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守望绿洲
23330200000049

第49章 走向地平线的驼队①(1)

这是一支经年累月行进在荒山野岭的驼队,它的标准配置是:

九十头毛驴,四匹马,三匹骡子,两只山羊,一条狗;十三个维吾尔人,一个蒙古人,一个瑞典人。

驼队没有具体的路线,凡是地图上的西部空白区域,就是它的领地。它进出塔里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塔里木不平静的岁月,但又是备受关注的盲点。驼队的仅有的瑞典人尼尔斯·安博特(Nils Ambote)从没有将这困难寂寞、路途坎坷当做磨难,并且就它的日常经历写出了西域探险史上别具一格的杰作《驼队》。

中国与瑞典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广袤的大西北从1927年坚持到1935年,是中国科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从“五四”前后举国瞩目西北、以开发西部为舆论热点以来最积极、最有成效的举措。

初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这个“流动大学”之中,有十位中国学者,十八位欧洲学者,学科涉及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气象学、历史学等。瑞典天文学家尼尔斯·安博特是考察团中以坚持时间长(贯穿始终),成果应用性强,填补了天文、地理空白着称的科学家、新疆探险家。安博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五六年间,利用落后的交通工具——毛驴、骆驼、马匹——在塔里木与青藏高原作了艰难但有成效的实地考察与测量,至今,在新疆塔里木石油开发过程,仍然要依靠安博特当年实测的数据,特别是地磁资料。有关和田河流域的地图,也以安博特绘制的最详尽,最有实用价值。然而,作为一个探险家,安博特的探险记《驼队》的内容,一点也不比他在天文、地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逊色。

1927年秋,瑞典隆德大学的青年教师、天文学家尼尔斯·安博特受聘成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第二批团员。在德国波茨坦大学接受了为期八个月的大地测量培训之后,穿过俄领中亚,进入新疆。从此,他成了整个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全部中国团员、外籍团员之中,在新疆实地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人。

安博特进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序列,一开始曾留守迪化,经历了杨增新被刺,金树仁上台的动荡。当时,斯文·赫定远赴美国,为考察团继续存在而寻求新的财政支援。在一个时期内,安博特与机械师卡尔森成了考察团的留守成员。此后,他的工作位置主要在塔里木,从焉耆、罗布泊、库鲁克塔格、沙雅,一直到南缘的和阗。他曾反复进入阿克赛钦,一再对和田河流域作实地测量,这一工作始终在最不适宜的背景之下进行。

1933年初,设在北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与长期独自在南疆工作的安博特失去了联系。1月,驻喀什噶尔的瑞典传教团发来电报说:“据圣诞节前后抵达叶尔羌的两人的报告,去年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此后前往甘肃了。”瑞典传教团成员罗伯林茨的电报则说,1932年10月,在且末见到了安博特,但从此消息全无。通过几个月努力搜索,还是没有安博特的确切消息,斯文·赫定将情况向中国政府做了通报,要求协助寻找。当时,仍然在河西肃州(甘肃酒泉)与内蒙古额济纳区域工作的外籍团员接到指示,要他们提供安博特近况,同时,派出了瑞典籍团员、地质学家诺林专门赶赴新疆,追踪安博特的下落。这一情况是如此紧急,以致斯文·赫定竟然破例向马仲英求援,马仲英保证亲自过问安博特的下落。

以上内容,构成了斯文·赫定的名着《丝绸之路》的开篇。

1933年6月7日,一封电报送达斯文·赫定在北京的驻地,电报是长期驻守新疆莎车的瑞典传教士罗伯林茨打来的,电报委托寻找安博特,上面写道:

