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汉语言的本体性
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对语言思想本体性的发现，这个发现给整个人类思想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革命。但是，“思想本体性”就是语言的惟一本性吗？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能否取代或包容传统的语言“工具性”？如果不能，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其深层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地研究。
语言的思想本体性
高玉在《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及其关系》一文指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高玉《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及其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哲学史充分表明，很多重大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突破常常是术语、概念的突破。思想上的“元概念”的分裂有如物理中的“原子”的分裂一样力量巨大。“意识”是这样，“时间”是这样，“语言”同样也是这样。20世纪哲学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所谓“语言论转向”，即注重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和思维，并对很多重大的传统问题进行了新的解决。
语言何以能给哲学思想带来如此大的革命？高玉认为，这与“语言”在概念上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与我们对语言本性的新的理解或发现有很大关系。
20世纪之前，“语言”在哲学中是一个“元概念”。所谓“元概念”，即最小概念或者最基本概念，其特征是在哲学意义上具有不可分性。语言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但它都属于符号，是思想的工具，在“符号”和“工具”的层面上，它具有统一性。把语言根据语种区分为汉语、英语等国别语言，根据外形特征区分为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把词语区分为动词、名词、连词等，这些都不改变语言的“符号”和“工具”的性质，对于哲学思想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但是，到了20世纪，语言的“符号”和“工具”性开始遭到哲学的质疑，也即语言作为“元概念”遭到质疑。人们发现，语言具有思想本体性。这一发现，给整个哲学和思想领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20世纪之前，哲学总体上对语言缺乏“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哲学整天都在和语言打交道，但却想当然地认为是在和语言背后的思想打交道，缺乏对思想的语言性反思。哲学也使用“语言”这个概念，但是只在日常的层面上使用它，它还只是一个一般性词语而不是哲学术语，换句话说，哲学中只有语言学的“语言”概念而没有自己的“语言”概念。
20世纪哲学发现了语言的思想本体性，实际上是发现了或者说建构了一个哲学的“语言”概念，这样，“语言”就和“物质”、“意识”、“主观”、“客观”等一样成为一个哲学基本概念或关键词，从而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内部结构。
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在哲学的层面上，语言不再是思想载体而是思想本身。
对于这一观点，英国电视制作人麦基在七十年代的一次哲学访谈中曾经有一个概括，高玉认为他这个概括非常准确，道出了西方语言哲学对于语言本质的基本观点，既深得现代哲学“语言转向”论的精髓，又非常通俗和简明。
麦基说：“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这些问题似乎意味着无形抽象物的存在，似乎无论以什么词汇表达，那些东西毕竟是独立存在的。似乎哲学家们一直想穿过问题、穿过语言面达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某种非语言的现实。针对这种观点，语言哲学诞生了。语言学哲学家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它导致我们思维上的各种严重错误。他们说，这些词后面根本不存在任何独立的实体。语言是人的一种创造，我们发明了词，决定它们的用法。理解一个词恰恰意味着知道怎么用它。以‘真理’这一概念为例，当你充分地理解怎么去正确地使用‘真理’这个词，以及与它有关的‘真正的’、‘真实的’等词的时候，那么你就充分地理解了它的意思。这个意思仅仅是这个词的既有用法，而不是某种存在于某些非语言领域的独立实体。”
这就是说，在传统语言学那里，语言具有透明性。
在传统语言学那里，语言是一种媒介或者工具，我们可以透过语言达到对语言背后的思想或实在的认识。换句话说，语言从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外壳，包藏在物质外壳里面的是无形的思想，思想虽然无形，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它先于语言而存在，或者说，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表象，表象的背后是深层的思想。
这就是所谓“语言工具论”，可以最简单地表述为：语言是表达情感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现代语言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根深蒂固的语言“工具”观。它认为，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本身，就在于语言的具体使用。思想就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语言之外，不存在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实体。所以，思想就是语言本身，并没有脱离于语言的赤裸裸的思想。
用洪堡特的话概括就是：“人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姚小平编译《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这就是语言“思想本体论”。现代哲学的很多重大观点突破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语言本质观的基础上。
语言“思想本体”论的观念比较早地可以追溯到洪堡特、索绪尔，在语言学的意义把这种思想完善化的是沃尔夫、雅柯布森等人，在哲学上对它进行充分论证和表述的则是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等人。而把这种思想运用在哲学研究上，做得最好、成就最大的是福科，福科的话语实践理论及话语分析研究，其深层的哲学基础主要就是语言思想本体论。
总结从洪堡特到福科的语言思想，我们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是反“语言工具论”的，比如海德格尔说：“语言之本质并不只是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凭这一规定性全然没有触着语言的真正本质，这一规定无非是语言之本质所导出的一个结果而已。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惟有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之处，才有世界。”
