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关系，是以人意识到自己是“主体”为前提的。人的自我意识，首先是一种主体的自我意识，即自觉到“我是主体”的意识，确认和肯定“我”的主体地位的意识。主体的自我意识，主要包括自立意识、自重意识、自信意识、自爱意识和自尊意识；等等。如果深究这些主体的自我意识，就会发现，蕴涵在这些主体自我意识中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
人如何理解和对待自身存在的“意义”，就会如何理解和对待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
3.2.2重审“主观”与“客观”
认识论的转向
一种集人类活动之大成的认识论，显然要有足够的包容性。
喻承久《中西认识论视域融合之思》一书指出，就东西方认识论的个性而言，在西方是“知识论”的，而中国古代讲认识，是以儒家“心性论”为主流的；在西方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是不分主客的；在西方是“外求型”的，而在中国是以“内求型”为主要特征的；在西方是逻辑思维的，而中国并不太求助于逻辑思维，主要倾向倒是对体验、体悟、直觉等非逻辑思维情有独钟。（喻承久《中西认识论视域融合之思》，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认识的能动性所要求的是坚持“对象性活动”。如果表面看问题，就会陷入这样的推论：既然是“对象性活动”，想必就是一极是人——主体，另一极是对象——客体了。其实不应该这样简单地看。认识的对象不是与人绝然分离的物，而是从主体方面看待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即是“感性活动”，亦即实践。在这里，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是因为它扬弃纯粹主观性而向客体转化了。
喻承久指出，在对象性活动中，只有认识着的人与被认识着的对象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无穷过程，没有泾渭分明的所谓主体、客体两极。因此，提出“主客二分到底是不是一个基本事实”这样的问题，本身所暗含的前提依然是关于科学的认识论是惟一合法的认识论。
中西方哲学都要研究认识。任何民族的哲学都不能说没有它的认识论。只是由于中西方人从事实践活动的环境不同，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不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论，又会有很大差异。因而造成了中西方各自对认识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一座山上开了两个品种的花儿一样正常。
认识作为人类的重大的基本活动，总有其价值尺度。人类认识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了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认识总得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可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认识进展，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却恰恰显示出了认识获得的成果却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悲剧性悖谬。
喻承久指出，认识不仅是讨论怎样去获得认识，更重要的是要讨论认识是为了什么！
认识论不应画地为牢地把自己局限于所谓“求真”，人类所需要的真、善、美是水乳交融无法分开的。离开了善与美，就无从谈真，真一定要在真善美的有机统一中存在，离开了这种有机整体的真，如果不是谎言，就一定是空洞的抽象，其结果往往是使得恶与丑滋生泛滥。因此，认识论在求真中不仅探究人类如何认识外部宇宙，更要探求任何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认识论既要探究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利益目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己的心灵与肉体怎样相契合，还要探求人在实践活动中陶冶审美情趣的美的问题。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发生过所谓“认识论转向”。这个转向的标志性口号是：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
喻承久认为，这个转向是西方“爱智慧”几千年传统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如果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来看，这一转向是新型资产阶级彻底打破禁欲主义桎梏，实现社会和人的存在由古典形态向现代性转向的反映。现代性是这样一种生存形态：它把自身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石上，凸显以物为本，张扬工具理性，以私人支配生产资料并在此原则上进行交易游戏，作为制度安排的常态形式，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中，心态结构体现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种追寻终极存在、反思终极解释、探求终极价值以求安顿灵魂的兴趣已然退隐，发展就等同于物质经济指标的不断增长，人的丰富关系单一化为货币关系。利润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最能带来利润的工具理性却成了价值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人成为物的奴隶。
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在夯实知识的基础，提升逻辑思维水平，从而引导科学技术长足进步，最终带来生产力奇迹般的发展，它在这方面为人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使人的潜能获得了空前大开发，人的力量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示，人的物质生活获得空前改善。从历史主要角度看，即使现代性伴随着很多的恶，那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动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凸显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所主张的存在或思维，都是空洞的抽象物。活生生的感性、有血有肉的现实人，都被抽象掉了，所要的只是运思的严密精确和对普遍规律的把握。这就是那个时代人前所未有地失落了自己的哲学的反映。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马克思以精辟的剖析告诉我们，一切理论不论离开人走出去多远，归根到底还要回到人自身来。人的认识活动最终服从于生命的生存这一共同归宿。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旨趣，主流是一种关于科学活动的认识，在西方很长的历史时期，科学认识是惟一具有合理性、至上性、万能性的认识。西方人只是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框架中述说着科学认识，经验论以经验事物为认识的基石，要求通过实验进行理性的归纳；唯理论以不可质疑的“第一原理”为认识基石，致力于以严密的逻辑推论来揭示真理，建立扎实的知识系统。科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使西方物质生活条件变得富裕起来之后，西方人几乎把崇奉理性主义而成功地成为科学泰斗的人物，崇拜成了上帝的使徒，甚至高过了上帝。
西方传统认识论以普遍与特殊、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对象的分裂为基本的理论前提，整个体系是以探究这种二元之间的关系为中轴构建的。这种体系中不乏机智、深刻之处，严谨性也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它纯思辨的特征，使它总体上缺乏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灵气，也避免不了僵化的宿命。原因就在于思辨离开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非线性活动这一源头活水。它可以长于探究形质层面的内容，却不善于探求人的深层的生存机缘；它可以长于对器物制造的导引，却相形见绌于对理想生活与精神家园的洞见。
