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注意，凡事都要有足够的空间让人回转，要让彼此先退一步思考，平心静气地理出事情的全貌，而不是一味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待人处世应该力求圆融。圆融不是奉承，也不是怯懦的退让，而是巧妙灵活的变通，做人做事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对待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不一样的方法和策略，务必把事情做到圆融。
为人处世给自己留有余地
凡事留有余地，乃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曾国藩说：“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做人做事，应该灵活一点，千万不要使自己的思维和言行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走入极端。如果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做得过绝，将来情况一旦发生了变化，就难有回旋的余地了。因此，凡事当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事不可做得太绝，这样做人才能进退自如。
曾国藩对于这一番道理了解得很透彻，因此，他为人处世很灵活，总会给自己留下后路。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就特别注意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
曾国藩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务。可是，有时，总有些亲朋好友会因难解之事而有求于他，其中不乏确实有冤屈之事。这时，如果直接拒绝对方，于情于理都不太合适；如果帮助对方，又可能有干预地方公务或以势凌人之嫌。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通常会采取曲意相助的办法，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衡阳有个忠厚老实的老农民，一生勤劳，生活安稳。不料，在同治某年清明节上山扫墓时，他与人发生了纠纷。原来对方硬将一坟迁到老农的祖坟处。老农很气愤，便找他理论。可是对方不讲理，最后把这件事闹上了衙门。
由于对方有钱有势，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老农始终处于下风，但老农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总想讨回公道。然而，官府一直压着这个官司，老农眼看官司无望，便生出了一死了之之心。
这时，有个邻居提醒他：“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吗？听说他现在在南京做两江总督。你只要求他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你这场官司保证就打赢了。”
“是啊！”老农一拍脑袋，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宽一呢。”
打定主意后，老农便凑足盘缠，背上包袱、雨伞，直往南京而去。
经过艰苦的跋涉，老农赶到了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可是衙役不让他进。
老农只好在外面守着。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农一眼就看到轿中坐的人正是曾国藩。
“宽一！”老农操着家乡口音喊。曾国藩闻声一愣，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仔细打量老农，认清楚后又惊又喜：“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
于是，曾国藩便把老农请到府里。曾国藩夫妇设下酒宴招待老农，并问了一大堆家长里短。
吃完饭后，老农说出了来意。
曾国藩叫来一个同乡衙役，对老农说：“干儿子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就请他陪同您吧，到南京的各处名胜及热闹的地方去看看。”
仅玩了三天，老农就按捺不住了。他求干儿媳欧阳夫人向宽一说两句话，给衡州府下个条子。
曾国藩听了夫人的话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多次给弟弟们写信，要求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如今自己反倒干预起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设宴招待，把老农尊为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表示首席是他的干爹。
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老农哪见过这种场面，觉得很不好意思。
接着，曾国藩便把老农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说着，拿出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曾国藩说：“干爹他老人家不愿意在南京多待，执意回乡，我准备送他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吧。”
大家接过这把折扇一看，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字，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
于是，官员们也一个个在扇上签起名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
席终客散。欧阳夫人对干爹说：“干爹呀，您这扇子可比条子宝贵呀，拿回去后随身带着，能逢凶化吉呢！”
老农听了，恍然大悟，会意地笑了。
老农拿着那把纸扇回到了衡州府衙，果然讨回了公道。
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把折扇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这把折扇给足了亲人面子，又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对来求者的“道是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实在高明。
由此可见，做事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为人处世应遵守的一条准则，它能让你在人生道路上进退自如。
不拘小节，方能成大事
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俗话说：物极必反。做人也一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应该留有余地。即使是针锋相对的双方，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也应该有所忍让。尤其是邻里之间，更要以忍让为怀。曾国藩也说：“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以忍让为怀。”
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怨，制造一些事端。在这方面，曾国藩奉行的原则就是凡事以忍让为怀。
咸丰初年，曾国藩的父亲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甚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弟弟曾国满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想起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六尺巷”的典故，便将张英的一首诗写了下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把这首诗与信一同寄回家。
