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作为认知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又到物质的反复过程。外部事物通过反映将其特征和结构映射到人的意识中形成一个内部表达，另一方面实践主体关于劳动和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表达，又会在外部事物上留下一个印记。认知主体作为信息的寻求者和加工者不断通过实践和认识的重复来调节内在表达与外部事物的关系。所以，反映既是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交换又是主体对信息的控制和加工。
表达是认知系统在外界刺激和信息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不仅会影响到外界信息的进一步接受和加工，而且能对外界的刺激信息作出相应的反映。因此，存在着两条双向的因果说明的链条，即从世界状态到内在表达和从内在表达到世界状态。所以，离开了外部世界的状态变化就理解不了内在表达的变化，而且，根据超前反映的特点，没有相应的内在表达的变化也就不会有客观世界的变化。
表达总是认知主体能动反映外部世界的成果，也是主体智能活动的沉积物和结晶。表达与认知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表达是认知活动赖以进行的中介。表达和认知一样，不会永远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而是不断地在不同的层次上相互渗透和来回运动。所以，表达就其实质而言，是外部世界在意识中的一种动态的、有层次的模型，它不仅反映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且也反映着认知主体自身认知活动的变化。
新闻的定义
新闻是人的新闻。“人的新闻”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新闻是人的认知，是人的活动，是人的创造。一切新闻活动，都是建立在这个出发点之上的。离开了人这个主体，也就无所谓“新闻”不“新闻”，它根本就不会发生和存在。
第二层含义是，新闻是对人的世界的认知、表现和传播，新闻的本体是人，新闻的对象也是人的世界。即便是人对动物、植物、无机物，乃至反物质、外太空的报道，也从来无法超出人所认识到的世界之外。
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人和世界的关系。
古往今来，这个问题构成了一切哲学、科学、艺术的基本问题。我的这本《新闻哲学的思考——以人类认知为参照》，之所以要用浩大的篇幅，在人类科学史、哲学史、新闻史的漫漫征程上做长途跋涉，就是在思考和探索“人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要揭示出一幅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图景。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认知史，就是一部不断完善和丰富人类“世界图景”的构建史。人在认知世界的征程上改造世界、塑造自己。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以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前提和源动力的。人的脚步到达太空之前，人在探索和认知宇宙奥秘的征途上已经跋涉了几千年。文学、哲学、史学、文化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等，都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
新闻的本质是认知、表现和传播，而新闻认知的对象，始终在随着人的实践而变化和发展。在原始社会，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原始采集和狩猎，对世界的认识也很难脱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当然，人的活动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自己的精神世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他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新闻与历史的区别，则在于“新事物”和“旧事物”，新旧事物的相互转化，就构成了新闻认知与历史认知的关系。
认知世界，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而新闻，从来都与人类的认知和实践相伴相随。新闻，从来都不是外在于人的——相反，新闻是人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语言和文字的诞生，才有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积淀。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个体世界和社会世界等多向度拓展。新闻伴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新闻伴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新闻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
任何事物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异化”，一旦把异化的事物当做事物本身，就会发生概念的混乱。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本属认知科学的新闻，在很长时间里被异化成了“客观事物”本身，“对客观事物的报道”被异化成了“纯客观性”，反而把作为认知主体的人驱逐了。于是，在我们的新闻媒体上就出现了“新闻中不能有我存在”“让事实自己说话”“新闻就是实际工作”“新闻就是信息”等“严肃的谬误”。
在整个20世纪，新闻迎来了自己空前的兴盛时代。新闻事业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各种新闻思想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在整个西方世界，新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由主义新闻思潮”到“客观新闻思潮”，从“黄色新闻思潮”到“社会责任思潮”的总体演化，新闻业界和理论界对新闻本质与内涵的追寻与探索迎来一个又一个高潮。但是，直到今天，新闻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新闻的“定义难”，源于新闻的复杂性，源于人对新闻把握的局限性。正是因为我们对新闻的极端复杂性缺乏深刻的把握，我们看不透它，也就难以用抽象的概念语言来准确地描述它。
回答对象是什么，按照一般理论研究的常规，就是要给对象下定义。就我们的新闻理论研究而言，客观地说，自从有了新闻理论的第一部专门著作以来，新闻学家们就在不断地给新闻下定义，也力图给新闻找到一个非常科学和绝对精确的定义。可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实和现象是，新闻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完全为大家所公认，或者被理论家们所一致认同的新闻的定义。
郝雨先生在《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一书中告诉我们，据一些专家的大致考证或估计，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已经有数百种之多。通观以往新闻学的定义，看上去五花八门，其说不一，其实如果认真比照，它们之间都有很强的相似性。
邵培仁等学者曾对国内外多种关于新闻的定义做了详细归类，并大致将其分为五种类型：（郝雨《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一种是“事实说”。如范长江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布莱尔的“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
一种是“报道说”。如约斯特的“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的“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一种是“传布说”。如王中的“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
