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指对父母回报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悌不是教条，是培养人性光辉的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哪一样都少不了“孝悌”。
在治家过程中，孝悌有具体的体现。一个家庭里的人如果能够以孝悌为本，就能够和睦自处。孝悌为仁爱的根源，而和睦又是从仁爱而起，因此，治家应以孝悌为本，做到和睦相处。
百善孝为先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孝道。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心中常抱着仁心、孝心，那么，天下任何不正当的行为都不忍心去做，所以，孝是一切行为中应该最先做到的。皇帝治理天下，一般都要标榜孝道，以孝义作为社会基本纲常。
作为躬行实践的儒者，曾国藩把孝道看得很重。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以孝为核心，表现为把“孝道”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悌廉耻胜于功名，表现出与其他家庭伦理的不同。
曾国藩非常重视并终身实践“孝”，而且将传统意义上的孝的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为此，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曾国藩提出了先孝后忠的思想，这体现了他在家庭伦理方面对传统道德的改造。
曾国藩对孝的最初印象与其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为其父曾麟书就是一个至孝之人。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对曾麟书要求尤为苛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诃斥”。而曾麟书对父亲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曾玉屏晚年中风致瘫，卧床不起。曾麟书几年如一日，从早到晚服侍父亲。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之多，曾麟书常常在暗夜里聆听父亲的动静，适时将便器送上。寒冬时节，曾玉屏需要解大便时，曾麟书即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亲手替父亲洗净弄脏了的衣裤。那时，曾麟书本人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
以曾国藩为首，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争着为老人做事，使老人快乐。曾国藩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他以孝为先的家教思想至今仍然给后辈不少启迪。
曾国藩的一生都在强调“忠、孝”二字，并且身体力行。他不但为朝廷尽忠，而且时刻惦念父母的衣食住行。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父母大人金福万安……带银三百两，鹿胶二斤半，阿胶二斤，高丽参半斤……托人带回湖南老家，以略尽子之孝。”
曾国藩托人千里迢迢地将这些营养品带回湖南老家孝敬父母，其对老父母关切体贴之心不言而喻。那个时候，曾国藩还没有真正发达，只不过是个翰林院编修，一个穷京官而已，像鹿胶、阿胶、高丽参等补品非常昂贵，要弄到这些东西并非易事。由此也充分体现了他为人子的一片孝心。
长期在外的曾国藩认准了阿胶是孝敬父母的最佳礼品，后来家书中还数十次出现他为父母寄赠阿胶和日常用品的字句。他曾在家书中写道：“送母亲大人耳帽一件，膏药一千张，服药各种，阿胶二斤，朝珠二挂，笔五支，针底六十个……母亲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面五席，晚饭三席，母亲牙痛之疾，可好否？近来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身居万里之外，还时刻惦记父母的生日、病痛和穿戴等，可见其孝心可加。
咸丰二年底（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逝世了。他一接到这个消息，便立即脱下官服，披麻戴孝，“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以求尽快回家。
到了家中，当日曾国藩便“在腰里新屋痛哭吾母”，并于第二天“至白杨坪老屋敬谒吾祖星冈公坟墓”。
正当曾国藩“拟另觅葬地，稍尽孝思”之时，传来谕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不负委任。”接到谕旨后，曾国藩想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于是当时便“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山之义”，同时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为母守制尽孝三年。
后来，在郭嵩焘搬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情况下，曾国藩才应命出山。出山之前，曾国藩摆酒设宴再次祭奠亡母之灵，他难尽孝道，泪流满面哭求母亲原谅，并禀明自己要为国尽忠，只好选择“墨绖出山”之路。
曾国藩不仅对生身父母尽孝，对乳母同样孝敬有加，很令人钦佩。在其乳母逝世后，曾国藩写了一副挽联：“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此联运用韩信“一饭千金”的典故作铺垫，表达了自己不忘乳母的喂养之恩，同时寄托了对乳母的怀念和哀思之情。
“孝”是最基本的社会准则。可以说，只有先成为一个有孝心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做人应该恪守孝道，学会孝敬父母，对父母、长辈表达爱心、孝心和关心。
孝大于忠
虽然曾国藩继承儒家思想，然而，他的孝道观与传统孝道观还是略有不同。自古以来，当忠孝不能两全时都主张选择忠，而放下孝。曾国藩则主张孝大于忠。
如他反对墨从戎，即在守孝期间参与军事生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从戎时，他振振有词，力加阻止。
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提及江忠源善带兵，请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然而赛尚阿已经走了。
皇上接受了赛尚阿的提议，便立刻颁下谕旨。当时江忠源正在家中守制，接到谕旨后便与其弟江忠浚招募了五百乡勇，奔赴到广西，在副都统乌兰泰帐下。
曾国藩听说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朋友严正基，说：“岷樵（江忠源）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
信中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动员友人去劝阻江忠源。随后，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这封信虽然没有说江忠源墨从戎的不是，但其意仍然指责江忠源违背礼制。
