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人的精神？如何重塑国民的灵魂？这一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办报——他们要用新闻来开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精神之门。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救国思想，通过报纸流传天下，后来被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所接受，包括早期的鲁迅、******等人。这种“治本”的思潮，到了“五四”之后，便转化为强大的人道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潮。这种转化，实际上是“治本思潮”的具体化和现代化。
“五四”的文化先驱者，特别是它的伟大代表鲁迅，在改造国民精神的自觉上具有最清醒的认识。他认识到旧的文化传统根基异常坚固，既要维护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本位文化体系，又要完成国民灵魂的更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是像梁启超和其他一些思想家那样，热心于中西文化表层的比较，也不是抽象地罗列我国民族性的弱点。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国民性的改造和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及对各种封建主义文化观念的批判结合起来，首先谋求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谋求中国人民的精神从封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巨大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用自己的锋利之笔，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虚伪、凶暴、丑恶等吃人的本质，揭露封建文化观念吞食中国人民灵魂的罪恶，而且以其他文化先驱者难以企及的深度，揭露封建文化在中国人民心灵中造成的巨大创伤，把被封建文化体系所扭曲的、变态了的悲惨灵魂展示给世界看，给中国人自己看。他希望中国同胞看了之后会认识自己，会有所惊醒、有所觉悟，会正视自己的落后面与黑暗面，会不再那么麻木、那么不争。他发现了阿Q，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他所展示的阿Q的灵魂正是需要治疗、需要更新的悲惨而丑陋的灵魂。这部小说的伟大潜在意义就在于：靠阿Q这样的灵魂是无法使自己的祖国强大和现代化的，而在未庄文化的土壤上又是无法改造这种灵魂的。祖国的自强自立之本，祖国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是抛却阿Q式的灵魂，改造形成阿Q灵魂的文化，然后在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获得民族生命的更新。
在批判封建文化的过程中，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用的是一种全新的价值尺度。这种尺度的发现和运用，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深刻贡献。尽管传统文化体系中也有“仁”这样的类似人道主义的内容，但这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科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首先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任何一个人，在他降生到大地之后，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价值的存在。在现代文化体系里，要求建立尊重每个人的文化前提，即承认每一个个体的主体价值。这就是承认人不是一个固定点，而是一个自由点，不是一种依附的存在，而是一种独立的、具有人格平等权利的存在。把人看成一种独立的存在，就使人获得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自由意识，而我国古代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依附性、固定性很重的农业性质的文化，其特点恰恰缺乏这种自由意识。在现代文化的眼光里，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一种情感的存在。人不仅在社会关系中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心理上、感情上也具有独立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理解，已经深入到这个层面。这种对人的见解，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确实是极其深刻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独特的文化革命，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质变点。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正因为这样，刘再复和林岗的《传统与中国人》一书才选择了“五四”文化运动所提供的审视点和丰富的思维材料作为基地，并从此出发，再次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问题。他们揭示了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结构的演变，实际上是延续着“内参照”的习惯思维。他们深刻地指出，“五四”之前的我国历代思想家，他们对父辈文化进行反省和检讨时，是一种“道德重整”式的思维路线。这种思维路线首先必须肯定一个“正”的前提和回归点，即必须肯定一种绝对正确的先验存在，然后反省在哪些方面背离这种存在。这种反省，是以一种先验的理论框架为参照系，然后让自己的一切行为去“就范”这种框架。
在历代思想家看来，先哲先贤制造的道德规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只有义务尽其毕生的精力去领悟它，而没有权力去怀疑它、改变它。在他们看来，一切错误都是违背“古训”的结果，一切社会弊端都是由于“人心不古”，而古训本身是绝对不会错的。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发生过两种基本悲剧：一种是驯服之“士”的悲剧，他们一生就在“古训”和“经典”上讨生活，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这些经典的注疏，自己则没有任何创建和建树；一种则是有些反省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但这种知识分子反省的参照系仍然是古训和经书，他们把社会的黑暗、政府的黑暗以及民族生机的退化等罪过，统统归结为“人心不古”，而拒不承认我们的生产工具的落后、观念的落后和宗法制度的严重问题。他们愈是反省，就使得原来的一套价值模式、道德规范反而愈来愈加巩固。久而久之，便变成了神圣不可变易的教条，这些教条既窒息了自己的智慧，也窒息了民族的生机，从而导致了整个民族理性的退化，智力的下降，逐步落后于世界。
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怀疑和批判，在于探索和发现，在于打破与重建。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怀疑。不会怀疑，就是傻瓜。思想启蒙的出发点，就是以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新思维方式，使人们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想以前没有想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先驱者，与历代思想家不同，他们不承认有一个先验的绝对正确的道德规范，他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万古不易的“正统”观点提出总怀疑。他们对封建主义的礼治秩序、人格理想、价值模式进行了摧毁性批判。“五四”时代是一个真正区别于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全新时代，既不是“做稳奴隶”的时代，也不是“连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而是一个真正把人当作人的“第三时代”。在这一点上，它是与文艺复兴的文化精神相通的。在东西方这两次历史性的文化运动，都是高举“人”的旗帜，其战略都在于对人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发现。
