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责与文职不同，文职在于实务，文责在于文人对使命的觉悟和使命感的本体性响应。从本体性的思考来说，文以载道必然是出于文以纪实，而文人之为文人不单在于他能对事理、历史和典籍的解读，更在于他能在解读的过程中加以诠释，并借着解读来诠释当今世态和事理，这正是文职和文责之别，也就是事务和本体使命和责任的分别。
从事科学的是如此，从事文学的是如此，从事新闻的亦如是。
近代诠释学的辩论常绕着文本文脉、作者读者语境等命题讨论，一般都以真理为主观和主观体验的检验为基本关切。诚然是忽略了真理的宇宙性和客观的绝对性关切，文人也因此将文责的本体性关切转移到没有客观标准的相对性和功用性范畴里了。
唐崇怀指出，文人职责的本体性基础应有下列几点关注。
1.文字和纪实的真理精神的本体性关注。人类的语言和文字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有形表态。表态虽是因时因地而异，但其实意境是超越时空而相近相通，文人情结背景可以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和终极关切实是没有异别。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事社会、宗教、文化、科学、甚至政治哲学的文人学者，虽有不同立场，但仍可在思想精神上相通、对话。
其实，文人之所以能憨直忠贞，从容就义，不肯就范，都未必在于个人情操，而是在于其能知天命、受天托，并肯尽其天职。因为文人一旦知天命，不论来自经验感受，观察检验，反省响应或创意体会，都会挺身昂首地响应。如，老迈的伽利略，接受审判退庭时仍喃喃自语：“地仍在动。”这种人生与真理的交融，才是文人之灵魂、文人之气质。没有这种气质他们会沦于失责，与狈为奸，只知娱人，沦为娼妓，与恶合污，离却永恒真理，困于眼前短见愚妄，丧失纯洁完备的高雅品德。
2.历史和传统托付的自觉。基督圣经宣称教会（神的选民）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人类历史中，文人之于民族文明何尝不是如此。换句话说，文人正是真理和民族精神的受托者，而真理的实证表现乃在于真理在历史和传统中的具体作为和运作，这些作为和运作都是借着文人的忠贞作为存留人间，也在文人对文明和文化的解读和诠释使历史和传统显得更为灿烂。
这正是文责的高峰表现。为此，文人对历史和传统应有托付性的自觉，这自觉也可在下列数项中表现出来。
首先，是历史和传统的体会和拥有。文人虽可能被潮流边缘化而成为文化余民，但他们绝不是无业游子，更非没有历史传统的浪子。其实人类的悲剧莫过于无根树苗，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文人之历史和传统使命乃在于他能尽其历史和传统的传承和解读，藉此体会既往，肯定现在而向往将来。其实，人类的历史若非以血写成，必是以泪写成，在历史的延续和重演中，人的经验当然离不开泪和血悲剧的再现。文人也就不能不在真实的体会和体验中借着本体的思构或想像的虚构去体会这些悲痛的伤痕，因为没有悲痛的精神，人就不能面对历史，也不能解读历史，更不能维持传统。文责使命也会随之丢失，为此文人应在历史的解读和诠释中体会历史，拥有传统，成为历史和传统的柱石和根基，稳定将来。
其次，是与历史和传统的不断携手和对话。人类的特征之一乃在于有历史，更在于能与历史携手（engagement）和与历史对话（dialogue）。携手和对话是人类历史自省的起步和步伐的维持。携手和对话的具体表现就是回忆与参与。历史的价值乃始于历史的从实性，这样，研究历史的人在解读和诠释历史时才会有起码的根据和制限，这制限更在研究者对真理的渴慕和追寻中得以配合而将人提升到贴近真理的地位。这也正是为什么当日本极端军阀主义者企图窜改二战丑孽历史时会激起公愤的基本原因。因为历史一旦离开了真实情理，那么人的回忆就会变为臆测，这样就再也无法与历史携手，人也不能参与历史，不能与历史对话，历史和传统也会因此断了层，成了虚妄。为此文人的使命就是建立和保卫这关键的环节，认真的委身历史和真理的从实性。
其实政客和政治家的基本分别正是在此，就是在于他们对历史意义的辨识和肯定。政客可以藐视历史，捏造历史，迫害历史，但至终会被历史的巨轮轧碎而灭殁。文人的责任和使命就是促进民族对历史的回忆和肯定。历史和历史的解读越正确，回忆就会越确实，人也就会更接近真理，因为回忆的目的不是为恨或恨的延续，而是借着追源知识来肯定善的美和恶的丑，以促进人类与历史传统的对话，并在对话中得着反省和再思的美德，回归真实，得着坚定，更新传统。这样一来民族和民运亦可有所传承，发扬光大。
