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他表示，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有一次，曾国藩接到家书，得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这些道理，曾国藩讲得明白，几个弟弟也听得明白，但生活中实行起来总是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如曾国潢懒散，曾国荃浮躁，曾国华受不得挫折，曾国葆缺乏自制。
对此，曾国藩教导诸位弟弟。
第一，要“立志有恒”。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第二，要“专心致志”。他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十分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支持弟弟们到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几个弟弟都到京城在曾国藩身边读书，曾国藩除了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还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
不过，曾国藩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先打好基础，立定根本。他要求诸位弟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成了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对几位弟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他曾说：“我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在兄弟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认为：“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曾国藩与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他重视几位弟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他还说：“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曾国藩接到曾国潢的信，看到信里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就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由此可见，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很融洽。
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培养下，几个弟弟都成为有能力、有学识的人物。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和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的地方人物；曾国华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湘军将领。
曾国藩不独对兄弟情谊深挚，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在生活中总不忘接济她们。
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一个优秀的兄长，他不仅担负起了兄长之责，同时，其责任也履行得非常好。
内和外善，治家之道
曾国藩治家的智慧，与他的修身、平天下之道同样出色。在修身方面，曾国藩有“内圣外王”之功，而在治家方面，他又有“内和外善”之法。家庭之“内和”源于仁爱心，家庭之“外善”源于平等心，其实就是“仁”与“礼”。只不过，曾国藩的表述更加明确、具体，对于治家更具指导意义。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曾国藩治家第一条就以和睦为本，而和睦又以仁爱为本。曾国藩很推崇“爱”，因为他是在父亲和祖父的厚爱之下成长起来的。他赴京赶考那年，回来时，向同乡易作梅借了100两银子买回一部《二十三史》，把随身的皮袍冬衣也送进了当铺凑盘缠。
父亲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曾国藩，还帮他还清了欠债。当时在一个普通人家，100两银子需要积攒好几年。这种浓浓的爱，使他懂得“全家扶一人，一人扶全家”的道理。
在曾国藩的“内和”法中所提倡的爱并非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有差别的。对于家庭的爱，首先表现在爱长辈以得欢心为本。曾国藩说：“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晚辈对长辈，应该尽孝尽敬，让长辈开心。而后才是兄弟妻子，应该相亲相爱，相互扶持。
除了相处之外，处理家庭内一切问题也应以爱为出发点，以和为主线，而不可搞智斗、闹官司。在家庭纠纷中，论理论法，常会把家庭矛盾扩大到难以收场的局面。
曾国藩指出，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相互争吵，夫妻之间相互计较，这样的家庭很容易走向衰败。他有一副对联曰：“巧招杀，忮招杀，吝招杀；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其意是说：虚伪、嫉恨、吝啬，招致败亡；孝悌、勤俭、敬恕带来祥和。通过鲜明的对比，表明没有爱意的家庭和有爱意的家庭的两种结果：没有爱意，走向败亡；爱意融融，兴旺发达。
爱，不能姑息，而应“爱之以德”。曾国藩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认为，如果“爱之以姑息”，就是不孝，会导致家庭不和。
“内和”就是“我爱我家”；而“外善”就是“我也爱人家”。曾国藩在“八本”之中提到“处邻以友善为本”，就是“外善”之法。在八字家风中，曾国藩强调一个“宝”字，即也善待亲族邻里。
曾国藩秉承祖父“人待人，无价之宝”的遗训治家，告诫子弟：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家与家息息相关，假如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
故而，对于亲族邻里，“无论他与我家有隙无隙，在弟辈只宜一概爱之敬之”。对待同乡，曾国藩也会尽力帮助。他在家书写道：“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推而广之，就是与人为善了。《孟子》有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之，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
孔子在为《易经》作系辞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曾国藩对此奉若至宝，这也是他“外善”法的直接来源。
