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新疆，可以以1949年为界，分前后两期。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大事，更是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储安平《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浦熙修《新疆纪行》，是率先对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作出调研，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报导基层情况的纪实之作。同时，它们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两大强势媒体《新观察》杂志与《文汇报》对新疆的特别关注，对新疆位置的认同。
一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早年热心写作，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学习，学习期间即出版了小说集《说谎集》（1930年）。大学毕业，在南京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抗战期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新闻工作。1946年，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到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一个民办刊物居然有十万余份的发行量。1949年10月以后，《观察》杂志很快就复刊了，1949年11月，储安平出任《观察》杂志主编，1950年，《观察》杂志更名《新观察》杂志。此后，他出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月1日，改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离开《新观察》，储安平以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视察采访，包括深入新疆天山南北。在新疆期间，写出系列报道，并且先后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旅行家》等报刊发表，时间跨度是1954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便出版了这些报道的精选集《新疆新面貌》，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可是，储安平的新书在书店与各图书馆陆续上架时，刚刚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就成了“大右派”，印装好的《新疆新面貌》，大部分从印刷厂直接拉到了废品收购站或造纸厂。后来，储安平作为记者自报刊淡出。直到1966年失踪。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的二十二篇报告文学，通过具体的细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新疆进入和平生产时期的整体状况。认真读过《新疆新面貌》，就知道新疆今天的来之不易。可以说经过六十年的历史流程，今天新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直射，新疆今后的路径走向就确立于那个时期。《新疆新面貌》涉及了从阿尔泰山到帕米尔高原，从伊犁河谷到和田沙漠绿洲的广袤区域。然而它的立足点（着眼点）仍然是对新疆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归纳判断。储安平通过《新疆新面貌》反映的思想观点，当然离不开它的时代，但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他坚持自己搜集第一手素材，一切来自生活真实，至今仍然值得取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新疆新面貌》之中写到的内容，为那一阶段的历史留下了真切的印记。
《新疆新面貌》第十一篇《在塔里木河下游》是全书的范例。
1955年6月，储安平在塔里木河的下游亲自探访了一村庄，这个叫“客拉切其”的地方是着名的罗布人的聚落地。解放前，当地居民“终年捕鱼为食，并且吃草根”，以麻布片为衣，完全自给自足，只要有外人来到，居民们就躲进芦苇荡或红柳沙包。从尉犁县城，经群克，再经卡拉，越过了英格可力，就来到人迹罕至的客拉切其。实际上，这里距离1899年斯文·赫定考察罗布荒原的大本营“图拉撒干乌依”不远，着名的罗布人奥尔得克在加入赫定探险队之前，就是这附近的渔民。在当年，哪怕在今天，这一带都是塔里木河下游河道不稳定的区域，是神秘寂寞的地方。储安平一行，是客拉切其历史上第一批专门来访的客人。那时，村民们很少见到外人，也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如果真的有世外桃源的话，这里就是了。
储安平就在这个世外桃源发现了容易被忽视的人间至情至感，记录了“化外之民”罗布人的生活实况。对塔里木河，对河流两岸的植被与动物，没有人比对世居于此的罗布人更敏感，更有发言权。新疆解放了，罗布人做了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再因为穷困而躲避时代潮流。从新疆解放到第一个记者储安平到来，仅仅几年时间，通过外人的眼光折射出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来到客拉切其，更有收获的是身居新闻界要职的储安平，他倾心写成的《在塔里木河下游》，就是从这个原本人迹罕至的小小村落出发的一次穿越时间壁垒的旅行。通过与罗布人的相识，储安平确认了自己在新生活中的位置。
储安平以资深记者的职业敏感，在这篇文笔准确、感情充沛的通讯之中，借助许多生动细节反映了新疆正在出现的深层的变化。他这样描写了这个塔里木河岸边的村落的人与环境：
这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些平平的沙地，而是被风吹成波浪似的一道一道的沙岗。沙岗不很高，大约两三公尺光景。沙岗上间或露着一些从沙子里挣扎出来的红柳或苇子。整个村子就被包围在这样一望无边的沙浪里面。
