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荣认为，孟瑶只说明了问题的一半，而没有说明为什么一般观众不喜欢它们。其实，一般观众也是喜欢艺术精品的，关键在于这种艺术精品是否适合于当时观众的审美趣味。各个时代的观众，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的审美情趣也在应时而变，如果艺术不作相应的变化，它就会被观众所拒绝。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探究艺术成败的原因不能从艺术本身孤立地去考察，而应放到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去考察。如京剧等板腔系统，它们是在封建社会末期，为了表现当时的生活需要，对当时流行的诸种艺术进行最佳选择、重新组合而成的。时至今日，已经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诸种艺术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京剧、梆子等板腔系统的艺术体，其基本形态还是过去时代的“过程集合体”，这就产生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旧的艺术形式的矛盾，旧的“时态系统”和新的观众趣味的矛盾。这些矛盾，已由局部发展到了整体，不是小修小改所能解决的，必须在整个“时态系统”上进行突破。
苏国荣指出，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二“时态系统”向第三“时态系统”的转折时期。这个第三“时态系统”，从戏曲形式的诸种要素的步伐统帅——戏曲音乐去着眼，可称为“自由体时态系统”。在当前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内外音乐早就进入自由度曲时代，而原来来自民间的用上下两句来往重复变化的体系已经是很落后的了，似已不符合戏曲进入新时态后的优选原则。其实，自由度曲历来有之，像曲牌体的一个个曲牌，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曲一曲由人创作出来的。宋朝的姜白石就是其中著名的自由度曲专家。板腔体的基本曲调来自民间，但它的最早形态也是无名氏口头创作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为何不能按照剧目反映的生活内容进行自由谱曲，非得用陈腔旧调呢？
随着戏曲的第三时态系统由板腔体变为自由体，对综合体内的其他诸种艺术要素，除可保留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外，也要从当代最先进的艺术品种中去进行最佳选择，重新组合。汉剧《弹吉他的姑娘》的导演余笑予说：“戏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过去它综合了当时歌唱、音乐、舞蹈、武术之长，熔于一炉，形成为独树一帜的艺术品种，博得了比其他品种更多的观众。目前，时代前进了，艺术品种多起来了，原有的品种也有了质的变化和发展。然而，戏曲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综合上，尤其是反映现代生活更显出它们之间的格格不入。”为了挽救汉剧，争取已经失去的青年观众，余笑予“决定作一次全面出新的尝试。即剧本结构、唱词格式、导演处理、唱腔音乐、舞台美术诸方面既保留吸取传统的表现手段，又大胆向文学、电影、话剧、歌曲、舞蹈方面借鉴，致使汉剧舞台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期待吸引更多的青年。因为我们认为戏曲带本质性的特点是对于其他品种的综合性，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把为青年所喜爱的具有新的成就的其他艺术之长吸收到戏曲舞台上来呢？”
苏国荣主张，应对不适应当前的时代发展、不受观众欢迎的剧种，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对当代中西艺术、兄弟艺术进行最佳选择，重新组合，当然，前提是要继承发扬传统戏曲中具有生命力的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戏曲的创作方法也要置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允许各种创作方法和手法在“二为”的前提下竞争。社会主义文艺要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用的、进步的文化，要善于吸收他人的东西，化作自己的东西，要以集大成的气概，创造与新的时代的观念相适应的新创作方法。创作方法也是一个历时态系统，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原来的几种上，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提高、丰富和发展。戏曲创作上首要的问题是打破闭目塞听、定于一尊的问题，恢复戏曲创作的多元并存局面，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吸收现代一切有益于我们的东西。