安博特在和阗。平安。近日将经印度返回欧洲。

有了安博特确实的下落,赫定一颗悬空的心终于落了实处。但“安博特在和阗”几个字,又叫他产生了新的担忧,因为那时新疆的和阗是外国人的禁区。在新疆塔里木(特别是南缘)已经处在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安博特明明有机会离开苦海,但他居然没有奔赴口内,还反向进入了战火之中,如同飞蛾赴火。面对一支又一支身份不明的武装队伍,安博特所有的,就是他的驼队。作为科学家、探险家来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安博特的身份与工作极其不受欢迎,对各方都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他只有一支全部由当地人组成的(他自己除外)、仅仅携带给养的驼队,他竟然在战乱的“风暴眼”,走遍塔里木南缘整个区域,完成了预期的科学考察。因祸得福的安博特,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驱策驼队进出昆仑山河源地区以及和阗,他不但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帮助,而且做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玛札塔格设立天文观测点,对和阗河流域作测量。考察途中,他在和阗河的东岸,找到了四十年前斯文·赫定遇救的地点。

1895年夏天,赫定第一次作新疆探险时,因为对塔克拉玛干的情况估计不足,使得整个驼队因干渴瓦解在和阗河西岸的荒漠。赫定仅以身免,独自勉强走到了河边,可发现那时正在枯水期,整个和阗河是一道流沙河。几乎绝望时,在月光下他见到东岸有一个有水的池沼。在池边,他像牛马一样“饮”足了清水,并且拿皮靴当水桶,救活了濒死的助手。此后,斯坦因也曾步赫定后尘来到水池。从此,这个着名池沼就成为新疆探险史的里程碑,被称为“天赐(给探险家)的水池”。

1992年10月,以中国为主的8个国家的学者作“环绕塔里木探险考察”时,又来到了“天赐的水池”。时间虽然过去了接近一百年,但是池水清澈依旧。站在干枯的河床上,在斯坦因、安博特之后,我们同样明白了什么叫探险,什么叫探险家:探险,是对人们潜能的激发。同时领悟出,作为一个探险家,如果你救不了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你了。

安博特在新疆的经历,全部写进了探险记《驼队》。《驼队》是同类书籍中以人情味浓郁着称的一部,尽管他写到的许多内容都是独家的,但情感一脉相通。比如他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中国着名的植物学家刘慎谔先生,另一个则是着名的瑞典传教士恩瓦尔小姐。刘慎谔先生与恩瓦尔小姐在民族、经历、学养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但他们实际上都是驼队中的一员。

刘慎谔,字士林,1897年8月26日生于山东牟平农民家庭。家境清贫。幼时在伯父办的私塾读书,受其兄资助,考入济南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了保定留法高等工艺学校预备班,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获法国授予的博士学位,并学成归国。

1931年,刘慎谔与杨钟健一同参加了中法科学考察团,前往西北。任务完成后,又只身由新疆、西藏到印度,再经上海返回北京,历时近两年。他这段科学考察事迹,《北平研究院第四年工作报告》记载如下:

民国二十年,刘慎谔、郝景盛五月十七日由北平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庙、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肃州、哈密、鄯善、吐鲁番、达坂城而至迪化,时为八月。刘慎谔乃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平川植物,前后共得标本约二千号。是年11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迈天山,入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民国二十一年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入库车,过拜城,至阿克苏,后由阿克苏入小路,沿天山南坡抵哈什(喀什)。再沿大路经英吉沙、莎车、泽普而至叶城,时当三月。由此再整行装由库库雅山口深入昆仑,过哈拉古劳木岭,高达五千五百米,已人西藏高原。由此折而东行,历时二月余,地面平均皆拔出海面五千米以上,景色荒寒,悉入无人之境。于是又折而北出昆仑,再入新疆,经尼雅、于阗、和阗、墨玉、皮山,返叶城,为时又在八月。整装由克立阳山口重人昆仑,经西藏之北境,过拉打克(今列城)而抵哈什米尔(克什米尔)。是地交通始感方便。由此出希马拉亚(喜马拉雅)山脉,直达印度北境,入滨地过拉欧抵德里(印京),由德里北行,入希马拉亚山脉之斯米拉,再经哈雅(加雅)抵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由此复人希马拉亚之打吉岭再返加尔加答,时已年终。本年搜获标本约二千五百号……民国二十二年,刘慎谔二月由印度经上海返平。

什么叫为科学献身?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这里已经有了形象化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