我们被引导到村子东头的一排矮小的屋子里。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只有两扇门，没有窗子。屋子里砌着一个有一米半高的、可以通烟到屋顶上的壁灶。后来主人们在屋边没有太阳的沙地上铺了毡毯，我们就在那儿围坐下来。他们特地煮了新鲜的塔里木河的鱼招待我们。多年以来，鱼是他们活命的恩物，现在又成为他们飨客的佳肴。由于天热，村子上的人们都露宿户外；那一晚我也陪着他们睡在那旷畅的沙浪上。当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入睡时，便轻轻地走动，轻巧地说话，想尽量不惊扰我们。虽然夜晚的大空是静默默的，然而在默默的大空中，我一样感觉到民族之间互信互爱的亲切的感情。那一天正是阴历十三，繁星满天，皓月当空，我放眼四望，深深感到这个时代的豪壮，虽然已很疲惫，但还强自振作，细味这难得的丰富的境遇。
在客拉切其的日子，每一缕阳光，每一声笑语，都留在储安平记忆深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仅是罗布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更是罗布人的善良与无私。
与之对照，储安平写到“水走了”，写到“洪水漫浇地”，写到塔里木河尾闾海子中的鱼以及罗布人的独木舟，写到野麻花与野麻（罗布麻），写到利用两只木叉几块木板制作出来的织布机，这些都是当地人早就熟悉的，可外人会感到陌生。同时，他借助一个细节：渔猎之民养鸡，表达出了塔里木人的共同愿望：扩大生存空间。
可以说，写下《在塔里木河下游》这篇报道的，必定是敬业的记者。只要读过《在塔里木河下游》，对于罗布人与塔里木河相依相存的关系，就会有难以磨灭的印象。
《新疆新面貌》的副标题是《新疆旅行通讯集》。它记录了从阿尔泰的哈萨克牧民到和田的缫丝女工，从军垦新城石河子的建立到帕米尔高原的牧业合作社，从培养民族师资到置身于古尔邦节欢乐的人群中。1954年夏到1955年夏，储安平“在新疆走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地方”，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建国初期新疆的面貌。《新疆新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新疆旅行通讯集”。它不同于此前或此后的某些同类文章，由于条件限制，或是出于特殊时期，不能或不愿亲自面对新的素材。正因为如此，《新疆新面貌》为我们记录了新疆百废待举的新时期的真实状况。
二
浦熙修（1910－1970），女，上海嘉定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在北京中学任教，1936年起，任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香港《文汇报》驻南京特约记者，是着名民主人士。建国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着有纪实文学《朝鲜纪行》《六人行》《新疆纪行》。1949年以后，浦熙修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浦熙修被点名批判，此后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起，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1965年身染重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1月，平反昭雪，1981年8月，为浦熙修补开了追悼会。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浦熙修成为有广泛影响的女记者，她提出，作为一个记者“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抗战期间被称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被称作“三剑客”。
50年代前期，浦熙修曾深入到新疆塔里木，并且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1951年7月16日，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成员，浦熙修自朝鲜前线回国，从兰州乘飞机前往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在此后的四个月间，浦熙修成为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后，较早进入新疆的、来自北京的新闻工作者。她此行的任务是对新疆各界宣讲抗美援朝，但新疆之行则促使作为《文汇报》资深报人的浦熙修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位置，写出了连续报道，并且立即产生了广泛影响。浦熙修新疆之行在1951年夏天，那时新疆刚刚转入和平生产时期，而储安平深入进行采访的1954年至1956年夏，新疆和平生产初见成效。从浦熙修到储安平的“接力”，有助于对这一时期新疆基本面貌的了解，是认识新疆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53年4月，平明出版社将浦熙修的系列报道结为一集，出版了《新疆纪行》，全书九章，约五万字。可以说，这是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直接面对全国的第一次亮相。《新疆纪行》的采访写作比储安平《新疆新面貌》早几年，但他们的立意一脉相承：反映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现状。与储安平《新疆新面貌》面对全新疆相比，《新疆纪行》的侧重点在天山以南（南疆）。同时，也更多关照到新疆政治格局的确立。
新中国刚建立，面对突发朝鲜战争与紧张的台海形势，储安平与浦熙修以他们的文字反映出中国文化界精英的共识：
有了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便具备了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读过《新疆新面貌》与《新疆纪行》，作为读者，我的体会则是：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新旧新疆的对比线，在于人民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