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人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所以后来那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决不是夸张。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衣服也像是从盐水里捞出来又被晒干的，硬梆梆的，难受得很。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麻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吧！”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但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苦了很多，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多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走在前。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当时分我来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来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一是我入伍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分配年龄，又去上学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十多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了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不可能不服从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而文化层次越高，她在行动上越想抗拒这种婚姻，内心也就会更痛苦。
反正，我到学校后，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这块石头自我入伍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在工作中先进。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抔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六.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于长沙。父亲抗战时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为阻止日本人，前往湘西的公路上挖的全是两三米深的坑。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跃过那些大坑，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地，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摆在路的两边。即使真正的乌鸦也被凶残的日本人吓得躲了起来，所以虽然有那么多死人，也听不见它报丧似的啼叫。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禾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我终于通过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磕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在数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来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的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弥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地，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起初几秒钟，连呼吸声也听不出来。然后，响起了王震将军湖南口音很浓的、具有职业军人味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留在了新疆首府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好多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卖命的，我们当时根本就吃不饱，穿不好。微薄之极的津贴捐献去建其它厂矿了，粮食被省了下来，军装被省了下来。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躺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得亮晃晃的，能照出人影子。但就是那样的饭，也觉得是山珍海味了。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才”。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它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才，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言；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肆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五四年九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了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我现在的维语都很好。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群众络绎不断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单独接触、交往的，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有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的，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