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20世纪的中国西部探险家中，亨廷顿在新疆时间不是最长的，他的路线也不是最难行或有开创意义的。但他的专着《文明与气候》在欧美地理学界潜移默化，影响深远；他的《亚洲的脉搏》内容生动曲折，涵盖面广，思考问题通脱透彻，分析历史演变过程与发展走向鞭辟入里。将塔里木的历史命运归结到人类与环境关系这个横贯古今的宏大题目之下，《亚洲的脉搏》是开山之作。
在塔里木的九个月，为推究绿洲群变迁的过程，亨廷顿一个一个“追踪”着目标：固拉合马、恰哈、新老达摩沟、乌宗塔提、尼雅、安迪尔、瓦石峡、米兰……他依循条条源于昆仑雪峰并养育了山前绿洲带，潜入亚洲腹地沙漠的内陆河：策勒河、克里雅河、尼雅河、牙通古孜河、安迪尔河、喀拉米兰河、车尔臣河、米兰河，最后是塔里木河与孔雀河，辨认着气候与文明的“年轮”。塔里木绿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断改变面貌，开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最终却启发他将这此生彼息的发展变化作为一种规律来总结。他研究的课题是“文明与气候”，他的结论远非定论，然而他的尝试却丰富了人们对塔里木——中国西部——丝绸之路的认识。
亨廷顿是科学家，但他相当关心历史考古。事实上，他是20世纪西域探险史上第一个报道策勒南部昆仑山中的神秘古迹恰哈古城、第一个实地考察米兰遗址的人。但他对恰哈的关注，始终把持着将焦距调整在昆仑山水资源与人口怎样处在平衡状态这个位置上。本书的重要章节——第十一章“尚未被探测的罗布盐泽”，以米兰作为开篇。1905年圣诞节前后在米兰遗址，他注意到汉唐时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也繁荣得多。当时米兰是新阿不旦居民夏季“游耕”的地方，一年所获，仅仅够十五至二十户罗布人食用。“这里的土地每三年只能耕作一次”。毫无疑问，以前米兰的生态环境、气候植被一定与20世纪初大不相同。而作者依据自己对米兰古城、寺院、烽燧、驿站、民宅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演变的假设”。
亨廷顿到达的米兰，一般认为就是《汉书》记载过的楼兰王国重要垦区伊循城。古代遗址米兰古城和今天的绿洲——兵团36团米兰镇，我都比较熟悉。人们注意到古代良田肥美的伊循垦区早已是荒漠死界，几乎寸草不生。而人类在这一区域里不断变换聚落位置，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正是这个巨大强烈的反差，使亨廷顿的研究课题超出了考古调查，力图具有超前的意义。
罗布荒原是亨廷顿关注的重点。本书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作者写到了米兰古今环境的置换和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绿洲“挪动”，写到了穿行罗布泊时陷入盐沼的奇情险状，描绘了沼气中毒的厄运，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细节。
在从阿提米希布拉克（六十泉）前往楼兰古城时，前来饮水的野骆驼裹挟他的役用骆驼逃逸了。寻找骆驼的段落是西部探险记中有代表性的段落之一，时隔近百年读之，还使我产生了恶梦难醒般的感受。就罗布荒原探险考察而言，亨廷顿是斯文·赫定与斯坦因之间的过渡人物。对罗布荒原，他显然不如赫定熟悉，甚至也不如斯坦因了解。但他笔下的罗布荒原探险，确实惊心动魄，如身临其境。
即便在罗布荒原这样的地角天涯，人也是亨廷顿关照的主体：人与人（外来者与罗布人），人与骆驼（役用的与野生的），人与荒原，人与历史，人与无人……，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人就是失群的人，无助的人，惶惑的人，迷途的人，只能束手待毙。在罗布人的首府新阿不旦，他与从未吃过一口馕或其他面食的固守旧俗的罗布渔人相处得不错，但他力图进入罗布人主观世界的努力却失败了。他并不了解罗布人当时的生存状态。看得出来，他对柯尔克孜牧人颇具好感。在第五章“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牧人”中，他特意写到牧人日用品简单实用，没有易碎的、不便于搬运的家什，并指出这是由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这算不得创见。但第十二章“干涸的河床和秃山”中，当亨廷顿一行路经一个古遗址时，他仅凭遍地碎陶片便认定这是农业时期的聚落，游牧民显然用不着如此之多的陶制器皿。在这里，如果没有第五章对当时柯尔克孜牧人家什的铺垫，他的判断便不具备说服力。然而正因为这个遗址的年代相当早，足以说明塔里木河下游早在纪元之前已经有了发达的定居农业。
作者写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在19~20世纪之际的垦荒。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从他的视角被记录下来。由此他联想到了远在二百英里之外的楼兰古城，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二百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中国人垦荒努力的完全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因为河水的极度盐化造成的。
第十三章“罗布淖尔的兴衰”，他综合了自己的考察进一步说：在干旱的塔里木，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水量多少的变化——他认为这个变化是客观规律，不在于沙漠的收缩扩张，不在于植被的生死，而在于水质的恶化。在于河流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河了。
正是脉搏不能照常输送血液，逐渐导致了亚洲心脏的梗阻和坏死。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见解有待科学实践的检验。我认同的是他看问题的角度。他的意见毕竟是近百年前的一家之言，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是非对错，自有后人评判。而学问历来总如积薪，必定后来居上。亨廷顿的塔里木探险考察之行是20世纪西部探险史的一个独特的“章节”，他的见闻丰富了我们对西部的了解，他的着眼点确实能为我们认识塔里木绿洲沙漠的变迁，提供有益的思路。
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需要一个坚强可靠的心脏。
四
《亚洲的脉搏》第五章“天山深处的柯尔克孜牧人”有这样一个插曲：
我的目的并不是研究植物，但是也许有必要在此列一张（我在天山见到的）植物表，是我碰巧看见并记录下来的。这些植物在罗布盆地（塔里木）东北部山间低坡上随处可见，取之不尽，而在欧洲和美洲却需要人工培植……鉴于有很多人反对认为亚洲中部是欧洲主要种族的发源地的理论，上面所列植物表就很有意味了。
这个观察大有深意。人类文明的历史进展证明，今天的庭院花卉，最早一定是由野生引进的；今天的园圃水果，最早一定漫山遍野都是。如果欧洲名花郁金香在中亚只有野生种，那无疑说明中亚是它的祖籍。人们是从中亚山野将它移植到庭院之中的。新疆的野生苹果、野生核桃、野骆驼对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个插曲看似写来毫不经意，然而它不但是点睛之笔，也是亨廷顿考察特点的体现。
地理学家亨廷顿对中亚文明与气候的研究，实际就是人类文明与生存环境关系的研究。
法国史学家、艺术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我曾反复阅读。当然，丹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观点受到过责难，并非定论。事实上，我推崇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和眼界。
读过《亚洲的脉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亨廷顿用他的实践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扩大了我们受到屏蔽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