传统认识论不是把外部世界当做人的感性活动来理解，而是要么抽象地接受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静观地令反映去符合被反映着的所谓本来面貌；要么抽象地谈论理性对物质系统的统摄，没有根基地讨论人的能动性。上述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静止地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二分，使之对立起来，然后谋求它们的结合，这种“离散——结合”模式有明显的机械性质。
自巴门尼德把世界分成截然不同的“意见世界”和“真理世界”，拒斥依靠感官提供认识材料的路径之后，西方的认识论就顽固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粹物理世界与经验世界二分的思绪。
其实，这个思绪在引发研究纯粹存在的兴趣的同时，就以同样的力度引发了对它的怀疑，它坚信逻辑思维能够破译纯粹实在的一切密码，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致力于消解这个纯粹实在。
有趣的是，西方的认识论养育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恰好给予它关于纯粹实在的信念以沉重打击。西方认识论在近现代这种悲剧遭遇，从自身检讨，乃因为它固执于离开现实生活而孤立地、静止地、抽象地进行主客二分。
认识境界是包含主体关于大生命的全部理解水平的范畴，它展示认识主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整体水平和状态。人的认识总是在特定世界观支配下的认识，现行的认识论是完全撇开世界观，那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纯粹机械的认识活动。真正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行为之前，先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尤其是事关重大、极为复杂的行为，极大地依赖这种现在的解释框架。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形成某种世界观就意味着形成了某种信仰。世界观决定人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度过自己仅仅具有的一生时光。
认识境界问题就是为人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寻找安身立命之根的水准。人类二十世纪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代表着当今世界的总体认识境界，其基本理念是：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索取，能够同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当代的努力，能够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当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能够同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我们之所以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拥有一个世界的生活，并且我们无法生活在世界之前，即进行一种没有世界的生活。世界与我们的生活共在，这一事实使得与世界无关的思考失去意义。”赵汀阳在《本体论的困境及其出路》中说。（赵汀阳《本体论的困难及其出路》，《哲学研究》，1990年04期）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
而恩斯特·卡西尔则称这是一种“生物学的观点”，他认为人类不应满足于认识外物，更要认识人自己。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正如蒙田所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蒙田著《蒙恬生活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卡西尔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知识在最初阶段以认识外部世界为主，但越是到后来，就越是注重向内认识人自身。他从宗教和哲学的认识史上来论证这一点。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际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即使从纯生物学意义讲，为着生命的存活，人必须认识外部世界，不管是人类过去发展的低级阶段，还是未来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人类来说，自然资源的稀缺是一个公理，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永远要被迫开辟新的资源，哪怕是倍加珍惜资源，也终究要拓展人关于外部世界的视野。
但是，人仅有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完整的认识必须是认识外部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对“人是人自身”的强调具有深刻意义。
马克思所敞开的是人与世界共在的在世方式。马克思以生活实践作为自身哲学的基石。他考察社会存在，揭示社会存在是人与世界的融合、相互生成的过程。这种在世方式就是人在实践中，在现实生活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在世就是人自觉展开的感性活动。在这种感性活动中，人始终是与世界一体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体性中的对立。人的生活实践既是他生命存活的自然需要，又是人的生命力的不可遏制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生活实践既是受动的，又是主动的。人的生活实践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双向转化，你也不是你，我也不是我，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离开现实生活去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能不陷入空论。
对社会关系、意识关系的认识也是这样。马克思一再强调不可以外在地、与人分离地看待自然，将其视为外在的、与人分离的实体，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人必须在其中的本真的世界，是历史的、由于人的活动而对人生成着的自然。马克思还对劳动异化、对人向自然进行破坏性索取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揭示，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发现，人的在世方式的转换是由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是历史发展自然过程中所必须发生的事件。他把人的存在形态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鸟瞰这一过程，进而分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状、原因，并且找到了解决的办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是这方面的传世之作。他同时清算了这一时代的经济学和哲学，说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见物不见人；说黑格尔把人变成了观念，见意识不见人。马克思认为他们的学说表明了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在这种背景中，人从物的依赖性的在世方式向自由个性在世方式的转换，实质上是人的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灵魂还给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