加达默尔说：“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
语言不仅仅只是起源于对事物的命名，并且这种命名活动在今天的语言现实中仍然在广泛地延续。在现代社会，每年都产生大量的新词语，涉及到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商业、文化、科技、教育等。分析这些词语，我们看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名词，都是对物质及日常生活现象的命名。在这里，语言显然仍然是符号和工具。正是在工具的层面上，各种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相互翻译和转换而不至于有多少损益。这是简单的道理，也是基本的事实。这种简单的道理和基本的事实对哲学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哲学在思考艰深的问题时不能忽视简单的道理和基本的事实。
语言之所以既具有思想本体性又具有工具性，这是由世界的本性决定的。
总体来说，世界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形而上部分和形而下部分，大略相当于我们日常所说的精神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在形而上即“道”的层面上，语言具有思想本体性，而在形而下即“器”的层面上，语言具有工具性。或者说，语言本质工具观主要适用于日常生活领域，而语言本质思想本体观主要适用于思想领域。
所以，高玉在文章中提出语言本质“道”、“器”论，认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是语言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所针对的是不同的语言现象。比如，“树”作为概念，它具有工具性，“树”作为语言它的意义不在于“树”作为词本身，而在于“树”作为符号所标示或指称的对象，在这里，“树”作为语言就具有透明性，在我们日常的语言行为中，我们实际上要把握的是“树”的实在而不是“树”的概念，“树”的概念最终是由“树”的实体决定的。
物的本质未必只有一个。
列宁在谈到认识问题时曾说，人的认识只能“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不只有一个，而且还可以进行层次的区分。而后现代主义则干脆否定“本质”的存在，即所谓“反本质主义”，这当然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就语言来说，说语言没有本质，这过于极端，也不是事实，不能为大家所接受，但语言显然不只有一个本质，这却有充分的根据。
汉语言的诗性
语言具有三个维度：工具性、思想本体性、诗性。
相应地，文学语言学研究也有三种路向：在语言形式上研究文学，在思想本体上研究文学的思想内涵，在诗性的层面上研究文学的“文学性”。在当今文学研究中，对语言的诗性和从语言诗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是最为薄弱的环节。
高玉在《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及其关系》一文中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具有思想本体性，还具有“诗性”，这可以说是语言的三个“维度”或“三个层面”，它们都是语言的本质，只不过它们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在哲学中，在观念和思维性的词语中，语言主要表现出思想本体性的本质；在日常生活的现象描述和交流中，特别是物质性名词中，语言主要表现出符号性或工具性的本质；而在文学表现中，特别是在情感和色彩性的形容词中，语言主要表现出它的诗性的本质。（高玉在《论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及其关系》，《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关于语言的“诗性”本质，海德格尔曾有所论述，但这主要是一个文学理论范畴，目前文学理论对这个问题却研究得非常少，还缺乏充分的论证。
语言在本质上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即工具的层面和思想的层面，这就是高玉文章中所说的“二元”本质。认识语言本质的“二元性”，特别是把语言的“工具性”与“思想本体性”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区别开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不仅具有工具性，更表现出强烈的诗性和思想性。甚至可以说，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用汉语写成的文章，都可以被当作文学作品来接受。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汉语文本都具有“诗性”或“文学性”。
实际上，对于汉语文本所共有的文学特性，虽然缺少专论，但却不断有人点出。比如，辜鸿铭就曾指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
林语堂认为，汉语与诗歌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诗歌需要清新、活跃、利落，汉语恰好清新、活跃、利落。诗歌需要运用暗示，而汉语里充满意在言外的缩略语。诗歌需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意思，而汉语中表达形象的词则多得数不胜数。最后，汉语具有分明的四声，且缺乏末尾辅音，读起来声调铿锵，洪亮可唱，殊非那些缺乏四声的语言之可比拟”。
钱穆则谓“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中国人不尚作论，其思辨别具蹊径，故其撰论亦颇多以诗史之心情出之。《北溟有鱼》，论而近诗。《孟子见梁惠王》，论而即史。后有撰论大率视此。诗史为中国人生之轮翼，亦即中国文化之柱石。……中国民族之文学才思其渗透而入史籍者，至深且广”。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不如西方哲学著作明晰，但富于暗示，中国艺术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闻一多认为，诗不但支配了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绘画、建筑和工艺美术，而且“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德国哲学家谢林则断言：“从本质上说，中国话与其说是发音的语言，不如说是音乐语言。”
诸如此类的断语，都可看作是对同一个事实的描述。
在现代汉语中，“汉语”是一个频率极高的词语，但基本上是一个正式的书面用语，而非日常的口头用语，这既与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有关，也与中国的国际交往增加和全球化进程有关。尽管“汉语”是一个常用词，但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限定性的或者修饰性的词语，“汉语”一词的用法都是十分多样、灵活的。在某些语境中，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语种名称，而是具有了文化、文学、言语等层面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