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然界分成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动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恩格斯的分析对我们揭示科学认识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指出科学认识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科学认识的本质特征就是“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本来主体具有丰富性，但在自然科学那里，就“不得不”将主体的丰富性加以蒸发，剩下“人”这个概念。本来对象与人不可分离，是对人生成着的对象，但科学认识却“不得不”将对象抽象成处在主体“彼岸”的“客体”。主体要绝对摒弃主观性而纯粹客观地观察、试验、思考，纯粹客体以及纯粹逻辑便是科学认识之主宰。并且这种纯粹客体还是被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链条中割断了的存在物。之所以要这么做，为的是获得对事物纯粹状态下的本质及内部联系，亦即规律。
作为科学认识阶段的理性认识，是从完整的表象出发，采取思维抽象的方法，创造出概念体系，再在观念中生产出对应于实存的感性具体的思维具体。在这个阶段，主体显现仍然在凭借感性的材料努力进行精神生产。但是，由于它的起点在表象之上，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感性扬弃的势头，所以它已经进入理性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从思维上分割，有概念、判断、推理。
概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些概念所反映的是一类事物的深刻本质，有些反映的是事物的不甚深刻的本质，有的则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总的来看，概念应当被表述为：从感性材料中概括出共同的本质的思维活动的产物。如果概念所概括的是事物深刻的本质，它自身就表明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如果概念所概括的是事物不甚深刻的本质，则它自身就表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甚深刻；如果概念歪曲地表达着事物的本质，那么它自身表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有误。
判断，是对于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和关系的反映，是对事物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具有怎样的属性所作出的定位。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概念之间的一定的联系或关系，因而是对概念的澄清。
推理，是由已知（合乎规律地）导出未知的反映形式。推理在逻辑形式上表现为判断之间的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构成判断，从而也是构成推理的基本因素，概念通过判断来澄清以获得规定，也依赖推理立起来，活动起来。
认知方法的发展
科学认识将认识带入理性认识的新境界，它直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并且这种指向性是无止境的，因为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的内在联系是无穷的。
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为了追求事物纯粹本质或纯粹普遍性的认识，有两个“不得不”：第一个是“不得不”舍弃丰富的感性内容或非必然性的联系或关系；第二个是“不得不”创造严格的环境条件制造出在自然状态下几乎没有可能自发地出现的东西，譬如核聚变。
科学认识的静止、孤立、片面的特点，投射到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发展的基本路径上，这就是现在大学里的学科专业设置以及由此培养的“专业人才”。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不得不”。
科学的高度分化（当然也有高度综合），已经使得人类告别了产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的时代，就此而言，现代大学所培养的“不得不”是在科学的某一方面的人才，亦即片面的人才。但是，当人们要直接行动的时候，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整体的感性实在，一个具有多方面规定性的具体整体。曾经在思维中被舍弃的那些被认为并不重要的内容，在实践中却是无法舍弃、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曾经在分学科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其背景知识都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对象。
现实的情形如田心铭在《认识的反思》所描述：“人们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引下，把多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综合运用于同一个具体对象，获得关于它的尽可能完整的整体性的认识，并用这样的认识去指导实践。”（田心铭《认识的反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喻承久《中西认识论视域融合之思》一书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够资格指导实践的那种理论，是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原有的那些在本本上的纯粹本质反映的理论并不是不重要，只是不可以径直地去对实践进行指导，而是作为普遍原理，指导人们进行贴近对象特殊性的研究，进一步把对象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揭示出来，达到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因此，在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过程中，人们不应采取从理论出发的演绎式认识路线，而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
喻承久认为，合乎人性的、体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观念的建设，不是科学认识单独就可以胜任的。科学认识解决的是认识的合规律性，而合目的性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大问题，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性，有喻承久先生所主张的“大生命观视域”的目的性。在短视浮躁的所谓目的的误导下，即使再合规律的内容，实践中的结果也会被扭曲成在“大生命视域”下不合规律的东西。
对象是一个系统，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整体由部分构成，而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如其所是地存在。人的认识总是由认识部分到认识整体、由认识整体到认识部分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综合与分析的思维方法。综合是在思维中将对对象各个部分的认识统一起来，揭示其整体性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活动。其路径是“部分→整体”。需要强调的是，分析将对象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考察的目的不是罗列若干方面，而是要分出构成这一对象的本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够将各部分联系在一起。譬如，当将人分析为有语言、有思想、从事生产、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丰富的联系等等，如果到此为止，那就是罗列，还需要指出人怎样从事生产活动，它就是怎样一个人，由此分析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深度。这样就把上述各个部分贯通起来了：语言和思想是社会的产物，生产是社会性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都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等。这就深入到关于人的本质性内容。
