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参加一次收复弃耕地的劳动后，感到身体不行的。那时她六十一岁。后来，她一直熬着。最后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还是一直参加劳动。她在吾瓦一直种棉花，所以退休后，她每年都要去拾棉花。这本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但对她已成了习惯，如果到时候不到棉田里去，就浑身不舒服。
她最后是倒在棉田里的，当时棉花已经收拾完了，连棉杆也收去作燃料了。天气是在深秋，大地已有些萧条了。即使有些诗意，也有了忧郁和苍凉的气息。她近日一直想到田野里看看。看那天秋高气爽，就去了。她在田地间走着，突然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没有擦它，任它流着。然后，她看到了自己进疆后栽活的第一棵胡杨树。她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急切地向它走去。但她已走不快了。
她那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多岁，唉，六十多岁就老成了这样，真是丢人啊。
有时走不动了，她看见一棵树，就会气喘吁吁地对树说，唉，我要倒下了，你也不伸过手来拉我一把。
当年，领导发动她们种树时，是要让她们像树一样，扎根于这片土地。所以，她觉得，树使她做到了这一点。但她知道树木比她活得久，我有一次听见她对一棵株胡杨树说，听说你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呐，你就立在这里吧，看能不能代我向后人说点什么……
别人都觉得她可能疯掉了。
六十五岁那一年，她死在那棵胡杨树下。人们发现她时，已是次日中午，她的衣着整洁干净，脸色平静、安宁，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中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背靠的树一夜之间，叶落殆尽，有些金黄的叶子就在她身上积着。她面对的田野只有棉茬还留着，棉花已不知在什么地方，温暖着什么人的身体。
她所埋的十三连，是坟莹的代号。那是一大片的坟地，先前的排列整齐，后来的显得凌乱，远远看去，一个接一个的土包显得没有边际。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一条水渠。水渠一边是坟墓，一边是农业连队。
唉，说起来——辛酸啦，陈淑惠确实不容易啊，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老家的人来看她，一过六十岁，她就常常说，她死后要在坟前立个碑，写上“湖南长沙女陈淑惠之墓”，说老家来了人好找。她还说她的坟头要朝着东南方向，说她的老家就在那里。平时香梨熟了，她就会说，哎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可以偿偿我种的香梨了；打谷子的时候，她就会念叨，唉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可以偿偿我们吾瓦的新米了；春天来了，她就会说，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这正是我们吾瓦最好看的时候，冬天她则说，老家的人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太冷了，到处光秃秃的，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见我生活在这里，一定心酸，一定会不放心的。可是……唉！
四.陈修明：我在永恒的异乡中，孤独地生活着
我们幼年文工组共五十多人，是五一年三月八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根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然后天黑尽了，我们又才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所以恨自己不能出生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五二年二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遍地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四千二百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脚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巉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朗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造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它的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作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实行反宣传，人家不来。对我们也要求不能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我这才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被弄到新疆去的。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么？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都长毛了么？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么？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么？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五一年去的，我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知道那些话是在撒谎。每回答一次，我的良心就会受到一次遣责。当初，我当兵时也是这样问别人的，别人也是用谎言来回答我的，而一年之后，我就变成了骗子。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得开呢，最后我实在没法忍受了，我觉得谎言快把我压垮了。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结婚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他在三〇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口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从那以后，凡是她们私下里问我，我都照实说。我知道我在违命，但这样也比说谎话好多了。但不久，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我搞破坏，说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说要给我处分。但当时招聘工作已经快结束了。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到了新疆，也还有成群结队逃跑的，害得常常要派骑兵，鸣着枪去追她们回来。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礼拜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有首民谣是这样说的——
兵团有“四怪”，
白面不吃留着卖，
工资不发作贡献，
全都住在地下面，
结婚按着级别来，
刮风下雨也上班。
没有礼拜天是当时兵团几怪之一。教导员的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成了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年轻了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吗？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嗯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地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这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我后来的丈夫，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