不久，他又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
在信中，曾国藩还为江忠源出主意，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
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从戎，去了也只能效力而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他说：“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因而，曾国藩发出了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曾国藩自己归家守制，还写信给友人刘蓉，说起江忠源的失误：“岷樵去年墨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然而，说过这话没多久，曾国藩就碰上了尴尬局面。
当时曾国藩正在为母亲守孝，可是太平军猖獗，朝廷发出谕旨，命曾国藩出来办团练。这个时候，曾国藩也不得不面对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办法：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1854年），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湘军就登上了武昌城。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
咸丰帝看了杨霈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待湘军攻占武昌12天后，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兴奋至极，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但是，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上折，陈述了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理由，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
在同一天，曾国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
对于忠孝难以两全，他不由地感慨道：“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曾国藩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始终都是以孝为大的。
奉先思孝，兄弟和睦
《礼记》上说：“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就是说，凡是做儿子的，在冬天时应设法让父母暖和，在夏天时应让父母清凉，晚上应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应向父母问安。这就是儿子对父母的孝心，也是儿子对父母所需要行的礼。
《尚书》有云：“奉先思孝。”作为人子首先要尽孝，想父母之所想，急父母之所急。如果想都没有想到，那又怎么谈得上做到呢？所以心中无论装有多少事、多大的事，总要有一块是留给父母的，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国藩常年在外地做官，不在父母身边，但他始终心系父母。他说：“父母上要奉养老人，下要荫护儿孙，在外要为亲族邻里做模范。父母是千金之躯，一定要珍重。我作为儿子，做了侍郎，侍候我的人已有好几个，可是父母还要为家务如此辛劳，做儿子的实在于心不忍。今后万望二老总持大纲，而细微琐事都交给四弟去办。”
仅仅心中有父母还不够，还应该为父母做些什么。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为父母分担的越多，父母越高兴，你自己也会因此感到高兴。
至于“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长幼有序，尊老爱幼。《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孝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和关心爱护，体现晚辈对长辈的思虑挂怀，想其所想，急其所急。
曾国藩是个大孝子，当年在京师，频频寄书告知自己的学业、任职与身体健康等情况并问候父母，勿使其挂念自己。这叫做“出必告”。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奉命为江西考官，行至安徽太湖，忽“闻母丧，急急回乡”，时有“古今第一孝子之誉”。
另外，曾国藩与其妻子对于父母、祖父母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无不谨守不违，而且还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拿给兄弟姐妹们看，也给孩子们看，作为教导的话语。
身为人子，能做到如此，能考虑得这么多，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曾国藩一来自己真心尽孝，二来教育子弟也要尽孝，并以身作则。曾国藩常谓“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诚非普通人所能及。
除了“奉先思孝”之外，治家还要“兄弟和睦”，曾国藩主张爱之以德。有道是：“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当然，兄弟之间难免会有闹矛盾的时候，此时，曾国藩主张从认识自己的错误开始，主动反省自己。
咸丰七年（1857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件事情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以至过了很久他还感到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
后来，曾国藩以此事为例，教育儿子曾纪泽：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自己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晚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做兄弟的，就应该存休戚一体的想法。如果兄弟之间能够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就会变得默契起来，从而消除彼此间的分歧，那么，大家的关系就会更密切，相互之间越处越尊重。
总而言之，治家应奉先思孝，兄弟应和睦相处，家庭才能兴旺。曾国藩说：“孝和友爱是家庭的祥瑞。”只要孝悌友爱，家庭就能够获得吉庆，而不孝悌友爱就会招来灾祸。
恪尽兄长之责
曾国藩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8人。在兄弟5人中，曾国藩居长。对于几个弟弟的生活，曾国藩自有一份责任。曾国藩认为，担起兄长之责就是在尽孝道，因此，他恪尽兄长之责，常常对他们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