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巧伪不如拙诚。”坚持“拙诚”而甘于守拙，不是消极防守，因为“拙诚”的优势具有后发性，所以守拙的实质是后发制人。要想以“拙诚”胜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地进行量的积累则是“拙诚”的必然要求。这需要有坚忍的态度。
为人处世要坚忍，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也不管面对尘世的浮华或人间的痛苦，都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坚持正信和恪守正道的美德。一个坚忍、能方能圆的人，会永远面带微笑，从容地迎接生命旅程中的风风雨雨。
为人拙诚的权术
有的人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就卖弄起来，自作聪明地玩弄权术，这种人常被人讥笑。事实上，真正的权术高手往往从表面上看并不聪明，甚至有些笨拙和傻气。曾国藩就是一个貌似笨拙的人，他常对他人推心置腹。对于曾国藩的这种行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缺乏安全意识。尽管如此，曾国藩也不以为然。
谁曾想到，曾国藩这种貌似傻里傻气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权术的一种，曾国藩将之称为“拙诚”。曾国藩不仅说话时透出一股真诚，还常把“诚”字挂在嘴边，他总结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李鸿章初入曾国藩的幕府时，曾国藩十分赏识李鸿章的才能，对他说：“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这话让李鸿章备受鼓舞，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自视甚高的李鸿章便在曾国藩的幕府待了下来。
后来，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真传，也成为一代巨擘，并常把“诚”字挂在嘴边，他说：“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付，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很大的收获。”
曾国藩以“拙诚”鼓动气势，聚合了乱世中有报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如李鸿章、郭嵩焘等，可谓“取天下之才而用之”。他又以自己“拙诚”聚集了如塔齐布、毕金科、鲍超等猛将，同时，以自己的“拙诚”鼓舞湘军士气，使朴实的农民成了敢于死战的士兵，此可谓“取天下之力而用之”。
在人们都被他的“拙诚”感动之时，却没有人看到“拙诚”不仅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权术。
事实上，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拙诚而迂腐的人。他“久历世变”，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其中“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的认识，指出了靠真正的“诚”无法影响到的一方面。
对于这一方面，曾国藩善于运用权变之道，以功利动之。这反映了曾国藩的两副面孔，一副是“拙诚”君子，一副是“权变”智士。
无论是拙诚还是权变，都是曾国藩的办事手段，只不过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
对重义气之人，如彭玉麟，曾国藩待之以真诚，以诚感之，使他永远是自己的心腹；对满人塔齐布，因为其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与之反目。
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曾国藩甚至会运用到对待家人上。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这段话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
晚年，曾国藩对于“拙诚”的权术也有反思。同治元年十二月（1862年），曾国藩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这话说的够真诚，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此话也是“拙诚”之权术。总的来说，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变。
为人处世应该懂得拙诚之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把精明挂在脸上并不一定是好事。做人还是朴拙一点，“傻”一点好，这样会使人感到踏实。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大智若愚，学为糊涂
一谈到“难得糊涂”，人们常会想到郑板桥。事实上，不止郑板桥赞赏“糊涂”，曾国藩也很赞赏“糊涂”。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无论是“难得糊涂”，还是“学为糊涂”，都不是天生的糊涂，而是性存忠厚者大智若愚式的糊涂。大智若愚当然“难得”；聪明人要装出糊涂样，而且要装得“煞有介事”，当然要“学为”。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的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他们早年由于不懂得糊涂的艺术曾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也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
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对此评论说：“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其意在假装糊涂，目的是求福。由此可见，曾国藩到了那时已经开始明白糊涂的妙处了。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也有所表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
在生活中，常有些人喜欢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其实，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很多时候，伴随智慧而来的不是聪明，而是愚蠢。有道是“大智若愚”，真正聪明的人，外表往往是愚笨的，相反，那些外表聪明的人其实是最不聪明的。
大智若愚是一种故作糊涂的智慧。“大智若愚”是“若愚”，并不是真的愚笨，好像愚蠢的人，其实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而且也只有大智者才能做到“若愚”。一个人可以利用这种让别人以为他“笨拙”、“愚蠢”的方法来完成在“智慧”、“巧妙”的情况下不容易办成的事情。
有这样一句名言：“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让他们知道。”外露的聪明远不如深藏的智慧更有实际意义。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说，最巧妙的就像笨拙的样子，最有辩才的就像口讷的样子。不争，别人愿意与你相亲相近；不辩，别人也就找不到你的破绽。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非凡智慧。
人若精明，确实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在交往中，人们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能使人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可以被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所以，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好。
在升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后，曾国藩为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糊涂观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拘泥于官场的习气，而能够融入其中，糊糊涂涂处世。
总之，为人处世，当糊涂时且糊涂。大智若愚，才是精明的处世之道。
竭力支撑，“挺”字精神
人类所犯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就是常常忘记自己的目标。许多人失败不是因为自己的条件和实力不如别人，而是被前进道路上的迷雾遮住眼睛，不能忍耐一下，因此顶不住压力，熬不过难关。其实，只要他们往前跨一步，就会豁然开朗。
曾国藩是提倡坚持与忍耐的，他有十八字诀，其中有一个就是“挺”字。“挺”既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又有坚韧不拔的意思。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曾多次教导他。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的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这年六月，曾国藩写信说：“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军律不可骚扰；二曰奏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妙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有人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生没有风雨也就不会有彩虹。前行的路必然不会一路平坦，只要方向正确，奋力地坚持下去，面对困难、挫折与压力能够挺下去，总是能够创造不一般的业绩。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既要能忍又要能挺，唯有如此，方能成就大业。曾国藩正是凭着这股信念和坚忍的毅力一路走来，从穷山僻壤的乡村走入京城，从翰林院学士做到了三军统帅的钦差大臣和太子太保，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受万人景仰和爱戴。综观曾国藩的奋斗史和发家史，他曾几次兵败想自杀，亦曾跑回湘潭老家再不愿出来，但最终仍凭着自己的信念坚强地挺了过来，并不懈奋斗，取得最后胜利，成就了载入史册的霸业，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话。
对于“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
并不是说有大志的人就一定能实现大志。在奋斗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出现，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所以一个想要获得成功的人，必须要善于忍受，只有能够忍耐失败的痛苦，忍耐遭受挫折之后的消沉，才能摆脱遭受挫折后的困顿，最终为获得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