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许多具体舆论有机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舆论环境。传媒在营造舆论环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舆论的实质，就是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这种认知和评价，决定了公众的好恶态度，以及价值取舍。新闻媒体承担着构建舆论环境的使命，而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和修养决定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品位，也决定了舆论环境的层次。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工作者和教师一样，都是“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向公众传递知识和信息，引导和启发公众进行思考，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塑造自我。
2.3.4社会责任新闻思潮
经历了黄色新闻思潮的洗礼，西方新闻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潮：社会责任新闻思潮。
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在西方遇到了“思想界的新气候”，有关“自由”和“理性”的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突破，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走向没落。而1929年到1933年那场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坚定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进行反思和更新的决心。
20世纪初，西方报业依然处于激烈的竞争阶段，但在自由主义思想和黄色新闻思潮的影响之下，商业化和媒体垄断带给报纸的是来自各方面的干涉力量。正如陈敏直在《社会责任论——资产阶级对新闻自由的终结》一文中所描述：
“新闻媒介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中，媒介拥有者加紧了对利润的追求，为了争夺读者和销售市场，相互展开了激烈竞争，出现了种种弊端，如不择手段地抢新闻，迎合广告大户需要而违背真实性原则，以色情、凶杀、抢劫、揭露个人隐私等低级趣味的新闻吸引读者、危害社会道德等。”（陈敏直《社会责任论——资产阶级对新闻自由的终结》，《新闻知识》2005年第八期）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在思想上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尤其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全面变革和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长久以来信若神明的传统自由主义在思想界、经济界乃至整个社会遇到了全面障碍。广大公众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新闻工具，可是传播渠道却日益减少，新闻工具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集团手里，自由放任现象比比皆是。西方新闻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社会责任新闻思潮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社会责任”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它发源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但又对它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发展。从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出现到社会责任新闻理论的形成，西方新闻界整整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西方新闻业界、理论界、政界、受众都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认同过程，期间夹杂着肯定、怀疑、信奉甚至谩骂，但社会责任新闻思潮最终形成，并影响至今。
1942年12月，美国时代公司的管理者亨利·R·卢斯在《不列颠百科全书》董事会会议中私下建议罗伯特·M·哈钦斯对全美的新闻自由现状和前景开展调查，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领导若干大学教授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通过这项研究，希望可以使美国新闻界重新获得公众和政府的信赖和欢迎，将其从危机中彻底解救出来。
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钦斯接受了这项建议。1944年2月28日，新闻自由委员会成立，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成员有20多人，涉及的学科背景多达7类：法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涉及的行业、职务有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宗教和社会思想家、大使（胡适）、助理国务卿、公共官员、联储主席、主编、律师等。
在长期大量调研、讨论的基础上，经过9次修改，哈钦斯委员会最终于1947年公开发表了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的总报告，报告长达133页，以自由、责任、自我保护之名号召新闻媒体改进自身。总报告由六个部分和一个结语组成：问题与原则、对媒体的要求、传播革命、当前媒体的表现、自律、应对方法、新闻自由的原则概述。结语部分主要参考委员会成员威廉·E·霍金撰写的分报告，这份报告随后以《新闻自由：一个原则框架》为名独立成册出版。两份报告是新闻自由委员会“尽力要使社会责任理论成为一个新的完整学说，而不是传统理论的一个附属物”的重要文献，也是十多年后西奥多·彼得森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撰写社会责任理论部分的主要研究文献源，被称作是宣告传媒“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纲领性文件。
报告开篇即抛出一个尖锐的设问句：
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
我们的答案为：是的。
报告将“危险”的原因归结为三点：首先是新闻界的重要性虽在提高，但同时降低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人的比例；其次是处在新闻机构中的人没有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最后是掌控新闻机构的人时常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种种活动。因此，新闻界要学会自我约束、节制和相互理解，让新闻界承担公共责任的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到来。责任的概念初步设定为“新闻界要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能一味要求获得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
委员会提出，新闻自由包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新闻界必须享有免于无论来自何方的外界强制力威胁的自由，这意味着新闻界必须是可以问责的。它必须对社会负有如下责任：满足公众需求，维护公民权利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它必须明白，它的缺点和错误不再是个人的无常行为，而已经成为社会公害。
由此，委员会在“目前状况下的原则”一节结尾处着重指出：
“放眼未来，新闻自由只能以一种可以问责的自由而继续存在，它的精神权利以它对这种问责性的接收程度为转移，它的法定权利将维持不变，如果它的精神义务得到履行的话。”
据此，新闻界应该做到：
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
