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笔下的安西是西部的缩影。但他没有忘记在描写风沙即将淹没城墙的同时，记述了对着名的古泉——渊泉的观感。渊泉是干旱西部的特例，但人们的愚昧无知却使泉源枯涸。他以好奇又充满热情的文字详述新疆“特产”坎儿井。写了坎儿井的挖掘、利用，写了坎儿井对当地环境改善的特殊作用，在行文最后，他还特意提到：在坎儿井施工时，如果设计失败，盲目施工，将以无水可引告终，那么数以千百计的劳动日就将白白浪费。这样的工程成了人们的警示碑，当地人将其称为“白坎”，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一个比喻——“白坎儿”，用它表达“白费劲儿”的意思。老实说，我在新疆生活过十余年，我当然知道“白坎儿”这句俗语，但我是从《西北视察记》中第一次获悉，它有这样一个体现出民间黑色幽默的来历！
陈赓雅笔下的邮差是颇有西部特色的人群。他们职业虽一，个性迥异。但正是这些报酬微薄、风险极大的“独行侠”，在沉闷寂寞或烽火纷炽的岁月中，维系着西行者的感情根基。就凭《西北视察记》和《人在天涯》，应该有人想到为河西和新疆的邮差立传。
20世纪的30年代，正是西部多事之秋。而《西北视察记》尽量以客观的角度写出了战乱的过程和后果。在引述了杨增新的名言“西出阳关无好人”之后，他特别提到“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园”的各族共识。事实上，《西北视察记》的特殊之处、陈赓雅的眼界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辨认出、找到了西北各族居民在表面的许多不同之处掩盖下的实质上的共同点。“概述新疆近年变乱之经过”的第五节中，有关盛世才和马仲英争夺孚远（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城血战的情节，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影片的脚本。他写的是一场血战，可读者通过血战的过程，却体会出全民反对战争的实质。当时哈密事件，是新疆和西部长期动乱的序幕。在哈密近郊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村落，他记述了因开玩笑几乎引起误会的插曲，而一个收获麦子的老人道破了事件的真相，肇事者其实只是极少数人策动，而他们的“一念之差”导致了普通民众的无边苦难。
记者所到之地，最关注的是民生状况，说到底，他始终是自觉地将西部人的命运介绍给关心西北的读者。他写了西行路上的许多古迹，比如敦煌月牙泉、榆林石窟，但那只是人们生活演变的“足迹”；他讨论了民众摆脱贫困致富的途径，但那不过是推究西部人的未来。说到底，他的《西北视察记》是他本人和派出他这个记者的《申报》的初衷的体现：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观察西北的历史，反映西北的现实，揭示西北的未来。在国难当头的1934~1935年，陈赓雅和《申报》以历时十四个月的采访、连载，将中国广袤落后、有待开发的大西北展示在全国读者的面前。
四
从见到《西北视察记》起，我就对它产生了兴趣。我隔几年就想读一遍。据俗称“口袋片”的图书借阅记录，这部《西北视察记》归于文学研究所“旧平库”（特指收藏1974年入库的书籍的书库）馆藏已经四十五年，到2001年，共有九人次借阅过，其中六人次竟是同一个“杨镰”。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每读一遍就会有一些新的感想和收获。从第一次倚着两米多高的书架翻阅《西北视察记》起，我就希望能与新一代读者们分享阅读感受。2000年底，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决定将本书的与西部有关的主体部分，以题为《走进西部》收入“探险与发现丛书”。
从见到《西北视察记》，我一直想知道它的作者的情况。这本书出版前夕，在钦鸿和几个不知名的女士、先生的帮助下，依靠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跨越了中国东北、西南，终于与陈赓雅的独生女陈敏取得了联系，得到她的支持，并获悉了作者陈赓雅的情况。
2000年11月26日，我即将抵达乌鲁木齐。与责任编辑商定，我在乌鲁木齐期间将就《西北视察记》的新版作具体安排。
11月26日，那是一个星期日。一起床，我翻阅着《西北视察记》。我一直想知道有关作者的进一步的情况。但十几年间没有一点点进展。我曾推想：既然20纪纪30年代他就是《申报》的名记者了，也许50年代以前就已经辞世，所以50年代以来才见不到他的活动记载。
有一段时间，《生死天山》的作者“天涯游子”、《西北视察记》的作者陈赓雅是我的“难题”。我查不出“天涯游子”的真名；我找不到涉及陈赓雅的任何资料。