再次，是历史和传统的创意性延续。历史和传统常被视为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虽然一般人会以古为镜来鉴今，但他们究竟对历史的理解也只止于其功用价值，未必能会有兴趣于真理的致知和明理。其实深入一点来看，历史乃是人类总体生命的有机产业，这产业是各时各处人类对存在解读和诠释的遗产，也是承前启后的生命延续。此外，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反省可以增加文人的忧患意识，也可激起文人忧国忧民的情结，使他们在这情结的有机体验中响应历史的呼声，来参与历史呼声创意性的正义体会和伸张；将人类的思想精神带到脱离庸俗的惰性，进入创意活跃的状态，向往未来。这也就是余民在恰当的时刻中所应负起的积极性使命。
文人为文化余民，其生活形态常被误为敲异鼓、弹异曲、唱异调、叹异境、倡异议、走异路，难与群众苟同合流。一般来说，这些人存在的结果，除了激愤、埋怨、离骚、抗命外，所留给后世的除了一些正义枯骨，只是一些文字和人记忆中的美谈。然而这一切还得有后代相继余民的解读和诠释。真是落得这么悲惨。但是历史的印证竟然使我们看到，落择之笋之成竹，漏网之鱼之成龙，正是这些人的写照。所以只要文人能肯定自我的余民身份，就必可在位份上得着肯定，更可在文化文明中尽天职，成忠孝。
唐崇怀认为，文化余民身份角色大略有四：旷野的呼声、时代的导师、思想的雕塑者、道德的更夫。
1.时代旷野的呼声（A cry in the wilderness）。
余民虽非弃民，但竟因其与众相异而不居市井、不衣细麻、不食常谷。圣经中的施洗约翰乃实例之一。他居旷野、衣驼皮、食蜂蜜，形如怪人一个，但他的魅力乃在于他有信息。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群众肯定信息之所在，信息总是跟着群众跑。然而先知的本色永远是信息创造群众，只要有信息，就会有呼声，唤起群众的良知。那么就是在旷野，也会有群众的追随。因为信息发自真理，不是出于常情。
文人之身为文化余民，并非自择，乃因落择。在宗教里这称为呼召。有了真理（神）的呼召，就必然有感动和行动。先知之所以离市井，非因怪癖，乃因必然。他是被道所掳掠，生命沉浸在真理和正义的酒醇里，情不自禁，离俗归真。他的生命和生活不再是具体形式，而是无形的声和音，他的生活情境，就是市井闹区，乃是形如旷野，让人看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让人体悟道的真切和呼召，不再奴役于功利名禄，而归向真神，做神仆役，为天行道。
2.民族精神的导师（A pedagogue of national spirit）。
导师一词因地而异，希腊文化中之导师（pedagogue）含义深晰，乃为儿子启蒙教导师傅，准备孩儿作为承受父业之嗣子。在中国文化中，有如吕不韦之于嬴政为仲父之位。文人文责亦形如时代导师，其要务职责乃为当代文明文化准备民族精英。身为导师，乃得与民共食共眠，共活同行。文人之失败常在于藉离俗之名深居象牙塔内，言不切实，语不实际，只有理论没有行动。为导师者虽居深山，但却能深入民间，关心民运，体切民情，体察社会脉搏。因此他能启蒙人民，开发民意，诱导人民精神，传承文化，训导当代的人成为人类文化文明财富的子嗣，承受父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让新一代走出文化的狭隘和困圄，成为宇宙公民，文化人（universe citizen，A cultured man）能在整个民族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支柱。
3.思想的雕塑家（A Sculptor of the Mind）。
文艺复兴对西洋文化的贡献不可消灭。该词原意乃于文艺的再生；当代复兴景象始于文人对前人文字和艺术的发现解读和发挥。其基本信念乃在于深信人文精神正受困圄，有待释放。此项可由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窥探一二。米氏视一顽石时，冥思中体察石中有人，等待释放，乃即着手雕刻，竟成塑像。有春、夏、秋、冬者，亦有晓、晨、暮、晚之雕像。个个形如活人，情意语境畅述不尽，真是令人叫绝。中国文人的诗词，也有同样果效，故有七言绝句之称。这一切都是文人身份的写照，他们借着自我的思考和文字的描述来挖掘和塑造民族精神，发掘后人思想，让年轻的一代，经过思想的雕塑，更能表达创造和自然的真、善、美和生命神圣的本质传承后代。
4.道德的更夫（A watchman of public morality）。
文人有如守更的人，深夜孤行，守夜打更，告知时令。在道德的领域中，起了更钟的警世醒世作用。文明的推进在各个世代中都有危急时刻，这其中有醉生梦死者，有道德沦落者，有品格丧失者，是民族和民族精神解体的时刻。当人类无目标，无绝对精神的向前奋斗时，除了迷茫和失向外，还有什么意义可言。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景象，有文明而没有文化，有科学没有人品，有伦理而没有道德。富有了但不高尚，有梦的幻想，没有永恒的理想，还能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这时文人的职责乃要敲起道德的警钟，让人知更知时，因为夜里哭泣的尽头是早晨欢乐的来临，但若无更夫，只怕早晨到来时，沉睡的人仍沉睡，哭泣的仍哭泣，那么欢乐就是永不可及了的。