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
第四，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
第五，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委员会认为，这些标准对新闻界的管理者而言并不是新东西，大部分来自于他们的职业和实践，应该由整个新闻界共同实现。这些标准和要求的背后，实际上还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新闻认知属性的确认。
在报告中，还从电影业、广播业、报界、图书和杂志等方面考察了在新闻界成立职业团体督促行业自律的可能性，明确提出新闻界应该自觉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以避免被政府行为强迫。报告建议：
大众传播机构接受自己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
大众传播机构承担起在它们的领域中资助试验性的新活动的责任；
新闻界的成员们开展生机勃勃的相互批评；
新闻界尽可能地运用一切手段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独立性和效用；
广播业要掌控自己的节目，并且要像最好的报纸那样对待广告。
委员会很清醒地认识到：
“新闻界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成就的问题。”
“新闻界自身就是破坏或建设其重要性的根基的重要力量之一。”
最后的结论是：因而，新闻界应该将自己看做在进行一种职业性公共服务。提供美国所需要的那种类别、数量和质量的信息和讨论，自觉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就是新闻界的当务之急。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等两个报告，可称为西方新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报告客观、冷静地对当时美国的大众媒介提出了指责和建议，意识到了新闻自由的现实复杂性，首次在美国乃至西方新闻界“自由”的标语旁醒目地写下了两个字的批注——“责任”。此后，西方“新闻自由”的内在涵义开始由放纵转向收敛、自我约束及政府、媒介、普通公民三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平衡，社会责任新闻理论具备了雏形。
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会全国委员会为研究公众通讯工具的社会责任，邀请弗雷德里克·赛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和韦尔伯·施拉姆这三位新闻学界较有名望的学者，对几种最重要的、有深刻影响的新闻哲学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分别以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为名单独行文，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名于1956年结集出版。
在这本书中，三位作者以一种广阔的研究视角，对四种发端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包括思想史根源、政治结构以及新闻界的内因和变化趋势等。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西方新闻事业的核心价值观，此后广受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推崇。
彼得森明确指出，“社会责任理论主要是在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这个“接枝”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旺盛地存活，有四个重要的背景：
一是技术和工业革命。它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报刊本身的性质；
二是各方面的尖锐批评。报刊在日趋扩大和日益重要的过程中，时常受到指责，并且这种批评还隐隐地以政府管制相威胁；
三是出现了新的知识气候。形成20世纪世界观的“达尔文—爱因斯坦革命”把报刊自由传统概念的哲学基础突然摧毁，在这样的气候下，有些人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关于启发作用的基本想法；
四是因为报业吸收了一些有原则、有教养的人，又因为通讯工业反映了一般工商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增长，所以报刊的职业精神也有了发展。
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之下，报刊的职能基本上是和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报刊职能相同的。随着传统理论的发展，报刊被赋予六项任务：
一是提供关于公共事物的消息、讨论和辩论，为政治制度服务；
二是启发公众，使他们能够实行自治；
三是作为监督政府的一个哨兵，以保卫个人权利；
四是主要通过广告媒介，沟通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为经济制度服务；
五是供给娱乐；
六是维持财政的自给自足，使报刊能够不受特殊利益的压迫。
彼得森认为，社会责任理论虽然仍然接受这六大任务，却不满意某些报刊所有者和从业者对于这些作用的解释，不满意报纸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他论述：
“社会责任理论接受报刊有为政治制度服务、启发公众和保卫个人自由的作用，但是它认为报刊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有欠缺；它承认报刊有为经济制度服务的作用，但是它不愿意把这一任务置于促进民主和启发公众的作用之上；它也接受报刊有供给娱乐的作用，但是附有条件，即这种娱乐必须是‘好’的娱乐；它承认报刊作为一个机构需要保持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但是它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某些个别的通讯工具可以不必一定要在市场上寻求出路。”（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社会责任论还主张，新闻自由应存在于政府、媒介、受众三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关系中，并保持三者利益的均衡。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他还必须积极促进自由；在必要时，政府还应当采取行动，以保护公民的自由。
社会责任思潮的发展
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初期，遭到了新闻界广泛、猛烈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被指责为“门外汉”的批评。这些指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认为新闻实践并没有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坏；
二是认为由于竞争的性质已经改变，所以通讯工具的集中并不会危害思想的自由传布；
三是认为委员会建议让政府慎重地扩大控制通讯工具的权力是不可接受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其实对大多数真正致力于媒体事业发展的编辑和老板来说，严肃的、负责任的新闻产品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追逐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偶尔会迷失。
早在1896年，奥克斯收购《纽约时报》时就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口号：
“我的殷切目标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要使《纽约时报》的各栏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加明智的讨论。”（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而在更早的1883年，普利策也在《世界报》创刊时发出了极为相似的声音：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多登新世界的报道，少登旧世界的报道；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