曾家父子读过曾国藩的信和那首诗后，胸襟豁然开阔。于是，便主动退让，避免了争端。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未再与曾家争执，两家关系和好如初。
一个看似软弱的让步却大有文章。事实上，表面上的退步往往换取的是更大的进步。退让并不是逃避，相反还是一种进取的方法。做人做事应该以忍让为怀，选择退让一步，就等于为日后向前进一步留下回旋的余地。
以宽忍为怀，这就是曾国藩与邻里乡亲相处之道，“凡事让人三分”是曾国藩处世不败的一个秘诀。正因为与人为善，忍让为怀，曾国藩的家风得以传于乡里，流于后世，为人们所称道。
曾家“让人三尺”的故事代代相传，几乎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握着我的双手说了‘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引用的这首诗。”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一个巨擘。他性情狷介，不合时宜，性格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有些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1854年），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后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尚可为，速死非义。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大不应该。对此，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声望。
但是，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咸丰八年，当曾国藩再次出山时路过长沙，特登门拜访左宗棠，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再次举荐左宗棠为襄办军务。在这以前，左宗棠只是个兵部郎中，这个官还是曾国藩举荐的。但是，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被官员反告，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正值襄阳大风雪的天气。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左宗棠来营，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连日与他商谈，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补了官后，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便拟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因此，左宗棠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为人处世时如果有利益上的冲突，只要以忍让为怀来处理这些矛盾与问题，必定能够多一点顺利，少一些隔阂、嫉恨、冲突与矛盾。
忍让为怀，对处理人际关系是大有好处的。当关系处理好了，自己会心里舒畅，大家也会愉快，这样以后有急事，才好请别人帮忙。正所谓，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刚柔相济成事之道
性格是与生俱来的，无所谓好坏，但人们可以在接纳自己性格的同时，通过对内心的反思与修正，不断地调整自我、创造自我。在调整自我、创造自我方面，曾国藩身体力行，走出了一条修炼之途——刚柔相济。
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认为，为人处世，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遭受打击，唯有刚柔相济才能成就大事。
早年，曾国藩读《道德经》时，书中的道理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他笃信之、谨奉之，然而，对于其中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却不能接受。因为那时曾国藩的主要思想还是儒家的孔孟学说，其理想是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遵奉“以天下为己任”。他认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
然而，世事并非如曾国藩所想、所愿，在严酷的现实中，满腔热血的曾国藩处处碰壁，事事不顺。在兵困江西时，他是全凭自己的能力挺过来的，而同僚中竟无一人帮助。事后，他不由地开始反省自己。
当曾国藩再次拿起《道德经》时，看到老子的“柔胜刚，弱胜强”，“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才发现自己对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竟然存在片面理解的失误。
这让曾国藩不禁想起胡林翼的一段往事：
那时，胡林翼是湖北巡抚，他有一个同僚，名为官文，任湖广总督。实际上，官文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耳目的官员。在行政事务上，官文常常不配合胡林翼，横加干涉，弄得胡林翼处处为难，难以施展抱负。
某日，官文的六姨太过生日，官文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想要庆祝一番。谁料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更加耻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生日那天，已经日上三竿，但总督衙门里还是冷冷清清的。正在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之时，管家递进来一个名刺。官文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
官文异常欢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在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说些好听的话称赞六姨太，把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后来，六姨太还认了胡太夫人为义母、胡林翼为义兄。
自此以后，两家认了亲，六姨太更是常对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好话，官文再也不给胡林翼找麻烦了。军事民事，官文全付与胡林翼一手办理。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当时，曾国藩对“官胡”这段故事颇为不屑，他笑胡林翼太软弱，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失了堂堂大丈夫的气节。
但是现在想起来，曾国藩才发觉胡林翼之高明。于是，曾国藩再次认认真真地读了《道德经》。经过仔细思虑，曾国藩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8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从此，曾国藩开始改变自己的处世之道，采取外圆内方、刚柔相济的方法与人交往、做事，果然，他的仕途变得顺畅起来。
采取柔的态度，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既能做好事情，又能达到自己在人格上自立自强的目的。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会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