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胡雪岩因受到洋行和官场反对势力的双面夹击，已经处于最危险的关头，但此时却又遇到了几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
第一，中、法两国因为争夺越南主权的问题，致使矛盾升级，从而导致上海经济萧条，银两短缺。人心惶惶的市民都认为把钱放在自己手中是最保险的。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取不存，所以有几家钱庄就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阜康钱庄因为在官、商两界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实力，所以，没受多大影响，但是暗中另有危机。
第二，为了垄断洋庄市场，胡雪岩囤积了大量的生丝，想以此逼迫洋人就范，但是洋人联合起来拒绝收购。两者僵持不下，致使危机出现，虽然胡雪岩力求摆脱困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尤其是天津的生丝，即使减价也没有人愿意收购。
第三，为了帮助左宗棠办洋务，胡雪岩曾向洋行借款，眼看还第二期本金的日期将至。因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有矛盾，所以李鸿章就想找机会先铲除左宗棠的好友胡雪岩。于是，他让上海邵友濂从中作梗，故意让盛宣怀拖延时间，不给各省拨发“协饷”，按照协议规定，胡雪岩只能拿阜康钱庄的资金“垫付”。这对本已摇摇欲坠的阜康钱庄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四，阜康钱庄拨发给左宗棠45万两银子，以用于协赈和购买军火，虽说这笔银两是转运局存在阜康的官款，但是一旦划出，阜康钱庄就少了一笔可供调度的头寸。
第五，十一月初五是胡雪岩女儿出嫁的大好日子。粗略算来宴请宾客等至少需要20万两银子。如果场面不办得红红火火，众人就会认为胡雪岩的资金出现紧张状况，从而不利于大局的维持。
第六，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借客户的名义，私自取现银去南方做生意，依照古应春的推测，大概有10万两银子。
所谓无巧不成书，胡雪岩最近祸事不断，所有不巧的事情就像预先演练好的一样全都凑在一起发生。而最终导致胡雪岩破产的事件是挤兑钱庄事件的发生。
挤兑钱庄的事件是由胡雪岩的商业对头邵友濂联合盛宣怀合谋挑起的，他们两人属于李鸿章的门下，而左宗棠与李鸿章在官场上素来不和，所以，李鸿章早有铲除左宗棠羽翼的打算。众所周知，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只要左宗棠开口，无论是要饷要粮要军械，胡雪岩都积极主动地办理。中法矛盾升级时，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但又不敢公开宣扬，所以李鸿章就暗中派人削弱主战派的实力。
邵友濂与盛宣怀为了配合李鸿章的计划，暗中四处宣扬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早已空虚，信用不足，以此来打击左宗棠的势力。就在对手恶意破坏和蓄意中伤下，上海阜康钱庄发生了挤兑风潮。又因为钱庄档手宓本常采取应对措施不利，一天之间就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燎原之势，致使上海阜康钱庄关门歇业。随之这场风波殃及杭州和宁波的分号。此时，胡雪岩正在从上海回杭州的船上，虽然杭州有螺蛳太太主事，还有浙江藩台德馨的帮忙，但也只是勉强维持了几天，等到胡雪岩回到杭州时，阜康钱庄已经暂停营业了。
十一月初三，胡雪岩一抵达杭州就获知上海和杭州发生挤兑风波的消息。钱庄可是胡雪岩苦心经营的起家本钱，还是他所有生意的“龙头”，如果钱庄一倒闭，那么，他苦心经营起来的所有事业都将土崩瓦解。所以，刚听到这个消息，胡雪岩内心深处十分愤怒，恨不得立即抓住挪用公款的宓本常。失望和憎恨差一点使他失去理智，他生怕家中的老母亲因为此事急出病来，所以就想连夜往家赶。但是，瞬间理智又将他拉回到现实中，如果此时他一走了之，不顾及客户的利益，就会失去大家对他的最后信任，因为人们自然会想到，阜康钱庄的老板到了关键时刻只会顾自己，置他们的辛苦钱而不顾。
此时，胡雪岩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将得失心丢开，这是唯一有利于局面的做法。到了钱庄的胡雪岩，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自我暗示道：发生挤兑风波不能怨任何人，甚至连自己都不能怨。要尽力将得失心丢开，忘掉自己的真实身份——阜康钱庄的老板，将自己看成是阜康的“总管档手”，假设此时胡雪岩已经不过问此事，并且将此事交给“总管档手”处理。
事实上，如果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还依旧想着个人利益的得失，势必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不冷静思考，只会乱上加乱，无法摆脱困境，最终溺死在恐慌和手足无措中，从而丧失全部机会。
得失心过重的人，不适合在商场上打拼，因为他们只能赢得起而输不起，必然无法超越世俗的眼光。在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人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想不到别人的难处，这样的人势必会为了赚钱而得罪同行，甚至想不到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赚，所以很容易走上犯错误的道路。世事难料，当一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得失心过重的人往往早已失去了更多东西。因此，将得失丢开才是处世之道。
敢于从刀头上舔血
商人的祖师白圭认为：商人四德——勇、智、信、仁四者缺一不可。“勇”是支撑其余三者的顶梁柱。商业利益中，许多转瞬即逝的宝贵商机都在等着人们去发现、去探索，然而机遇中也同样蕴涵着风险，所以，能否善于利用机遇，承担风险可以考察一个决策者的胆识和当机立断的勇气。