其实早晨并非更夫所带来，文人也未必能创造新生，但文人确实可作苏格拉底所述的“接生婆”，将新的思维引进时代，为新的生命景象铲平道路起催生的作用，更为这新生的婴儿预备更好的道德和生态环境。
端木赐香在《中国文化漫谈》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有一些更深的理解。（端木赐香《中国文化的陷阱》第一章，长征出版社，2005年）
端木赐香认为，导致中国历史轮回的原始推动力就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乃制度之母，中国古代那种超稳定的封建制度系统之能坚持两千多年，以及这种系统之下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消极因素在清帝被推翻后的继续存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重估与清点。更关键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大家对现代化的概念有多种界定，对现代化的模式也有多种解释，但是无庸讳言，几乎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将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口号与目标。一句话，中国离现代化尚有多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与现代化精神背道而驰？或者说，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脚步？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社会整合”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尚没有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具体来讲，有些因素，比如经济，可能现代化色彩更浓一些，因为中国经济更多地转向了企业改制、转向了市场化；有些因素，比如政治与法律，则更多地具有传统色彩：清官政治的不断提倡，反贪的普遍化，甚至举报、上访竟会成为中国法律生活的常态！至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方面，各种现代化因素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底色而略显光怪陆离：人的现代化尚没有完成，有些人已提前跃进了后现代，而现代化的外衣之下，又难免露出封建的小来。所有的这一切，导致我们不得不警惕：中国，将走向何处去？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国历史上缺少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后期的转型——从文化转向政治，从科学转向革命——导致中国的启蒙半途而废。启蒙没有完成，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就恰恰缺少了最不应该缺少的现代化内核——公民及公民意识！无庸讳言，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其他层面的现代化将注定是空中楼阁！可以说，这种警惕导致了我治史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怀疑。怀疑不是否定，而是一种实证精神。”（端木赐香《中国文化的陷阱》第一章，长征出版社，2005年）
端木赐香指出，“相信，就去证实；不相信，就去证伪。”笛卡尔说：“怀疑就是方法！”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传达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众所周知，真理不在任何人手中，真理实质上就是个人在面对所谓的真理或所谓的谬误时所应持有的怀疑态度和理性思维以及辨别二者的基本方法！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人民群众，都具有了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思维，即便仍没有掌握方法，那么，他们就迈出了走向现代化公民的第一步！有了这么可贵的一步，那么，历史上的某些悲剧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