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应该豁然达观，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贪欲过重、肆意妄为、痴念不绝的人，不仅难以成就伟业，还容易制造纷扰，进而受到打击。豁达是一种胸怀，平和是一种气度。
当然，平和不是与世无争，而是学会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老子《道德经》背后的玄机告诉人们——“不争为争”。做人要胸襟宽广，要有宽容、平和之心，这是一种非凡的人格魅力，更是为人处世的绝佳方法。
自古英雄多豁达
曾国藩之所以名扬天下，功德传颂于后世，最主要的不是其所建之功，而在于其所立之业，他所立的业就在于做人。作为一个官场中人，能做到豁达处世是非常难得的，而曾国藩却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之好。
事实上，曾国藩做到豁达完全是修身养性的结果，其本性并非如此。
9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一番。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后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
即便是成年之后，曾国藩也常有自负之心，少有豁达之意，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
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在致诸弟的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由曾国藩早期的行为与言辞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曾国藩是极为自负的。后来的曾国藩能够有为人通达的品德，可算是拜修身养性所赐。
品德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应非常注重品性的修炼。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修品立德的一生，他严于律己，时时不忘检点自己的思想，一步一步修身正心，从而养成豁达的心性。
曾国藩天天检点，事事检点，他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或是奇思异想，而是传统文化的自然秉承。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国藩对此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自己的，而曾国藩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近自己，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没有治好，反问自己的能力；向人敬礼别人却不理会，要反问自己是否有失敬的地方。因此，曾国藩最佩服的是孟子，他曾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之下，曾国藩通过“逐日检点”的修身实践，才逐渐进德修业，变得达观自适、宽容平和。
曾国藩一生很得人心，正是因为他豁然达观，以敬恕待人。他说：“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能谦逊而不狂妄；忠恕待人，才不会被私心掩遮。一般来说，待人接物，多数人看到别人有不对的地方，大都表现为愤怒，但如果能设身处地的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事情，能替对方想一想，也许就能想通，也就心平气和了。”凡是气量狭小的人，都不会做到“敬恕”。曾国藩度量之大，卓越于人。
左宗棠原是一个无名之辈，40岁以前还在乡下做私塾先生，因为办理团练，曾国藩发现左宗棠是个人才。
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军事紧急的时候，曾国藩力保左宗棠，称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络秉节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向朝廷推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
可是，左宗棠放荡不羁、恃才傲物，总是跟曾国藩过不去。尽管左宗棠不感恩、不图报，但曾国藩并没有愤怒，依然对左宗棠的才能极为赏识。
当然，待人宽和只是豁达的一方面。豁达不仅包括宽容大度、胸怀坦荡，还包括淡泊名利。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他曾送给九弟曾国荃一枚名为“劳谦君子”的印章，意思是说，处于功利场中的人，要在平日勤劳的劳作中把淡泊体现出来，换言之，就是在办理事务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豁达的态度。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他认为书中所呈现的豁达之气，对人的胸襟多有裨益，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与九弟国荃书》中说：“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曾国藩还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在信中，曾国藩极赞庄子的“逍遥说”。
人活在世上，应该有豁达的心态。自古英雄多豁达，豁达是做人的境界。要做到豁达，需要有坦荡的胸怀，没有坦荡的胸怀，就无法容纳世间的纷扰，必定会为纷扰所动。胸怀坦荡的人往往不计怨仇，不为名利所动，他们就如同水一样，能够润泽天下。
平和冲淡，得失不惧
世人研究曾国藩，多观其做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有钻研其治学之道的，但多以为曾国藩独治经世致用之学，其实不然，曾国藩对于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曾编辑《十八家诗抄》，但是，其对诗歌的鉴赏又不全然在文学创作上，常会与自己的做人修身、齐家治国的经世之道相联系。在曾国藩治文学时，常被诗歌中“豁达、冲淡”的胸襟情怀所感动。
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1863年），曾国藩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
曾国藩又说：“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
由此可见，曾国藩赏鉴诗歌时也不忘修身做人。诗人所表达的豁达光明之识，以及所散发的恬淡冲融之趣，成为曾国藩追求学习、修炼的目标，并以此看待世间的人生百态，建立人生哲学最高的准则。
晚年，曾国藩对道家文化情有独钟。他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对于苏轼之淡泊平和，大为仰慕。尤其在养生方面，他是极为推崇苏轼的平淡心态的。