生意场上历来是风险与利益共存的，而且二者还成正比。想赚大钱，就一定要敢于冒险，要比常人多付出一些勇气。但是，许多生意人却忽视了冒险对生意的意义，认为稳扎稳打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实际上，生意场上能够笑到最后的人通常是敢于冒风险的人。
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同时也与机遇成正比，想成为大商人，就要有敢于从刀头上舔血的非凡气魄，即敢于承担风险。胡雪岩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舔，风险总要有人背的，要紧的是一定要有担保。”
对于商人来讲，“勇”则意味着决断，尤其是关键时刻，往往会因为一念之差而导致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当机会来临时，决策者如果能在第一时间拍板定夺，将会取得不可估量的收益。反之，如果商人总是多虑，决策时前怕狼后怕虎，且不说劳神费力、延误时机，单凭这种做事的态度就不会让周围人信服。有勇无谋是匹夫的行为；有谋无勇是懦夫的表现。如果商人在开拓商场时勇毅不存，必将会锐气大减，甚至可能停滞不前。
有人将生意上的“冒风险”称之为下“赌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商人中，胡雪岩无疑是最具赌徒气质的人。胡雪岩从涉足商海时就开始下“赌注”，上海蚕丝生意是他下的第一笔“赌注”。当时，胡雪岩的徒弟陈世龙了解到，八月份上海市面将会受“小刀会”的影响。此时，帮会组织的“小刀会”将给上海市面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需要胡雪岩为此做出及时的决断。
胡雪岩认为，如果“小刀会”真在八月份闹事，将不会对生丝生意造成过多的影响。但是，如果“小刀会”闹事成功，上海势必会乱上一阵子，若是上海的交通与外界隔断，那么外面的生丝将很难运进来。如果这个预测成立的话，那么囤积大量的生丝势必会是一笔好生意；反之，如果这个预测不成立，那么囤积生丝将毫无意义，而且还要压一大笔本钱。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判断时局是非常难的，要考验管理者的眼光和胆识，特别是勇气，因为做生意势必要承担风险。这笔生意的最终结果如何，只能靠自己掌握的情况估算。
正因为生意充满了不确定性，才能够使生意获得利润；正因为生意充满了风险，才足以体现商人勇毅果敢的品性。结合目前掌握的情况，胡雪岩做出如下判断：大量买丝，囤在租界，必赚！其理由为：洋人暗中支持“小刀会”，政府必将想办法惩治洋人，其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禁止与洋人通商，如果事实如此，不超过三个月，洋商就会出现有钱无丝的局面，到那时，上海的丝价势必会大涨。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后两江总督上书朝廷，主张禁商并惩罚洋人，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毫无疑问，胡雪岩从生丝生意中大赚了一笔，这是胡雪岩自立门户后赚得的第一桶金。为了这笔生意，胡雪岩做足了准备工作，他从同行的钱庄中调集了几十万银款，因为大家都相信胡雪岩的商业才能和判断力，更相信他的判断是大势所趋。反过来想，如果胡雪岩的判断失误了，囤积三个月的生丝不仅没有赚，反而还会搭进去几千两银子，忽然清政府市禁大开，丝价大跌，恐怕就不会有红顶商人胡雪岩了。
从胡雪岩的决策中足以见得勇与智、智与义的结合。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正确地判断市场，就在于他善于从官场、洋场和江湖朋友那得到准确的消息，最终将所有的决策都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商人都希望市场沿着既定的路线发展，减少意外事情的发生。那么，勇对商人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厚利、机会。“勇”之所以是四德之首，就在于它一头连着智，一头连着风险。由此可见，对于事情的发展如果没有完全的预料，就需要智的证明、勇的验证。
胡雪岩在做生意时之所以能有“从刀头上舔血”的非凡勇气，得益于他对时势、商情的充分了解。他不是逞莽夫的一时之勇，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得出结论。因此，胡雪岩才能够勇于把握身边的每一次机会，并且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
俗话说：“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做生意论的是输赢，如果为一桩生意承担过大过重的风险，甚至面临“翻船”的可能，手段再高明的商人也要斟酌二三。除非你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过硬的靠山、有力的担保，能在关键时刻为你遮风挡雨，兴许可以冒一次险！
胡雪岩之所以敢冒一个又一个险，就在于他能够巧妙地借助官场上的靠山来保护自己，从而抓住无数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胡雪岩才敢豪情万丈地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舔。”
“敢于从刀头上舔血”是任何生意人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无风险，且有利益的生意。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胡雪岩说：“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这话不无道理，高利润的生意中往往蕴涵着高风险。所以，能赚大钱的成功商人势必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能够想人不敢想，做人不敢做，特别是能察常人所未察的生意渠道。当然，“勇”并不是成功判断的唯一因素，只有将勇建立在智的上面，才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形势，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