正由于以上原因，恩格斯才认为，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科学认识中，分析方法已经相当发达了，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因果分析、矛盾分析；等等。定性分析旨在判定对象的诸要素、属性；定量分析旨在判定诸要素、属性的数值与数量关系；因果分析旨在判定一果的可能原因及其相互关系，或一因的可能结果及其相互关系；矛盾分析法是根本的分析法，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旨在判定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系统——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以及这种复杂格局中的内在联系。
综合是在分析的基础上，从思维中按照对象固有的内在联系而重组对象整体的方法，以达到对对象本质的认识，达到对对象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认识。人们面对的对象往往是复杂的，亟待对其各个方面的本质加以综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对象。就这个意义讲，综合比分析更加深刻。
喻承久先生的上述论述，对我们的新闻认知与表现非常重要。我们如何对新闻对象进行分析与综合，怎样达到新闻对象的本质——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主观新闻”的理论支撑。
抽象与具体要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更深刻，它包括了对象自身的部分与整体、共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多样性与统一性等问题。
在认识过程中，人们最开始面对的都是十分具体的对象，它使我们感受生动却难以有深度理解。要扬弃这种表现性，就必须诉诸思维抽象。就是运用分析方法，把对象的本质方面与现象方面从思维中分隔开，从而排除纷繁现象因素的干扰，关注本质性的问题，从多样性的对象整体中抽取某一方面的本质规定进行认识。这样思维抽象就远远离开了感性具体，但只要它是郑重的，它就离对象的内在联系更近。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首先是通过思维抽象实现的。可以说，没有思维抽象，便没有理性认识。
所谓具体的方法，就是把对象当做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来认识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有感性具体的方法和理性具体的方法，科学认识所强调的是理性具体方法。理性具体方法实质在理性认识的层次上反映事物具体整体认识的方法，是在思维中将对象各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按其内在联系综合而成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的方法。旨在思维中再现事物整体的本质。“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凌驾于其上面而思维着、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历史的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是科学认识的重要思维方法。历史的方法根据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进行研究，旨在再现对象发展的完整情形。逻辑的方法是舍弃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偶然因素，通过概念、范畴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二者相互联系。对对象作历史的考察，离不开对历史事实的逻辑分析，否则就会随着细节和偶然因素旋转而陷入混乱，理不清头绪。对对象作逻辑的思考，也要伴之以历史考察。二者本质上都是主观与客观是否一致的问题。
认知伦理的境界
人应当在什么样的境界上成为价值主体的担当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个大问题过去被严重遮蔽。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就在价值认识中长期存在一个荒谬：这个价值认识在顶层，是一个人类利己主义的观点。它考虑的目标是：只要行为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善。它没有考虑关于自然界的人类以外的生灵以及无生命的东西的存在性问题，要考虑也是在人类利己主义的框架下来考虑。这是当代生态伦理、大地伦理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猛烈攻击的焦点。顶层是利己主义，其他层次如何生发出整体主义？
冯友兰说的四境界中的“天地境界”，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王中江《冯友兰的价值理性及其构建方式——“天地境界”与“天人之际”及文化普遍性思维和哲学理性》，《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中国传统认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价值认识取向合于天地之道。天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中国人的最高支撑。而天人合一则是中国思想界的最高价值目标。中国哲学的“天”，不仅仅是个无生命的实体，天有“道”有“德”。“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这些观点，蕴涵着深刻的价值论源泉，也只有从价值论立场理解，才能悟透。
但也要看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认识毕竟是朴素的，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下，不足以引领人走向自主、自由的境界。它必然要让位于另外的方式——它的否定方式，这是它在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又要承认，那种人天相分并且围绕人旋转的价值认识，在改变生产力落后状态，调动人本身沉睡的巨大潜力，提升人的本质力量，迈出人类自己解放自己的步伐方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也为人类更好地“为天地立心”打下了知识论基础。
喻承久指出，人在自然的怀抱里慢慢长大，然后不再满足于融入自然，而是要把自然对象化，形成以人自身为主体，以对象为客体的模式，人类用范畴系统言说对象，在符号系统中把握对象，在实验室中“拷问”对象，使对象在反复的“撕裂”“解构”“变形”、重组中，“交代”他们的秘密即规律，于是有了“驯服”自然的法宝，人类就变得强大起来。可这又使人的“在世”荒唐起来。人误以为他的“在世”如同“在教室中”那样外在，也可以走出来。人这时神化了自己，从外面观察着、改变着这个世界。而科学成了他的“上帝之手”。特别是到了近代，人类将万物降成附庸。那个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喜欢把物质描绘成女人的形象，他主张：“对待自然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实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她，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阴谋和秘密，逼她说出真话，为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服务。”
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被抱有上述心态的西方人首先误用，知识论的认识论终于彻头彻尾地蜕变成为人类企图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然后是落后地区的人们邯郸学步，崇拜这样的认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结果是大自然被糟蹋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