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应该有“刚”之骨。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气概、力量和自信。“刚”是一个人的骨架，乃自立之本。有了“刚”才能克服困难险阻，战胜恐惧和悲观，把生命之潜能释放出来，成就自强的人生。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曾国藩时常说的“坚忍”和“硬气”也是一种刚。选定一个目标，就咬牙做下去，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失败、打击、耻辱，都要矢志不渝、坚韧不拔。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带兵，与当时精锐勇猛、横扫半个中国的太平军作战，兵力不如人、形势更不如人，还要忍受朝廷的不信任和地方官员的倾轧。他屡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身败名裂。然而，曾国藩却咬牙忍受，苦心支撑，将一支招募来的民间武装队伍，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并获得战斗的胜利。没有一根刚骨，又怎能做到呢？
其次，人应该有“柔”之血肉。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说明他具备了不畏强敌的精神。然而，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
在实践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成功”的道理。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有“骨架”，还要有“血肉”，才能释放活力。“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能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在曾国藩看来，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为人处世，“刚”与“柔”都不可少。一味的“刚”容易遭受打击；一味的“柔”则会陷于怯懦。“刚”并非暴戾残忍，而是强韧刚直、自立自强；“柔”也非卑下羸弱，而是谦让恭敬、处世圆融。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还是要依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委婉的奉上之道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前途命运的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十分谨慎。在与皇帝相处时，曾国藩大体有四招：平常时，逆来顺受；待命时，以死效忠；无奈时，或“缓”或“拖”；有所求时，则委婉用言。这几招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频获得实惠，步步高升。
对于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方面，曾国藩有“度”的概念，凡事不过火，同时又忠君之事。对此，曾国藩把握得极好。
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湘军水陆师增援湖北，收复武昌后，曾国藩上了一本奏折，要求朝廷归还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水陆师。不过，他没有直言其事，而是采取拐弯抹角的委婉进言之法。
在奏折中，曾国藩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而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收复。其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
除此之外，他还在奏折中张扬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同时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湘军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章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在奏章中，曾国藩没有一字明确表示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可是，其内在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咸丰帝阅览奏章时，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时，很少正面提出，多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有求于上级的时候，话语要讲得委婉，这样就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
曾国藩也曾有过直言所求的经历，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之所以奉上主张委婉，与这次经历有关。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离开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
曾国藩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提出复出的困难，如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
在奏折中，曾国藩明确地表示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
朝廷原本对曾国藩就不放心，看他急于求职，更加不愿意授于其实职，因而，根本不理会曾国藩的“苦水”，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
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
对于这次经历，曾国藩记忆颇深，并引以为鉴，此后对上有求则多采取旁敲侧击、委婉求之的方法。
对待上级不能过度，应该讲求委婉圆柔、软硬兼施才行。太软会被上级认为无能，太硬则会触犯上级的威严，最好采取适中的态度。
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曾国华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被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能不让曾氏感到尴尬？
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委婉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是正一品衔，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由此可见，即便“抗旨”也要委婉一点，不能直愣愣地拒绝。上级是要脸面的，如果被直接回绝，必定会心生不快。而若是能委婉地陈述道理来表示拒绝，往往能让上级接受。
曾国藩不仅善于拒绝不利于己的“圣旨”，甚至敢于在逆旨之后采取委婉之道，化解危局，保全自己的性命。
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曾国藩本来没想杀他。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回京师。
但是，奏章上完之后，有人提醒他：“李秀成一旦进京，脱离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于是，曾国藩不待皇帝下旨，便把李秀成就地正法了。人杀了，后患已绝，然而该如何向皇帝交代呢？
曾国藩思虑良久，便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逆贼若是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把他杀了。”
皇帝无话可说，最后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在政坛上，曾国藩虽然历经波澜，与皇帝也有数次争竞，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平定了叛乱；对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结局。如此，双方皆大欢喜。这不能不说明，曾国藩为臣之道的高明。
待下则恩威并施
说到得人用人，曾国藩不逊于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操还占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便利，用人不受约束。而曾国藩却没有这样的便利，甚至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即便如此，他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不少的人才，既有能征善战之悍将，又有满腹经纶的才子。
曾国藩以文官的身份介于武事，连军费都要靠自己筹划，然而，在这种情势之下，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得人用人方面确有高明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恩威并施。周公对“殷顽民”的统治政策和经验，让曾国藩深悟恩威并施的妙用。曾国藩认为，行军打仗，对待士兵，就要真正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疾苦，爱兵如爱子，用自己的真诚之心去对待部下，他们到战场才会拼死杀敌，报答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曾国藩效法周公，以恩威并施之法对待下属。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鲍超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