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或洛阳是汉代行政中心、首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容置疑。商贸起自民间，除了行政中心，还需要有旅客与商品的集散地：人流如织、村落衔接、物产丰饶、宾至如归。丝绸之路承载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越贴近基层，它的流动越通畅，它的脉冲越充满活力，它的存在越有实效。中原的贴近基层的阶段性起止点、商贸中心，在伏牛山麓的南阳。
大宛地名曾引起过争议，争议在于地名究竟是“大宛”，还是大“宛”。也就是说，大，究竟是当地地名的一部分（如同“大食”“大夏”），还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如同“大月氏”）。岑仲勉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西域地名原来是“宛”，大，是汉语的附加成分，他的理由是：《史记》与《汉书》之中，常见“宛宝马”“使宛”“许宛之约”“宛破”等词语，“从知大宛之大，同大月氏之大，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故以大冠称，且与小宛对言也。”（《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册287页。）
“宛”，是西域语言，不是汉语。对此，中外学者从无异说。然而在中原的地名中，有另外一个“宛”与之对应。南阳郡别称“宛”，南阳郡的首府名为“宛城”。“宛”，据《史记》古注，读音为“冤”（yuan）。可“宛”含义是什么呢？
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富庶之区，古代文明的萌生之地，安集延则是盆地中较早出现的重要城镇。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曾引录《西域图志》卷四十五说：安集延当古道，“与《史记》大宛‘土着有城郭’之说合，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而岑仲勉的结论则是：从对音来说，“余谓‘宛’本安集延之略译，似属无可非议”。安集延是中亚商贸中心、行旅集散地，长期以来，新疆各族居民曾将中亚商人泛称为“安集延人”。南阳，位于浅山盆地，宜耕宜牧，宜散宜聚，是丝绸（山蚕与家蚕并重）、瓷器、冶铁、农牧产品、农耕技术的荟萃之区。南阳别名“宛”，应该是丝路中外行旅们对南阳人文地理特点的共同指认。
早在秦昭王时期，南阳郡的府治已经叫“宛城”了。在汉代，南阳被视为“旧都”“南都”，张衡为此写出汉赋名篇《南都赋》。南阳处在华夏区域南方、北方两个物候带之间，处在南北文明交流的通衢、东西交通的起止点。《史记·货殖列传》这样概括南阳的特征：“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汉书·地理志下》进一步解释：“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会也。”所谓“南阳好商贾”，或说民俗“好事”“多贾”，无疑是远近、中外、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它被称为“宛”的本意。直到明清时期，南阳仍然是商旅云集之处。
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前的民间商贸的起止点，是从伏牛山的宛城（南阳）到费尔干纳的大宛国。丝绸之路的一代又一代的行旅，沿昆仑山、祁连山、秦岭、伏牛山的山前洪积扇的古道奔波往返着。
关于宛城与大宛国，还有一个连结点。
渥洼池发现天马的时间，原始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汉书·武帝纪六》记载，元鼎四年（前113）纪事云：“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而《汉书·礼乐志二》记录《郊祀歌》十九章，第十章《天马》附注却说：“元狩三年（前120）马生渥洼水中。”出征大宛，索得汗血天马，则在太初四年（前101）。也就是说，渥洼天马初现池水，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再征大宛之前二十年，是天马追求的序幕。
关于渥洼池发现天马过程，《史记·乐书二》有一条出自裴駰《集解》的“李斐注”。注云：“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所谓“屯田敦煌界”，等于说遣戍边陲。原来，制造“水出天马”奇迹者，竟然是在此服刑屯垦的南阳新野人。这条注，又见《汉书·礼乐志二》。而渥洼池，早就无法具体指认所在，一般认为在敦煌边界（安西）党河流域。而安西的地理条件，与南阳，与费尔干纳盆地大致相同：众水汇流，山脉环绕，土地平沃，宜耕宜牧。是行旅的集散地。特别是，安西古地名有“大湾”“小湾”，也写作“大宛”“小宛”（林竞《西北丛编》民国八年，3月26、27日日记）。显然，“宛”与天马的联系，并不止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丝绸之路的车与马，是古道存在的依托。天马的发现，则是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的动力。丝绸之路的起与止，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走向的路标。作为民间商贸的起止点，南阳与费尔干纳有着建立在古道之上的联系，有着近似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丝绸之路与马，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有个经典论述：
全世界的中国学研究家都一致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和之后两个时代的造型艺术中，对中国马的描绘截然不同。
在先秦的古玉器与殉葬品之中，马的造型确实更接近牛，四肢粗壮，胸径短粗，臀部下垂，整体的感觉相当木讷。可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马的形象变得更加醒目，四肢修长有力，抬头挺胸，跃跃欲试，体现出龙的意蕴。马的品种从张骞“凿空”之后，也有了明显的改良。
说到丝绸古道的车与马、起与止，近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汉画像石，是中国古典艺术的奇珍。南阳的汉画像石，是区域的名片。不久前在南阳市发现了一块画像石，根据内容，可以名为《巡行丝路》。这个长达三米，宽零点四米的画像石，是收藏家袁祖雨先生在民间征集的。在画面上，有八组骑士，中心是一辆三匹马拉的轿车，车上的乘客是一位指挥者。骑士分两类，一类是退却之中的弓箭手，从头戴尖帽与双护耳的形象判断，属于丝路早期的领有者塞种（萨迦人），另一类是正在持续推进之中的汉朝出塞部队，驱除着阻断通道的对手，护卫着居于中心位置的轿车。画卷如同一部“凿空”西域的情节紧凑的电视剧，生动形象地再现出已经消失的历史细节。画面有二十三匹健壮的战马，这些马匹的形象，完全符合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的描述。在拓片上，马的前胸与臀部，分布有匀称的斑点，经观察原石，这些斑点不是石纹，也不是历次磕碰的痕迹，而是画像石绘制者有意为之。这长长的历史画卷之上，表现的是汗血天马。汗血天马的索取与丝绸之路的通畅，互为因果。
除了消失已久的汗血天马，画像石之上还有另一个有待诠释的器物：驾驭着三匹汗血天马的指挥车，竟然装备着一对巨大实木车轮，与南阳画像石以往表现的车轮迥异。联系到楼兰古城“三间房”附近得而复失的西域长史的座车，真是意味深长。自古中原行用的车辆，车轮必有辐条，装备着没有辐条的实木车轮的车辆，仅见于丝绸之路。楼兰与南阳，一个通过实物，另一个借助行进中的图形，分别出现了汗血天马，以及巡行丝绸古道的“西域第一车”。
《巡行丝路》画像石，对丝绸之路的马与车、起与止做出了形象、直观的演绎。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归纳为“南北对抗，东西交通”。丝绸之路则起到了协调南北，牵系东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