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了“赛博空间”，报纸、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多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已经进入了多媒体、自媒体、即时传播的“超时空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新闻表现形式也必然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变。我们的新闻表现，如何吸收世界上一切新的、有益的表现形式，是已经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如何使我们的新闻表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发展，不断排除自身中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的成分，广泛吸收当代兄弟艺术、姊妹文化中新的成分，并加以重新组合，化他为我，不断打破自身的“凝固”，是当代新闻人必须承担的使命。
博采众长的气度和强大的消化能力，是一切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如何博采？如何消化？如何在实践中打破自我封闭？如何推动自身的知识更新和观念进步？
在探讨戏曲改革的课题时，苏国荣先生对戏曲的商品属性给予了高度关注。苏国荣指出，为了提高戏曲的竞争机制，首先要承认戏曲的商品属性。实际上，戏曲作为商品，在它形成的时候，就已具有这种属性。宋元的瓦肆勾栏，就是戏曲的商品交换基地。戏曲只有作为商品，才能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才能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他们，不至产生审美对象和接受主体之间的审美阻隔。这种属性，对近百年来产生的现代戏曲的剧种更应该强调它，用“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去加强它们与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的艺术联系，以此调整它们能适应于商品大潮的转型机制。当然，作为精神商品的戏曲和物质商品相比具有特殊性，还需要对一些剧种、剧院、剧目采取“襁褓政策”。
提高现代戏曲的竞争机制，还要在戏剧观念上有个重大突破。以往我们把戏曲的概念拘囿得太死，把它固定在一个封闭的狭小范围内，按照京剧那样的传统模式来厘定戏曲，由此影响了新时期戏曲的正常发展和新戏曲剧种的生长繁衍。何谓戏曲？王国维曰：“戏曲者，以歌舞演故事也。”戏曲是歌、舞、故事三者的有机结合，凡是用歌舞来演戏的，都可称作戏曲。这就大大扩展了戏曲创作的发挥空间。
新闻面临着比戏曲更为严峻的现实境遇。为什么这么说？戏曲虽然遭遇危机，但是毕竟有众多像苏国荣先生等这样的大家在研究、推动，在帮助戏曲实现自我批判、反省，在谋求突围的道路。但是新闻还没有这份幸运。即便是在互联网时代多媒体融合的今天，对新闻的研究还是缺少真正的文化大家的进入。戏曲毕竟在探索中走向自我更新，正在走上复兴的道路。但是，新闻却还在想着自我孤立、自我封闭、自我欣赏的道路上走去。其实，凡是用歌舞来演戏的，都可称作戏曲，而凡是认知、表现、传播新事物的，都是新闻。不管你用什么媒介，不管你用什么文体，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是在向特定的受众表现和传播新事物，那么你就是在传播新闻。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观念的突破，新闻就难以摆脱“舞台越来越大，路却越走越窄”的悖论。
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交互、集大成。只要能转化为光电信号的东西，它都能吸来为我所用；一切传统和新媒介的东西，它无所不收。它甚至在讲将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要吞下，把人类一切的物质、精神生活纳入怀中，这是一种何其强烈的“宇宙之美人”的精神气度。这种精神气度，正是互联网得以疯狂成长、神奇崛起的源动力。新闻人赶上了这个时代，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也是一种沉重的压力——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如何实现自我的更新？
苏国荣先生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提出，当今世界是一个百艺竞芳的时代，尤其是流行歌曲、大众歌舞，以及类似于跳水、游泳、柔软体操等亚艺术为广大青年观众所拥抱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些各色各样的艺术和亚艺术综合到现代戏曲之中，以此去争夺已经失去的广大青年观众呢？在开放的年代，我们对待文化艺术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开放意识，敢于将外来文化化作自己，即使“非驴非马”也不要紧。须知，历史上所有的戏曲剧种都是杂交出来的，京剧本身就是西皮和二簧、汉调和徽调的杂交物。正是有了众多艺术家、理论家的推动，近年来戏曲艺术的创新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苏国荣先生是这样揭示川剧《芙蓉花仙》在10年内演出1700场的奥妙的：说穿了，它是对当今中外艺术进行了最佳选择、重新综合，以此加强观赏性、娱乐性，符合了当代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审美心理的结果。这个戏在“新”字上大做文章，是时代审美意识的提升。