曾国藩对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苏轼豪迈旷达，在顺境中，没有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欢欣。这让曾国藩感慨良深：“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身处功利场，曾国藩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他深知“名利”二字的诱惑，因此，在日记中记载：“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当时，正值曾国藩战场得胜，但他不以获取功名为乐，反而思考人生苦短，其胸怀已完全体现了平和冲淡的思想境界。无论是功名利禄，还是成败祸福，曾国藩都主张以平和之心面对。
在曾国藩的理论中，平和冲淡的心态既有利于养性，又有利于养生。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1858年），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待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待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科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平和的心态不仅是为人处世之所需，也是修身养性之所需。为人处世，需以平淡之心看待功名利禄、是非成败，才不至于丧失信心，遭受打击。而修身养性更不能没有平淡之心，只有拥有平淡之心，人才能平心静气，气机条达，八脉通畅。
曾国藩不仅是修身大家，还是养生大师，他指出：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全部忘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样做可使人精神旺盛、身体健康。
保持平淡之心需要顺其自然。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会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
曾国藩以“顺其自然”教育子弟，就是为了让后人养成平和冲淡的心胸。
在追名逐利唯不及的现代社会里，不要小瞧平淡心态。它能抵抗物欲的诱惑，帮助你获得事业的成功；它会教你彻悟人生的真谛，进入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有了它，你就不至于心猿意马、心神不安了。
总而言之，人应该顺其自然，有平和冲淡的心态。面对外界的各种变化不惊不惧、不愠不怒、不暴不躁；面对物质引诱，心不动、手不痒。没有小肚鸡肠带来的烦恼，没有功名利禄的拖累，白天知足常乐，夜里睡觉安宁，这才是心灵的最大舒展。
不断调试自我
曾国藩一生的思想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对于各种思想，曾国藩都能够兼收并蓄，并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不断调试自己，这反映了曾国藩善于“权变”之术。
关于曾国藩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以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在京为官时期，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践“内圣外王”的处世修身之道。他用程、朱理学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又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通过理学的身心修养之道，曾国藩运用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了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同时，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贯穿了他的一生。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他提出要“纯用重典”，推崇法家之严刑峻法，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尽管前两个时期，曾国藩常怀激愤之心，但其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由此可见，曾国藩处世思想的变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咸丰七年二月（1857年），曾国藩奔丧至家。其后，他居家中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直到咸丰八年六月才再度出山。在这段时间中，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其为人处世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居家受制的时间里，曾国藩审慎地回忆、检查了自己的前半生。
自从曾国藩进入仕途，一直以孔孟的思想为指导积极入世，为人处世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不仅持身严谨，奋发向上，而且关心国事，留心民情。他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然而，换来的却是皇上的不信任以及府县官员的嫉恨。
对此，曾国藩一直想不通。为了解除心中的疑惑，他再次日夜苦读，重阅儒家经典。然而，在这些书中，他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一无所获之下，曾国藩开始认真阅读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曾国藩原以为这些书乃是出世之学，对于积极入世的人无益。但曾国藩重读时却发现其中很多思想，恰好解决了他的疑问。
用道家的言论察看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结果处处碰壁，事事不顺。到头来，不仅事情没有做好，还弄得到处都是敌人，四处都是障碍。
尽管过去曾国藩也读到“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如今他再看，才发现其中的奥妙。
“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曾国藩开始懂得明柔和达观之道，也懂得了圆通处世之术。曾国藩把家居的这段时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他首先去见了此前与自己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骆秉章、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