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沙漠，《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则是“地面完全为沙所覆盖，缺乏流水，气候干燥，植物稀少的地区”。绿洲与沙漠是对立的概念，区别在于水、植被的有无。
在沙漠中，绿洲代表生命，绿洲是人类的栖息地，人类文明萌生的伊甸园。与绿洲相反，沙漠代表死亡，沙漠是生命的禁区，人类文明的炼狱。
众所周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疆塔里木除了绿洲就是沙漠戈壁。但并非人人都曾想到过：塔里木的沙漠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绿洲在沙漠环伺下如何生存？沙漠与绿洲之间在什么条件下将发生位置转换？人类的载体——绿洲家园会不会彻底沦为沙漠死界？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教授的《亚洲的脉搏》便是凭借自己在塔里木的艰难曲折的探险经历，为上述问题寻找着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
由于他的探险过程充满思索和发现，尽管亨廷顿两次来中国新疆考察远在上个世纪之初，尽管他不如斯文·赫定、斯坦因知名，但他所做的工作和所写的《亚洲的脉搏》一书，至今仍然有特殊意义。
亨廷顿在1905年3月~1906年4月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亚科学考察。他的课题是研究中亚气候与文明的演变，而专着《文明与气候》便是本课题的直接学术成果；这本《亚洲的脉搏》则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写的塔里木探险记。按现在出版物的分类，它属于纪实文学——一个由自然科学家所写的人文作品。重视《文明与气候》这类学术着作，但并不偏废《亚洲的脉搏》这类探险记，是可取的态度。
20世纪前期，出版过中国西部游记的外国人主要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外交官，甚至是文物贩子、负有不可告人使命的密探。这些书籍着力探讨亚洲腹地的人文历史等问题：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曾给了读者许多启示。而《亚洲的脉搏》一书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一个地理学家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关系——特设的布景。换句话说，《亚洲的脉搏》是用人文例证深化自然科学课题。它写到沙埋古城，却不从历史考古出发，古城沙埋是气候与人类文明关系的遗迹；描述绿洲兴衰，那是用生动的事实演示人与环境的依存关系；介绍古道风情当然也并非猎奇，而是推测一种文明和它的特殊内涵如何形成，并如何延续至今。
总之，读过《亚洲的脉搏》，你关注的问题是：这古老又年轻，丰饶又贫瘠，单调又奇异的亚洲腹地——新疆塔里木——有怎样的过去，又必将会有怎样的将来。而它的作者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从绿洲走进荒漠，又从荒漠返回绿洲，他如同一个在平衡木上倾情表演的体操家，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自由的有限与有限的自由；他就像一个维吾尔族传统杂技“达瓦孜”（高空走绳）的大师，因一线相悬而顾盼生辉，却不曾越雷池半步。他的一边是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他的另一边是绿洲，是淀积着古老文明的、牵系着东西方进步的步幅的丝绸之路绿洲带。他寻找的是绿洲、沙漠互相置换的规律；他体验的是几千年文明史转嫁给生态环境的沉重负荷。
读过《亚洲的脉搏》，你就像刚刚亲历了绿洲、沙漠的切换，刚刚突出重围从死界回归红尘，感受到了即将醒来的中亚大地的悠长呼吸。而亚洲腹地奔流不息的内陆河就是它沉稳自律的脉搏。
二
亨廷顿对中亚的科学考察从1903年延续到1906年，进行了四年时间。这四年又分成两个段落。
1903年夏天，作为美国卡耐基学院彭帕里探险队成员，亨廷顿第一次到亚洲腹地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他们从伊塞克湖畔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市启程，工作区域是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和俄领中亚城市奥什之间人迹罕至的山区，重点是帕米尔高原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亨廷顿与美国着名地理学家戴维斯教授在天山纵深处的柯尔克孜族牧人中生活了三个月。他不但学会了柯尔克孜语，粗通维吾尔语，还与柯尔克孜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关于这次工作，他出版了《1903年的中亚考察》《重逢在亚洲腹地》等书。1903~1904年间，他还随彭帕里考察队考察了波斯（伊朗）和里海盆地。
1905~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再次深入亚洲腹地。这次工作区域完全在新疆，重点仍然是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和同事巴雷特来到克什米尔。他的历时一年多的中亚地理考察将从克什米尔开始。在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略作安排，便前往喇嘛教的沃壤拉达克。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亨廷顿的驮队用三十五天翻越了世界屋脊喀喇昆仑，进入中国境内。
在和田河上游喀拉喀什河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屋脊”背面（北面）的大地，见到了中国的游牧民。站在桑株山口，他深深为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盆地所吸引。开阔的视野、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他曾将昆仑山峡谷比作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1905年6月到1906年2月，他在塔里木盆地的南、东两侧工作了九个月。和阗（和田）、策勒、克里雅（于田）、尼雅（民丰）、车尔臣（且末）、卡尔克里克（若羌）……除深入昆仑山区，发现了恰哈等遗址，到达了大小金厂，亨廷顿基本上是按照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一路前行。实际他总是在步斯文·赫定、斯坦因后尘，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尼雅、瓦石峡、楼兰古城……一般来说除了恰哈、米兰——还有后来所谓的“太阳墓地”，他的关注点并不在发现新的古遗址。尽管只要能够做到，他总是千方百计，不愿遗漏探访历史遗存的机会，但他显然与斯坦因等人迥异，他关心古迹，但兴奋点从来也不在寻找文物上。古城、古迹，在他看来纯粹是气候与人类文明关系的例证。
他对塔里木区域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但他始终坚持用自己创制的地理概念“罗布盆地”称呼塔里木。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他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更有诗意。
1906年2月23日，在塔里木度过了夏秋冬三个季节之后，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低地。2月，也许是吐鲁番最宜人的月份。但亨廷顿在吐鲁番只停留了近20天，就结束了这次考察的野外工作。3月中旬，他抵达新疆省会迪化。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回国后，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科研基金，整理考察成果的工作得以很快进行。1907年7月，《亚洲的脉搏》就顺利完稿并及时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