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如果不能随境而动，遵守“逆来顺受”之道，不仅难以成事，还会丢了前程，甚至丢了性命。在曾国藩看来，在大波折、大磨难中，首先应该以保全自己、保全实力为要。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为官处世之道，首先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其次还表明，他能辱中求荣，挫中思奋，耐着性子闯难关。
这种逆来顺受之法，曾国藩称之为“悔硬字诀”。正是由于一“悔”一“硬”刚柔结合，柔中显刚，才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可进可退，以退为进，自由地游刃于官场天地之间。曾国藩不仅自己采用此法为人处世，还以此教导他人。
同治六年正月，捻军叛乱。为了剿灭捻军，李鸿章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则派鲍超率“霆军”东下，然后，两支部队就在尹隆河一带对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
本来，刘铭传与鲍超约定好了出兵时间，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队提前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幸好鲍超的“霆军”及时赶到，才把刘铭传及其残部救了下来。
事后，刘铭传不仅不感恩，反而推卸责任，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曾国荃更是暴跳如雷，弄得李鸿章也十分被动。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后，便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接李少帅（李鸿章）信，知春霆（鲍超）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刘铭传）系与任逆接仗，霆军系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举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书告少帅，谓弟自占地步，弟当此百端拂秽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在为人处世方面，应该有“逆来顺受”之道，虽然曾国藩也不满刘铭传的行为，但是他认为，无论是鲍超还是曾国荃，都应该遵守“悔硬字诀”：一来，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功利心太重；二来，也要维护对方（李鸿章）的面子，妥善处理事情，而不能伤害彼此的关系。
在“逆来顺受法”中，曾国藩尤其强调“悔”字。“悔”字是从内心省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和反省。这充分反映出曾国藩的处世智慧。确实，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不如意，应该在“悔”字上找出问题的所在。
总而言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升迁还是降职，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就在于其有一颗平常心，精通“逆来顺受之法”，懂得“悔”字诀。早期，他在官场上敢于冲破世俗直谏，常有不计个人生死得失的种种行为。晚年，他功业大成，却淡泊名利，可见其平淡处世之意。因此，为人处世，应保持一颗平常心，懂得“逆来顺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曾国藩曾说过：“静则生明。”在面对困难时，人们应该有良好的心态，做到不畏惧；面对烦恼时，则不可焦躁，而应该保持心平气和，这样才能在待人处世上掌握主动。在曾国藩的修炼过程中，“静”字功夫向来被重视。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一旦为官后，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的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而归乡。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这一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由此，他得到了修身要诀。在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
唐鉴又推荐曾国藩向倭仁学习。倭仁是晚清知名的理学家，他“每日自朝至寐，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
倭仁教曾国藩通过静坐、札记等自省功夫，戒除私欲。倭仁把静坐视为克己的不二法门，曾国藩也效法而行。
曾国藩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订立十二日课，使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接着，每天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
这对年轻好动的曾国藩来说，极为不易。
曾国藩主张“静”字功夫，主要是为了克制自己的浮躁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因为浮躁，曾国藩情绪反复无常，立志也不能坚守，总是屡破屡立。越是如此，越是浮躁。曾国藩认识到“静”字的作用，反思自己之后，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有大的成就，都是心太浮躁所致。
由于生性刚狠，曾国藩的前半生颇多波折，尤其是他担任京官期间以及初为团练大臣时，常常因为冲动而有过激的言行，处事很不冷静，因此，官场人缘极差。等再次出山练兵打仗时，经过一番反省，在与上下级周旋及与敌军对阵之后，才对“静”字功夫体悟得更加深刻。
在磨炼中，曾国藩逐渐成熟，头脑越来越冷静，为人处世自然也变得圆滑老练起来。尤其是他复出之后的慎言慎行，更可见其个人修养的提升。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仅要应付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以及官场上的斗争，更要全力对付太平军。如果不够冷静，等待他的恐怕就是兔死狗烹的悲剧。
在用兵的过程中，曾国藩同样对“静”字功夫深有体会。用兵之时最忌焦躁，曾国藩认为这是败军之兆。曾国藩把关于“静”的一套策略总称为“静字法”。
他认为，“静”字是军队最好的气象。曾国藩下面的名将鲍超性情暴躁，易冲动，曾国藩便告诫鲍超说：“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因为行军太迅速，士气太盛，其中行军阵列必定会有不整齐的地方。他认为“霆军长处甚多，而短处正是少一‘静’字”。经过曾国藩屡次劝诫，鲍超的毛病有很大的改变，因此他的“霆军”成了湘军中的不败之军。
曾国藩同样以“静”劝诫李元度。李元度一介书生，才气过人，却心浮气躁，开始曾国藩并不想让他带兵，不过，想到李元度还有几分谋略，便希望他出来历练一下。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李元度领兵轻出临溪，对此，曾国藩非常不满，批评了他。但是李元度不服，回信辩解。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领兵镇守徽州，轻率地出城接战，结果大败，他也于乱军中逃走。曾国藩气急之下，上章弹劾。
统兵打仗不是儿戏，统兵之人应该有稳慎的品德，兵法要求用兵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其中就包含了不轻易冒险之意。曾国藩自称“用兵失之太呆”，其实指的是不轻易变动、以静制动的作战策略。在用兵时，曾国藩认为首先应该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观察形势的变化，寻找可胜之机。
咸丰八年十二月（1858年），曾国藩在给王文瑞的一封信中说：“崖角岭一冲太长，进冲甚易，退回甚难。此行兵者所忌也。此时审机度势，但宜稳扎，不宜轻进。”
其中，稳扎稳打便有“以静制动”的意思。在用兵过程中，曾国藩讲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稳”和“静”。他主张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要保持冷静，不轻举妄动，待条件充足，再全力进攻。
常言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无论是在个人修养方面，还是在用兵进取方面，都应该懂得“静”字的重要性。事实上，不管是宁静的心情，还是冷静的头脑，对我们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