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勃鲁切夫（1863~1956），是着名的地质与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时代出版社1958年2月中文版）一书，曾这样为他定位：
苏联卓越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两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以研究西伯利亚和中亚而闻名。奥勃鲁切夫在金属矿床的地质学、构造地质学、第四纪沉积、地貌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着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写有西伯利亚研究史巨着和许多科学通俗丛书、教科书等。五次荣获列宁勋章。
《苏联百科辞典》先后出版于1953年9月至1955年3月，那时苏联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对奥勃鲁切夫所作的介绍，可以说是苏联官方的正式评价。
奥勃鲁切夫出道极早，学术经历跨越了沙俄与苏俄两个历史时期。1894年，就组建了一支探险队从新疆的东部天山，前往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处进行考察。在一年之后，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才从俄领中亚的奥什出发，进入新疆，开始自己首次探险考察。
应该提到的是，19世纪后期欧洲地理学界的“罗布泊位置之争”过程，奥勃鲁切夫是唯一的支持李希霍芬－斯文·赫定观点的俄国学者。可以说，那时的俄国中亚探险家，无人不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影响，奥勃鲁切夫也不例外，但他以自己的探险考察经历为依托，认为罗布泊的位置变迁，是受到区域气候影响而出现的。1894年，奥勃鲁切夫第一次在中国西部探险，收获之巨使他足以受用终生。他的探险路线是沿恰克图到北京，再横贯中国西北的山区与荒漠戈壁，最终取道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返回俄国。
由于此行，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穿越了甘肃、青海、新疆交界处的安南坝的探险家。在越过额济纳河之后，他经马鬃山“黑戈壁”，进入了巴丹吉林沙漠，当时的探险家们曾认为这是内陆亚洲“最可怖”的“死亡沙漠”。而奥勃鲁切夫仅由一名哥萨克陪同，走完了全程。长达九千四百英里的地质考察，奠定了奥勃鲁切夫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为了奖励他的工作，年轻的奥勃鲁切夫获得了年度的“普尔热瓦热斯基奖”，奖金六百卢布。此行，是他中亚探险的起点。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九岁。
1905年，四十二岁的奥勃鲁切夫带领两个儿子与两个学生，在新疆北部作了实地考察。考察期间，新疆塔城（塔尔巴哈台）是奥勃鲁切夫的支撑点。
1917年“十月革命”，奥勃鲁切夫留在俄罗斯。苏联时期，奥勃鲁切夫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五次获得列宁勋章。
晚年，奥勃鲁切夫写出了通俗探险游记《荒漠寻宝》（书名直译是《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在临终前一年，他第三次修订了《荒漠寻宝》。那时，奥勃鲁切夫达到九十高龄，在中亚从事实地考察已经长达六十年之久。可以说，在19世纪以来的外国探险家之中，他是年寿最高的一人，中亚始终是他的关注目标，直到临终。
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奥勃鲁切夫从中国西部探险家的身份淡出，而据有苏联首席中亚地质地理学家的位置。
如果可以横向比较的话，奥勃鲁切夫与斯文·赫定有许多一致性：都是以地质、地理的调查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探险实践，成为“荒漠独行”者，而且都是在即将三十岁时，走进了陌生的西部沙漠戈壁（1895年，赫定开始了首次塔里木探险）。作为科学家，奥勃鲁切夫的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探险家，他的感受得自实地考察，因此不会因为时间逝去而为人们淡忘。与斯文·赫定有所不同的是，他不以自己的探险记出名。他在1896年出版了探险记《中国归来》，1894年的《俄国地理学会导刊》上就曾发布了奥勃鲁切夫的旅行报告，这时，他本人还在旅途之中。人们不是因为他的探险记了解他的成就的，而是通过他对矿物学等学科的贡献认可了探险家奥勃鲁切夫。在苏联时期，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但通过他的最后的探险记《荒漠寻宝》，我们认识的还是那个带着儿子、学生走上荒野的人。他没有走回头路，他也没有停滞不前。
——这就是《荒漠寻宝》的独特价值。
在20世纪前期，特别是苏俄时期，中亚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也许这就是奥勃鲁切夫没有致力于通过探险报告形成个人风格的原因。作为一个特例，在中亚探险家写的探险纪实之中，《荒漠寻宝》不是以探险家为主人公，而是虚拟了一个职业“找宝人”，全书借他（出生在阿尔泰的古库什金）的自述，展开了广阔视野。全书从第二章开始就是古库什金的一本找宝过程的札记。
这种选择，也许是与苏俄时期的政治氛围有关。不管怎么说，《荒漠寻宝》写到的一切，都出自奥勃鲁切夫的实地见闻。因此，它的价值难以替代。
在《荒漠寻宝》一书中，奥勃鲁切夫以重要篇幅正面写到了那个着名的“丝路罗宾汉”——黑喇嘛。在两次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奥勃鲁切夫笔下，苏联革命的公敌黑喇嘛竟是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