一种是“手段说”。如“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一种是“信息说”。如宁树藩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
郝雨先生在《新闻学引论》中指出，以上种种说法，大都是对对象的描述性说法。或者说，无论中外学者，大家说来说去都主要是着眼于新闻具体的职能和作用等意义层面上进行概括和提炼。所以，归根到底只在于说明新闻是“干什么”的，而并没有说明新闻从本质上说到底“是什么”。这些定义大多都是面对个别的新闻作品或者新闻具体事件来解释什么是新闻，至于从宏观、总体上的新闻构成到底“是什么”，也基本上都没有从更为抽象的意义层面进入和涉及。
郝雨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所有这些新闻的定义，说到底也不过是常识和一般经验层面上的新闻定义，甚至连“理论总结”的层次都未真正触及，更不用说上升到“抽象”的意义层面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我们的新闻理论学家功底不够深厚？目光不够深邃？思想不够深刻？不是的。这些理论学家，尤其是以上列举的这些前辈，各个都是毕生致力于新闻学的研究，在各自领域里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经验不能说不够丰富，他们对新闻的思考和探索非常执著，也非常严谨，他们何尝不想穷尽新闻的本质，何尝不想给新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定义！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导致新闻的定义如此之“难产”？
其实也不难解释：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而是时代的局限性。
新闻认知本质的迷失，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6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兴起。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科学探索无疑是建立在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存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科学理性的依赖，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特征。唯物主义哲学阵营空前强大，并成为理性的象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新闻的“客观性”与“事实性”被无限放大，而新闻的认知本质则随着“主观唯心主义”一起被打入“冷宫”，处于迷失之中。
但是，关于客观性是否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兴起，使哲学上这个古老的争论又变得异常尖锐起来。这一切就像金观涛先生在《系统的哲学》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
在常识看来，主观唯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在以不脱离常识的宏观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物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观唯心论在科学界已经没有太多市场。但是随着人类的认识深入到微观世界，科学的发展像是自己否定自己——那种在常识上显而易见的唯物论居然解释不了电子奇怪的行为。科学家发现，电子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宏观世界中的客体完全不同，它们似乎是影子般的存在！（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在量子力学中，那种每个人觉得安全的唯物论已经处于严峻的危机之中。存在就是被感知，这种主观唯心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中是没有太大的市场的。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有关贝尔不等式的实验证明哥本哈根解释是正确时，这几乎等于说科学实验已经把人们直观上觉得可靠的唯物论证伪了！
世界的客观存在是辩证理性的出发点，它也是迄今常识和理性的基础。没有一个哲学命题会比客观性受到怀疑更具挑战性。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那不依赖于人的纯客观性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被新科学成果推翻，辩证逻辑在新哲学潮流冲击下千疮百孔，人们在一片精神的瓦砾中渴望理性的重建。
正如金观涛先生所说：
今天，我们已经被迫从与人无关的客观性之梦中醒来，发现宇宙原来是以人为中心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只是空虚人生之幻觉。存在的基石不是那渺小的自我中心的个人，而是指在心灵上相通的一代又一代创造者的群体——大写的人。人终于发现并承认自己在自然界奇特的位置，这是理性大无畏的体现。然而，一个更为壮丽的历程正有待于开始，这就是“人”过去进行的那永恒的自我超越：应以一种近乎上帝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去反省自己为何要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金观涛著《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以人为中心”原本没有错，但可怕的是只看到中心。
平常人所谓的理性，是建立在一个平凡但并非人人知晓的哲学基石之上的，即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人思维过程的那个外部世界。这样，每天清晨，人可以从梦境中醒来，大胆地清除在黑夜中纠缠着他的梦魇，回到那个坚实而冰冷的外部世界中去。一旦这个基础崩溃了，人的心智将出现彻底的迷乱。
人每天都在改变着世界，但是，改变自己的思维却是一件比改变世界要难得多的事情。直至21世纪，一个新事物兴起了——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也日益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
可以说，在21世纪互联网世界的大门打开之前，在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理论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大整合”之前，新闻的“认知”本质一直是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迷失”之中的。此前的新闻学者，缺少一个从“新闻”现象世界中跃迁出来的平台，缺少一个能够让他们超越新闻经验层面的“外部参照”。他们只能站在新闻相对封闭的“自我意识”中观照新闻，无法站在一个超出新闻之外的高度之上。
在此之前，新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没有取得与其他“老牌学科”平起平坐的地位。整个新闻学，还是事实上的“二级学科”。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新闻学本科教育的学位证书，是“文学学士”，而不是“新闻学学士”。
尽管这样，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本质的探求也没有停止。尤其在新闻的起源研究过程中，一些新闻理论家们从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尤其是人的最本能的欲望和心理出发，来探究新闻产生的最终根源。约斯特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在《新闻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新闻欲”的概念。到1930年，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在《新闻概论》中发挥了“新闻欲”的概念，并将其归结为：“人类固有的欲知道事物的欲望，故一天也不停止地知道所能知道的事，因为有这种知识欲，人类才前进。”
到了格劳德，就明确地认为，新闻报道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同时产生的事情。他指出：“想知道人及事物的欲求，是由于希求生存的保证或安全而促成，而形成之原始的冲动。经验新的事情，或得到报知的希望，是自然的人类感情之表现；是生活意志之本质的核心；是形成并维持社会的最坚强的力量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