地，但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会说到。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印美元，然后美国人就可以拿着这些成本四美分一张的小绿纸片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国外的生产者拿到了美元，这个时候美元又宣布贬值，这些美元持有者手中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凭空消失掉，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外加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作为投资重新投回美国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样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在实体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虚拟经济占主导的现在，除了美国自己，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参与国际贸易，只要在支付中用了美元，那它们就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1981年上台的第四十九任总统里根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开始，于是里根政府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策：“精简”政府，减少公共开支，把所得税降低了25%，扩大军费开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进一步减少对商业行为特别是金融的管制等等。后世将这归结为“里根经济学”。而在此之前两年，即1979年，来自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成为了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上台伊始她开始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四项措施：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
美英两国的改革举措其实是一个路数，即国家意志让位于资本意志，尽量由资本家说了算，尽量给资本家创造便利条件，这也就是如今很多人都在提的“小政府，大市场”，这和罗斯福时代的路线恰好是相反的。在撒切尔执政初期，她实质上杀贫济富的政策遭到了英国普通民众的极大反对，执政地位一度开始动摇。恰恰在这个时候，同样被内部危机折腾的摇摇欲坠的阿根廷总理加尔铁里为了转移矛盾，在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了英阿马岛战争。最终，英国赢得了马岛战争，撒切尔夫人借助民族主义情绪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英国民众在欢庆国家胜利之后，迎来了一轮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福利削减……有人曾这样评价这段历史：马岛战争，就是撒切尔和加尔铁里两个秃子在抢一顶帽子。
仅就当时而言，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给资本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来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代价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缓慢，后来干脆原地不动，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转为“反攻”。一时间欧洲战云密布，而同一时间的中东地区，两伊战争也正打得热火朝天。如此一来，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这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在里根任职期间连涨了三倍。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起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在福利削减、资本扩张的背景下普遍出现了产能远超内需的情况，由此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就此形成。
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也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可它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或是祭出“贸易法301特别条款”，以“不买你的东西”来威胁、讹诈其他国家；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它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如此，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罗马”式全球化
对美国有所了解的人们一般都会发现，不少美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们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国家比作是“罗马帝国”。从各方面来说，这个比喻的确是很恰当的。
古罗马和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都是不一样的。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华夏以来，历代王朝的经济基础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政治上始终强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强调中央集权，其二是在中央之下，强调的是平等。古罗马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经济，政治模式是寡头政治，社会体系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少量的人口组成一个核心圈子，由这个核心圈子对数量远超过自己的人口实施控制。核心圈子内部的利益分配依然是存在不公的，但从全局来看，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都从那些大多数人身上攫取到了超额的利益。到了帝国时代，除了自己的奴隶之外众多“保护国”成了罗马主要的财富来源，如克里奥帕特拉（埃及艳后）治下的埃及，那时就是罗马最大的粮仓，而罗马则是克里奥帕特拉得以执政的保障。这里说的“核心圈子”，就是罗马帝国里的“公民”。这就是说，在阶级剥削之外，罗马体制还存在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剥削。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存在的前提是，这个核心圈子拥有一支在技术和组织模式上都绝对领先于世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或者说是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罗马式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罗马帝国”，而他们就是帝国中的那一小部分“公民”。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现在美国通过“全球化”运动所构建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比那个原始的罗马帝国，“新罗马帝国”的内部划分要更加细致一些，大致来说分为三个层级：
一是资源国家：为“新罗马帝国”提供原材料、能源、矿产以及粗加工的半成品。亚非拉国家多数都在这个层面。除了提供工业原材料以外，女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层级的国家的一项“出口产品”——通过跨国婚姻或是其他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方式，诸如东南亚和拉美的不少国家一直以来热衷于各类选美比赛，评比“××小姐”与此不无关系。
除此之外，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国家本质上其实也是资源国家，除了衣帽玩具之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之外，我们通常所说的“两头在外”模式（材料、核心技术在外，市场在外）也在这个范畴之内。出口加工业比简单的卖资源要更有技术含量，但利润的大头都在掌握品牌、关键技术的投资商以及掌握渠道的销售商手里，真正干活的国家其实挣得就是一个辛苦钱，本质上其实还是在出口人力资源——还是卖资源。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中国东南沿海的加工企业多数都是这个性质，所以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严格来说有点过了，现在还只能说是“世界生产车间”。
二是工业国家：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都在系列，掌握着资本优势，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核心技术，负责给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技术、管理以及生产高端工业品。日本、德、法都在这个层级。
三是金融统治国家：通过向全球输出货币、贸易规则以及文化产品（意识形态）来管理并收割全世界。这顶王冠自然戴在美国头上。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本身也有规模很大的制造业，也在扮演着工业国家这个角色。而当两个角色发生冲突时，那么多半就会是制造业要让位于金融业，因为后者关系到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往往会舍制造业而保华尔街。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破灭时，当时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美国实物生产部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打击。2001年美国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在此基础上又加了0.6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公布的数字，截至2002年12月美国新增的101万失业人口中有65万是制造业工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同样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救援通用等汽车企业的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另一方面却毫不吝啬地拿出上千亿美元救助华尔街的金融业[2]。
这三个层级，每一级都从下面层级的国家身上获取超额的利益，同时受到上面层级国家的剥削，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结构。如果你想活得轻松一点，让自己的经济分工上一个层级，在被剥削的同时也可以剥削别人一把，那么光靠自己努力打拼、“攀科技树”是不够的，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权还在美国人手里——要顺利地参加国际贸易必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傻子都知道世贸组织的真正主导者是美国人。任何国家能否加入世贸组织，关键要看对美谈判。而即便加入了，后面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自贸协定”等着你去谈判——这就像公园里面再设收费景区的“园中园”模式。
在古罗马时代，帝国为了激励奴隶或是“保护国”蛮族士兵，最大的诱惑就是罗马公民身份——电影《亚瑟王》中对此便有反映。时至今日，美国通过种种“自贸协定”让相关国家有机会进入更高的产业层级，说到底其实还是古罗马的那套激赏思维，谈判本身对美国而言就是一门大有钱赚的生意。而通过许诺绿卡让外籍人员在伊拉克战场为美国打仗，那就更直接露骨了。
除了这三个层级以外，还有一批更倒霉的边缘国家，譬如阿富汗、海地等等，由于战乱或是资源贫瘠，这些国家事实上是被扔在产业链之外的。但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又特别重要，所以美国人必然要设法控制那里。这就形成了只管收押不管饭的情形——海地大地震后，美国为了避免别人说自己搞救灾外交[3]一直阻挠其他国家进行救援，可因为海地本身实在没什么油水，所以美国自己对救灾也非常不上心，唯一认真做了的事就是严防死守，不让难民流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