20世纪前期的中国西部探险家，比如欧文·拉铁摩尔、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亨宁·哈士纶、埃里克·诺林等，在路经黑戈壁时，都曾前往没有了黑喇嘛的马鬃山要塞探访遗迹。《丝绸之路》《蒙古的人和神》《通向新疆的戈壁沙漠之路》等探险名着之中，黑喇嘛、碉堡山都占据了重要篇幅。但是直接写到黑喇嘛其人与他的固若金汤的要塞的，只有奥勃鲁切夫的《荒漠寻宝》。而且奥勃鲁切夫笔下的主人公（职业“找宝人”）是以黑喇嘛的追随者出现。
最初读到《荒漠寻宝》，我为主人公的经历、视角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其中有想象成分。有一段时间，我拿不准该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信书中所写的关于黑喇嘛的内容。
从2003年开始，我多次探访马鬃山的黑喇嘛要塞碉堡山，我曾手持《荒漠寻宝》在碉堡山踏勘遗迹，我的结论是：《荒漠寻宝》的有关段落（比如碉堡山内部的联络系统、布防格局，甚至黑喇嘛的卧室规模），是出自目击者的实地观察。这样处理黑喇嘛与碉堡山，奥勃鲁切夫假托“找宝人”口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荒漠寻宝》一书，也写到了黑喇嘛的结局：
主人公从额济纳黑城（喀喇浩特）返回塔城，又路经了黑戈壁。他专程到马鬃山的要塞探望，因为离去时，黑喇嘛请他们在额济纳河的农区为自己买一些粮食，粮食就驮在骆驼背上。黑喇嘛还索要可供解闷的书籍——书籍也从黑城的文物之中找到了。
敲开了要塞的门，一个蒙古族老人告诉他们：前不久黑喇嘛抢劫了一个商队，得到大笔银子，就遣散了部众，带了四个伙伴到北京去解救亲人了。这里的骆驼、绵羊、山羊，都是黑喇嘛留下的。显然他认为自己迟早还得回到黑戈壁，继续做绿林好汉。
主人公听老人说完，留下粮食，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离去了。黑戈壁曲终人散。当然，这个结局是出于掩饰之词。
按说像奥勃鲁切夫这样档次的学者，写的又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地方，应该不会远离真实。可在黑喇嘛成为革命的死敌的苏俄时期，这样同情他，确实费解。有关黑喇嘛与黑戈壁的文献都证实，碉堡山是从内部攻破的——黑喇嘛的亲信中有对方潜伏的人员。而奥勃鲁切夫本人始终站在黑喇嘛立场之上。写作《荒漠寻宝》时，因为年龄，奥勃鲁切夫已经退出了探险实践。黑戈壁、黑喇嘛、碉堡山，都是他对生动曲折、充满危险的探险经历的追忆。
2007年中秋，我重返黑戈壁，再次寻访黑喇嘛的遗迹。在与黑戈壁相邻的新疆境内，我们发现了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军事要塞，那是黑喇嘛的对头——新疆督军杨增新为防止黑喇嘛将战乱引入新疆，在1919年初秘密修建的军事防线与战略警备区。这个要塞距离碉堡山只有几十公里，在一马平川的荒漠之上，这个距离等于近在比邻。就我所见而言，杨增新要塞是至今中国西北所存在的最壮观、最完整的军事设施。面对奇迹般的要塞，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间那样长的时期，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到它的存在。在天山脚下杨增新建这个要塞很难，人工、建材、技术力量等等所需要的一切都非当地所有。但是更难的是将它始终掩藏在群山环绕中。因为，只要这个要塞存在，实际就等于为他的对手黑喇嘛的追随者保存了记忆中的空间。
联想到奥勃鲁切夫笔下的黑喇嘛，我恍然大悟，在《荒漠寻宝》之中，奥勃鲁切夫想混淆真实存在与虚幻想象之间的差别。使信从者确信，黑喇嘛一定会回来。让抱有敌意的人认为，黑喇嘛从来就不是真实的存在。奥勃鲁切夫从未明言的是：在漫长的探险生涯中，在进出内陆亚洲探索秘境的过程中，他与黑喇嘛本人有更密切、更实质性的联系。
在《荒漠寻宝》一书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还有关于发掘黑城——喀喇浩特，关于在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城的找宝，在敦煌石窟寺的经历等等段落。最终，以“找宝人”洛布森前往西藏拉萨，朝拜布达拉宫作结。西域探险史的一个典故则是：俄国中亚探险之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历次探险队，都是为了抵达拉萨组建的，可是直到他去世于中俄边境的小城喀喇库勒，从来未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荒漠寻宝》的主人公与执笔人，就是在布达拉宫之前的虔诚信徒的行列之中，重合为同一个人了。
在喀喇浩特，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经过发掘，攫获了惊人的文献与文物，几乎是西夏历史的“档案馆”。与科兹洛夫的探险记《死城之旅》对照阅读，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奥勃鲁切夫笔下的西部，是19~20世纪之交的场景。其中有怀念、悔恨、遗憾、激动，最重要的是包含着这一切一去绝不会重演的无可奈何。
作为后人，读过《荒漠寻宝》，你可以从中受益，也可以为之愤慨。不管怎么说，它是历史的实录。
作为西部“找宝人”的自述，《荒漠寻宝》成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记实。通过奥勃鲁切夫穿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文字，我们对于西部失落的古代文明的再发现过程之中所得到的、失去的，应该铭记的、不能忽略的，就可以有了亲临其境的、触手可及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