总而言之，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修身正德于内，以爱为本，以和为法；同时，还必须友善于外，以礼为本，以善为法。这就是曾国藩“内和外善”的治家之道。
严厉训诫，教育家人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很多人能够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却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自己的家人。事实上，一旦家人出了事情，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家人百般维护、千般照顾，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脱，绝少有人严厉对待或管教自己的家人。但是，曾国藩却是个例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儒家追求的经典理想，像许多能臣贤相一样，曾国藩也希望实践这一理想。凭着奋斗以及努力遵守儒家道统，他准确地把握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特别是在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把“齐家”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曾国藩的可贵就在于他的位高权重，却仍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名声”与“利益”中，他看重的是“名声”，而且将“名声”与“家风”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屡屡告诫、提醒家人，特别是做官的弟辈，要他们不忘家风、珍重名声。
曾国藩的个人修养是十分深厚的，但是其家人中难免有品性修为不够的，对此，若是实在过分的，曾国藩便施以严厉的家教。
曾国藩有个四弟，名叫曾国潢，为人嚣张跋扈，横行乡里，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结社而成的帮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下层群众。当时有很多群众参加哥老会，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不少湘军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
曾国潢在乡间剿杀哥老会十分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也会被他当成哥老会成员捆送县府，残酷杀害。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很难有人生还。
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答应了，良心过不去；不答应，又顶不住他的权势。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有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了一个码头，按惯例要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而曾国潢竟然杀了十六个人，作为祭祀之用。
对于曾国潢在乡间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咸丰七年（1854年），曾国藩回家办理父亲的丧事，听说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便要惩罚他。
一天，趁弟弟曾国潢在床上睡午觉时，曾国藩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
曾国潢从梦中痛醒，看到凶神恶煞的哥哥，抱住受伤的大腿，高声直呼：“残暴啊！残暴啊！痛死我了！”
曾国藩冷冷一笑，道：“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了别人，难道别人就不痛吗？”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曾国潢居乡杀人的行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也好转了许多。
曾国藩的家风是为后世所称道的，其中不乏严苛的教条，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恐怕就不可能保证曾氏家族以后的荣光了。
曾国藩看重家风，与其说是对曾氏祖风的继承，不如说出于保持曾家名声以及自己晚节的需要。
曾国藩出身贫寒，尽管他的高祖做过官，但是曾祖时家道已式微，他的父亲只中了个秀才，终生以教蒙童糊口。家境贫寒，用度必然俭朴，曾国藩不以为耻，反而珍惜这种家风。他考取功名，得了官职之后，依然不改由贫寒养成的生活作风。
曾国藩不仅本人恪守古圣贤的节俭之道，还不厌其烦地教育家人、子女谨遵“习劳习苦”的家风。有一年冬天，朝廷中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被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妻儿子女站在露天下饱受饥寒之苦。
曾国藩便以此为反面教材，训导家人说：“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生，赏罚由此而定。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十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正是因为有曾国藩这样有权威的人的严厉约束、悉心教育，才使得偌大的曾府家风不败。下篇俗话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过分刚直的人都无法立身，而看清形势的人却能步步高升，这就是应变之术。如果你想做一个仁人志士，那么恪守信念、宁死不屈的处世方式未尝不可；如果你想做一个政治家，那么你就必须懂得以变应变的处世方式。做人不妨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做事就必须谨慎应变，否则就可能会被一些权力争斗所殃及。
胡雪岩认为：为人处世必须以“圆世”为原则，这是大智慧与大胸襟的完美结合。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因为懂得“圆世”的哲学，才铸就了辉煌。胡雪岩“圆世”的处世态度是“通”、“活”、“融”三者的归结之和：通即全和变；活是趋向、目标；融是状态，圆满的结局。
做人做事以求“圆和”，所谓的圆即圆融通达，而不是圆滑世故。圆是宽厚豁达的心态，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是和善随缘的人际关系；所谓的和，则为万世以和为贵，大度包容别人的错误，这需要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境界。
胡雪岩之所以能在官、商两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就在于他熟知做事的学问，如结交之术、用势之妙、泰然之要、管理之道和谋划之策等。如果你想将来事业发展得一帆风顺，就要将自己打造成为能方能圆的处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