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社会责任”传统的新闻界，尽管对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强烈批评者有之，但是对委员会提出的“责任”之说，还是得到了认同的。到了1949年，最激烈的批评者《主编与发行人》杂志发起了一场专家小组讨论，成员多为报业人员，呼吁“通过研究具体问题来共同评估美国报纸自我改进的可能性”。同年年底，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探讨各报进行自我审视和批评的必要性，并在次年发布的报告中称：“将我们的持续性自我审视进行得更为有效和更负责任，以适应目前和未来的情况。”
此时，该协会已经事实上采纳了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并成为一个监督新闻界责任的永久性机构。
在推动社会责任概念向系统理论转化，再由学界变为普遍接受的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不可忽视，那就是受众与政府。
在20世纪40年代，黄色新闻思潮虽然还没有淡出新闻界，但是人们对它的反感情绪已蔓延至整个美国和西方社会。此时，受众已明确认识到，只有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才能给他们最需要的信息原貌。尤其在这个时候，广播和电视等新兴媒体已显示出分流报业受众的强劲势头，新闻事业竞争的格局发生变化。这也促使报纸在内外交困之中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生存基础。
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政府对信息源的控制权力日益增长，而且对这些权力的误用也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美国很多报人从战争状态下的新闻界中，看到了他们不愿发生的未来情况，即政府不再作为媒体坚实后盾和坚定的支持者，转而对媒体指手画脚、制定规则、限定言论和行为。这对美国乃至整个信奉传统自由主义的西方新闻界来说，简直是一种令人冷颤不已的恐怖景象。如何避免政府干涉，同时保证新闻界继续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成为当时西方报人考虑最多的问题。
业界逐步认识到，在社会责任理论的结构中，政府、公众和媒介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责任的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三者相互制衡，既可以缓和当前僵局，也可以为自身找到一条较为平坦的发展道路。
经历了大萧条、战争考验和洗礼的新报业领袖们，也许更加乐于理解公众对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的需要。按照玛格丽特的话说：“有了‘责任’这个主题，哈钦斯委员会为未来提供了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指的就是“让新闻界承担公共责任”。至此，尽管社会责任理论在出现之初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但当业界情绪冷静下来之后，社会责任理论获得了广泛接受。
只是，对于“社会责任”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实际上，媒介的“社会责任”，在本质上就是“引领社会认知”的使命。
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人有一种见解，那么他不仅希望将它表达出来，而且他也应当表达出来。无论是出于他的良知还是公益，他都应该这么做。表达意见这种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一种责任，一种对社群和社群以外事实的责任，让我们向真理说话。”[美]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学》，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也许这是隐含在社会责任新闻思潮丰富内容中的一条逻辑主线——社会责任完全可以与新闻自由和大众传播机构和谐并存。新闻自由本身包含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在传统自由主义的语境中，二者却被撕裂了开来。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兴起，则使自由与责任又一次共同作用于西方新闻界。
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责任、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道德自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成为社会责任新闻思潮发挥影响的四条主要脉络，也是这一思潮的核心内容。
关于新闻界肩负着社会责任，这个命题是由新闻媒体天然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新闻媒体传递信息、引导舆论、实施教育、发挥娱乐作用，有着其他行业无可比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巨大的权力和高高在上的地位，使新闻媒体头顶着令人艳羡的光环，但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忧。普利策就曾明言：
“没有最崇高的理想、仗义执言的志向、对所遇问题的精辟见解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新闻事业便会沦落为一个只顾商业利益、图谋私利以及与公众福祉为敌的行业。”
因此，在西方社会，即便是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年代，对社会责任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只是在哈钦斯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才真正将“责任”作为与“自由”几乎同等重要的内容。
哈钦斯报告的结尾，即霍金起草的《新闻自由：一个原则框架》中指出，所有权集中导致在新闻报道的上游就已经将信息和意见“塑造成型”了，并使新闻产品的多样性受到限制，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消费者需要新闻报道的执著程度不断提高。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新闻供应的质量、比例和范围——这是他了解环境、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途径。
因此霍金认为，对新闻界而言，承担公共责任的一个全新时代已经到来。
“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服务，这是一种不能逃避的总体性社会责任；对于一种可能威胁其自身作为自由社会的存在的机能所负的最终责任，共同体不能将它完全委托给任何其他机构。”（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在20世纪40年代，报纸在大众媒体结构中占据绝对的地位和份额。广播业虽呈迅猛发展势头，但在新闻界资历尚浅，以致“社会责任”一度被视为报业的专属。但是随着40年代广播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地位的确立，二战后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乃至90年代后互联网媒体的崛起，社会责任新闻思潮也随之不断向外扩展。
关于新闻的社会责任，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随着时代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但在本质上，新闻的社会责任至少应该包含如下方面：
一是认知世界；
二是传播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
三是更新认知图式；
四是社会启蒙。
新闻的本质是严肃的。娱乐性不是新闻的本职——尽管在今天，新闻的娱乐性大行其道，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异化现象。
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
到了20世纪后期，一种关于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理论思考进入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并迅速获得广泛认同，随即在业界引发实践热潮，从美国一路扩展到北美、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形成“公共新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公共新闻学”的新自由主义新闻理念。