从中国人批判理性觉醒的开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种觉醒总是和中国社会某种程度的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危机的程度可以作为觉悟程度的标尺。
在鸦片战争之后，在面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背景之下，产生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出现了我国第一批近代企业。但是，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受到致命打击，全军覆没。它暴露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技术、器具是一种文明最外露的物化形态，它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结出来的果实，一方面它是相对独立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它和产生它的文化母体有难以分割的关系。洋务派办的官办企业，完全脱离技术成长所依赖的市场需求，产品不是商品，企业不计成本，大量的零部件购自西方列强。这种官僚企业完全靠巨额的财政拨款支撑着。同是自强维新，但日本明治政府采取的却是国家扶持私人办企业的政策。
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成长，走上工业化道路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小农文化始终是一道无形的障碍。“大炼钢铁”就是典型的以农业思维方式进行的工业化试验。中国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大起大落，其实质也是人的文明发展问题。直到今天，小农意识仍然缠绕着我们的工业化道路。
维新和革命的理想都未能付诸实现。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3天，13年之后的辛亥革命也功败垂成。更加沉痛的失败引起更加深沉的思考，批判理性借着现实的失败而更趋成熟。先觉者被迫再次面对严峻的现实，梁启超最先从寻求具体的现实变革中退出来，转而思考人自身的问题。距维新失败3年之后，他创办了《新民丛报》，鼓吹“新民说”。1902年，他作《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痛省过去，超脱“某甲误国，某乙殃民”等诸多带有指责性的议论，转而追根溯源，得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结论。这样一个思想启蒙性质的命题，不但是维新失败以后的思想主题，也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思想主题。
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1月发表《一九一六年》，于新年来临之际寓意除旧布新之意。他几乎重述了梁启超“新民说”的中心思想，但更为沉痛的是，他同样把人的自新摆在第一位，呼吁“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从维新失败到五四前夕，来自各个方面的严肃而认真的反省，都一致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落后了，人落后了。先觉之士痛感整体性的近代化被人为割裂的弊病，痛感到以往数十年的教训，终于下定决心进行人的启蒙。
近代意义的批判理性，把民族的传统作为思考对象，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眼光去分析评价传统，在批判的背后，始终存在着追求全民族进步，摆脱落后状况的强烈渴望。而批判理性的成长，遇到的第一个难点就是以开放的心灵和平等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中国人自我反省、自我认识最大的障碍是他们自己。尤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越正确地认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就为正确认识自己准备了条件。认识主体的自身成长，表现在对他人和对自己传统的认识这样两个方面。所凭借的思想观念、价值尺度越是进步，就越能认识自己和反省自己。在中国，启蒙和自我反省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就在于这里。形成新的观念参照系统，这是批判理性成长的又一个关键所在。
闭关锁国政策，堵上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路径。随着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强迫打开，尤其是到了维新变法和革命时期，人们了解西方的条件好多了。留学生可以出国了，在国内的学生也可以阅读洋书，近代报纸进入知识分子的生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都把办报纸作为介绍、传播西学的主要阵地。接触西方文化途径的多样化，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文化学术上的接触和观念的输入，使人们从更深一层地了解西方，这种了解反过来又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到了“五四”时期，文化学术接触又更深入一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有国外求学的经历。他们既有忧国忧民的献身精神，又有思想自由的空间，能够尽量吸收异邦的精神养分以丰富和深化自己。直到这个时期，在这批知识分子身上，能够全面检讨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观念参照系统——主体价值观——才建立起来。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作出更深刻的反省，更看清自己积弊的症结，这是因为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思想更进步、观念更超前。批判理性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观念进步的过程。
新闻与“思想自由”
邵建《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一文指出，近日《南方日报》因为在头版发了一张前高法院长肖扬“仰天长笑”的照片，被广东********汪洋先生赞为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敢发”一张照片便是思想解放，这赞扬本身就耐人寻味。
本来，报纸发什么或不发什么，是它自身的权利，不需要什么“敢”与“不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敢”才需要成为一种考量甚至是胆量，即权力在控制着权利。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思想解放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在媒体的权利面前，权力退出。可以预见的是，权力退一分，媒体或舆论的思想解放便长一寸。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经验形态的结论，阻碍思想解放的症结，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控制思想及言论的权力。
并且我断言，只要思想解放是权力话语，就会有第三次思想解放、第四次思想解放……，以至循环。道理很显然，解放是因为有束缚，什么才能对思想构成束缚呢？权力，唯权力而已。
因此，在肯定思想解放的必要的同时，我愿意进一步表述：思想解放的指向应当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不同，前者如果是“权力话语”，它则是“权利话语”。思想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权利，它不应该受任何力量包括权力的强制。
比如，一个社会，你有你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他有他的思想，这才是常态，自由的常态。非常态或反常态则是，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统治的思想。除此之外，任何思想都不能与之相左。思想至此，这个思想便不是权利是权力了，而且是剥夺他人（思想）权利的权力。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家将其称为“思想的国有化”。不难看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只有在思想国有即权力垄断思想的状态中，解放思想才有它的必要。相反，在思想自由或思想个有的社会中，思想与权力无关，因而无需解放。由此来看，“思想解放”一词很有意思，它额外地具有了一种考察该社会思想状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