我乘坐的飞机是26日下午的，离启程还有三四小时，我顺手抽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我还是不死心，想看看能不能就“天涯游子”发现一点什么。没有，“笔名录”没有收入“天涯游子”。那么，陈赓雅呢？试试看，看他是不是会有什么我所不知的笔名？翻到379页，我竟读到了这样的文字：“陈赓雅（1905.7.3~）云南巍山人。壮族。”在“陈赓雅”名下，还特意说明，他曾在1932~1939年在上海《申报》发表小品文、论文、通讯，1950年还在昆明《正义报》发表文章。另外，1935年时，他在着名的《申报·自由谈》用“南云”的笔名发表过《在海滨》。也许是由于鲁迅的原因，治现代文学史的人特别重视《申报·自由谈》，正是因为《在海滨》，才使他名列“笔名录”吧！
读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该做什么。也许这是那个“骑着驴找驴”笑话的翻版！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出版于1988年，出书后，作者之一就送了我一本，可以说，它站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十几年了，而我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地遍觅陈赓雅生平资料而一无所获。
这次我不敢再大意了，将这本一千多页的书从头翻到了尾。果然，“附录一”又见到了陈赓雅的名字，而这个附录列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亲自为本书提供过个人资料者，这就证明，陈赓雅并不是故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而我第一次见到《西北视察记》时，还健在人间，只不过我并不知道罢了！
我尽量苦思冥想，回忆与《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有关的情况。这本书由徐乃翔、钦鸿编着。我回忆起，钦鸿是在北大荒接受过“再教育”的上海知青，后来似乎在东北克山师专工作，这本书具体的资料准备是他作的。我立即接通了克山的“114”，请他们提供了克山师专的电话。我记起今天是周日，但克山师专办公室居然有人。不，通话者不知道有钦鸿这个人。我又请他告诉我中文系一位资深教师的电话。教师回答，克山师专从未有钦鸿这个人，但他听说过其人，钦鸿十余年前在克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过，但早已经调到了南京江苏社会科学院。江苏？这好办。我在南京有朋友。但马上证实：江苏社会科学院也没有钦鸿！我记起“笔名录”后记落款是“改定于北京－南通”。那么，也许是南通社会科学院？可南通是个市，它有社科院这个建制吗？我思考片刻，拨通了南通“114”。开门见山，先自报家门，说有急事想与一个学者联系，但今天是周末，不知他家里电话，希望查询。我得到了“钦鸿”宅电的号码！我急不可待拨通了电话。“是钦鸿先生家吗？”“是。”“钦鸿先生在吗？”“他到公园散步，9点以后回来。”
一过9点，我立即拨号。这次是钦鸿本人接的。他告诉我，编“笔名录”的一切通信都留着（上帝！），他还记得陈赓雅（好记性！）。我请他查一查，陈赓雅复信的地址，以便确认陈赓雅的单位。他说，一个小时后再告诉我。一个小时后，我已经知道了陈赓雅的最后通信地址：云南昆明市政协参事室。而且证实，陈赓雅1986年还健在。我通过昆明“114”得到政协电话，但电话没有人接。当然，当天是周日。
11月26日晚上，我到了乌鲁木齐。27日星期一，就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总编室，拨通了昆明市政协的电话。对方是个大约30~40岁的女士，她回答，陈赓雅是他们单位的，但几年前就去世了。听说他有个侄子或外甥女，好像在昆明市中医院工作。她听我说明来意，就说：“你真不容易！我帮你找中医院吧，下午一上班，你再用这个电话联系。”我感激不尽，问：“您怎么称呼？”她说：“我是路过的，偶然接了电话。”我急切地问：“那，我下午该找谁呢？”“放心！”她说，“我了解清楚，会交代好的。不会误事。”她不会误事，我相信！
下午，我们又接通了这个号码。我还没有说完，对方（也是一个女士）爽快地说：“我知道了。我告诉你陈赓雅女儿的电话，请记录……”果然，我们与陈赓雅的女儿陈敏直接联系上了。
刚刚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就接到陈敏同志来信。我们得到她的支持，而且通过她获悉了陈赓雅的经历。陈赓雅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采访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50年代被错划右派，平反以后，在昆明市政协工作。1995年以九十高龄去世。
《走进西部》——《西北视察记》的新版本已经编入“探险与发现”丛书出版，这样，20世纪30年代为“开发西北”走进西部的记者陈赓雅，在新世纪“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中拥有了更多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