我国学者蔡雯曾在《“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一文中指出：
“‘公共新闻’理论及其新闻实践，仍然是美国新闻界对‘社会责任理论’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种表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思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上，更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大众媒介以一系列实验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来探索媒介在公众生活中扮演一种新的角色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一期）
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Jay Rosen教授被认为是公共新闻理论、公共新闻学的发起人和权威。他大声呼吁新闻界改变以往的报道思维，不仅要在笔下重现事件，还要自觉帮助受众提高分析、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以此来履行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Jay Rosen教授认为，“公共新闻”对新闻界的要求包括：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帮助政治性社区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眼看着它被破坏；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能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重新建立与逐渐远离的受众的关系，重新点燃专业的理想，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而这才是我们给予新闻工作者特权和保护的原因所在。
另一位公共新闻的发起人Edmund Lambeth则“构建了一个关于哈钦斯建议的完整哲学与伦理方式框架，为基于信任、正义、服务和揭示真相的新闻事业提出了一个精心阐述和理论重组的计划”，奠定了公共新闻的概念及理论的基础。
在以上基础上，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Philip Meyer曾提出过公共新闻的六个目标，也是界定公共新闻的六个重要依据：
一是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公共意识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基础，公共意识的消减与报纸读者的减少是有因果关系的。实际上报纸和读者都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公共生活的不关心，使读者不再需要报纸。
二是更长时间的注意力的保持。新闻媒介不能总是从报道一个事件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对那些重要的公共问题保持更长时间的关注，直到这些问题的所有方面都为公众所了解，并且使他们能够认真地思考和作出决策。
三是深刻地解析引导我们生活的社会系统的愿望。仅仅关注事件本身的报道，不但在时间跨度上是受限制的，而且在内容挖掘上也是肤浅的，不能帮助读者看到事实背后所潜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四是对中间部分的更多关注和少走极端。从概率统计学角度说，绝大多数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是处于中间部分的，而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的少数。但传统的新闻报道往往只是关注处于“极端”的反常情况。
五是有关政治争论的报道应重视内容，而不是技巧。如总统大选类的报道，应该更多关注的是这类选举对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是竞选活动本身及竞选者的表演。
六是培养公众思考能力的一种渴望。因为表述自己的观点固然重要，但了解他人的看法同样重要。新闻媒介应该帮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去了解他人，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公共新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公共新闻运动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新闻界对新闻本质的重新认识，反映了公众被纳入新闻流程的趋势。在公共新闻运动开展的10年里，美国共有30多家新闻媒体的公共新闻报道获得了优秀公共新闻奖，有226家新闻媒体参与的120多项公共新闻计划获得资助，有3520多名新闻记者参加了49个公共新闻实验工场，有10000多位新闻工作者和公民领袖阅读皮尤中心（公共新闻奖管理机构）的季刊，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一书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公共新闻运动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随着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潮流对社会责任理论及思潮的一种实践，同时也是西方20世纪后期社群主义思想的衍生物之一。虽说社群主义是在批评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后者也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支撑力量来源和本质内容，但二者令人惊奇地在“公共新闻”领域内携手合作，尽管借鉴内容和推动方式不同，却都为开展公共新闻运动和壮大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影响发挥了显赫的作用。事实上，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潮，正是统一在新闻认知属性的本质之上——只是这一点尚未被学界和业界识破而已。
另外，在公共新闻产生的初期，有一些观点认为这将导致长期以来坚持的新闻客观性受到威胁。原因是该报道模式更加注重通过公共讨论和展示不同的观点来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
对此，吴高福先生指出：“这种担心不能说是错误的，在实际上却有些多余。”
新闻的客观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评价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目标。一味通过叙述事实并不能确保达到客观的要求，因为其中还包含着观察角度、现象和本质等因素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对于新闻界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媒体要为公众、社会服务，已不能仅停留在“讲—听”的单向模式下开展报道了，更需要吸纳公众的意见，反映公众的意见，表达公众的意见。
因此，公共新闻与新闻客观性本身并无深刻矛盾，公共新闻本身也是新闻界对报道客观性的一种新的追求。
社会责任新闻思潮的批判
在我看来，“客观性”不如改成“真实性”更为确切。
按照“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逻辑，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那么其本身何来“客观性”？
长期以来，新闻界死死抓住新闻的“客观性”不放，恰恰是把“新闻的对象”当成了“新闻”本身。更确切地说，是把新闻的一部分对象当成了“新闻”本身。
因为新闻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主观世界的反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导致众多概念和理论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
公共新闻，实际上是对新闻“主观性”本质的回归——这种回归，才带来了新闻“真实性”在更深层次和更大广度上的靠近和实现！
吴高福先生在对西方新闻思潮的探析之中，最终还是得出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结论。他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一书的最后一节，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了新闻的主观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