它打破了川剧曲牌联套体的音乐体制，吸收沙梅《红梅赠君家》的“川剧交响乐”的成果，以主题音乐的基本旋律贯穿全剧，由幕前曲、护花曲、红绸舞曲、花仙集体舞曲、闭幕曲等构成的曲调和唱腔，旋律丰富，优美动听，宛似一部“川剧圆舞曲”。舞蹈是富有青春气息的单人舞、双人舞、集体舞以及吸收融化了芭蕾舞技巧的各种优美身段。并不拘一格地将姊妹艺术如电影、话剧、杂技、幻术、武术、体操等，以及现代化的声、光、电等科学技术化为我用。还将那些已经长期搁置起来的面具、相扑、傀儡、影子等古代艺术也融化进去。这实际上是戏曲形成的伊始，博采众长的勾栏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体现，用这些众多的艺术元素，组合成新的表演语汇，用以去表现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很明显，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新的选择、优化组合的川剧，已经从古代戏曲范畴中的传统川剧裂变为现代戏曲。这样的戏曲，也已经不是蹈覆以往戏曲的外形，而是继承其内在的实质。
几年来，戏曲领域像这样《芙蓉花仙》这样的创新之作层出不穷。但是，在我们新闻领域，却很少有这种强烈的创新冲动驱动下的“大成之作”——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6.4.4进入生活深处
新闻是人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
新闻和一切人类活动一样，都是围绕“人”展开的。
人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出发和归宿。
新闻，更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
新闻要认知世界，新闻要表现生活，前提是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和了解。
新闻要给人传播新事物，要给人启蒙，首先新闻人自己要搞清楚什么是新事物，首先要给自己启蒙去蔽。
懂得生活，是新闻的基础之基础。
深入生活，指的不仅仅是到生活中打混混，而是要真正抱着探索生活奥秘的学者态度去研究生活。否则，新闻人就会成为聋子瞎子。
深入生活，研究生活
吴刚在《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一书中指出，社会生活的研究，一个特点是多角度、多层面，因而是非常富有趣味而引人入胜的。应该指出，中国传统的史书，尽管数量浩繁，世间罕有其比，然而内容最缺乏的，就是涉及社会生活的部分。以“二十四史”为例，从本纪到列传，不是太偏于国家政治的活动，就是局限于具体人物的事迹，惟独对社会的生活这一方面，所用笔墨甚少。（吴刚《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商务印书馆，1997年3月第一版）
这话说的不仅是历史，今天的新闻何尝不是这样。大多记者和媒体，对火热的时代生活视而不见，关注生活也往往是将注意力投放在猎奇寻怪之上，新闻漂浮在生活的极其浅的层次，这是当今新闻的通病。
作为史家和新闻人，谁都不可能脱离在生活之外。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对生活抱着研究的态度。
对生活的研究过去一直被漠视，是有着文化和思想的原因的。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时也说人伦日用无非是道，但这不过是强调道的普遍性，不是重视社会生活的意义。史书应当论述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同寻常的事迹。而日常生活平淡琐细，不足为训，怎么能载入青史？因此我们在高文典册中看到的，并不是当时社会真实、整体的面貌。
新闻姓新，追求新。新就是奇，就是异，就是变。奇、异、变有表层与内层、显著与微妙之区别。感知和表现表层的、显著的新，只要不是傻子，人人皆可。并不需要职业的史家或新闻人去做。关键是内层的、微妙的新——这可不是人人能够感知得到的，即使一般人能感知到，若不具备相当的表现能力，也很难表现出来。
不能反映社会全貌的历史，是没有深刻性的。社会上对历史学作品的不满意，常常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够深刻，而且不是有血有肉。新闻也是如此。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为曲折多变，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最为丰富多彩，并且独具特色，历代的社会生活自然很需要探索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尚且需要研究，现实社会生活自然更有研究的价值。
古代社会生活，包括各个时代、民族、地区、阶层和群体的生活，这是历史学一大块几乎空白的领域，其中蕴含着许许多多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开展古代生活的研究，历史就变“活”了，变得更有血有肉，更完整全面。
生活的状态，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而不断变迁。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差异之悬殊令人惊诧。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绵不绝，历代社会生活中又有共同的东西，共通之普遍，也同样令人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