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诚
美丽的新疆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
我是在新疆成长起来的钻井总工程师。1951年，国家第一次实行全国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我和张毅、张从哲、戴菊生、姜国清、李淑贞、王国才等7名北洋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西北地区。我们在西安响应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号召，自愿报名并被批准到新疆工作。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到达迪化市（即今乌鲁木齐）。新疆军区领导接见从内地调来的地、市级领导和我们这些大学生，王震司令员动员大家“生为新疆人，死为新疆魂，要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学校的时候曾先后报名参军南下和参加抗美援朝，由于是高年级学生未被批准。听了领导讲话之后，就下定决心扎根边疆，报效祖国，实现理想。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钻井处黎岚处长在乌鲁木齐市接待了我们，给每人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随后，我们搭乘一辆拉棉工服的卡车奔赴独山子油矿。经过石河子的时候，汽车陷在沼泽地里，天也快黑了，大家都下来帮助推车。那时的石河子是一片芦苇荡，路边上只有几户人家和一个小饭铺，满目荒凉。到达独山子油矿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了，200多公里的戈壁路，整整跑了十几个小时。
当时，独山子的职工并不多。全矿一共才有38名共产党员，一个党支部。转完组织关系后，我被补选为支部青年委员。那时候中苏石油公司总经理部还在独山子，公司和各厂处的中方领导多数是新疆军区转业的师团级干部和部分民族干部，最早接触到的有范子久、黎岚、曹进奎、刘照民、张家达、王辉、余萍等，他们对我们来油田的青年学生十分关切，像亲人一样照顾大家。我们虽然都是远离家人来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但没有一点孤单的感觉，仿佛从一个小集体又融入到了一个新的温暖的大家庭。
张毅、张从哲和我，被分配到钻井处工作。正赶上中苏石油公司成立后的第一批井进行安装和钻井，钻井处的苏方处长切尔俄阔佐夫对我们说：“你们是大学毕业生，职称是实习工程师，按照我们的培养方案，大学生要到井队从钻工开始做起。在井队经过几年的实践，从钻工、井架工、副钻井员、钻井员（司钻）到钻井技师，以后就可以逐步担负起专业技术工作了。”
安排到钻井队上班，我们就搬到汉族工人的大宿舍住下，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子，用木板搭的通铺，像北方的大炕一样，一个人挨着一个人睡觉。从学校带来的书没地方放，就放在床底下。在北洋大学读四年级时，三个同学一间住房，每人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的条件没有了，这是到井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刚开始还是有点想法的，时间久了，和队上工人一起上班干活，一个大食堂吃饭，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之间成了同事、朋友、同志，大家互相协作，互相关心爱护，产生了感情。
在井队上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不懂俄语。技师、司钻都是苏联人，语言障碍很大，司钻让你干的事听不懂。许多少数民族工人比我们强，他们本民族的钻井专业术语用的外来语都是俄语，领会上面的指示很容易。我们尽管工作一天累得要命，但下班后，都是抱着字典学俄语，有时学着学着穿着工衣坐在床前就睡着了，第二天爬起来又去上班了。好在有英文基础，第二外语学起来快些，不到半年就可以用俄语交流了。
遇到的第三个难题是下班后一身湿漉漉的工衣，天一冷十几个小时都干不了，第二天又穿上半湿的工衣工鞋去上班，这是大宿舍每个钻井工人都要忍受的。独山子一两千名职工，只有一个能容纳50人的洗澡堂，连中方局长都要去那里洗澡。那时候做梦都想什么时候我们搞钻井的下了班能洗上热水澡，天天都能穿上一身洗净烘干的工衣去上班啊！
刚到钻井队时，技师分配我当场地工，不久，让我上钻台当钻工。这样，用了一年半时间做过架工、副司钻。这段时间向中苏双方师傅学了不少的操作本领，都是在大学里没有学到过的，许多技能都是书本里没有写进去的。除了学习动手操作之外，更主要的是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不怕艰险，勇挑重担，关心别人，抢着干脏活累活的好思想、好品质。
当了司钻虽然是一班之长，但还有很多技能得继续向队上和本班各个岗位上的工人学习，在我眼里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先后在苏联技师别索俄夫、莫可梯什、古都辛阿力克赛、沙布林俄夫、瓦西里耶夫的队上担任司钻。我带领的班是一个游击班（当时的编制是一个钻井队三个半班，其中的半个班每星期轮流在两个队各上三个班，称游击班），要操作У2—4—3、У2—4—5和БУ—40三种型号的钻机。我们担任游击班的两个井队一个在独山子打井，一个在安集海打井。从独山子坐卡车跑几十公里才能到安集海，要是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到达井场时腿脚都冻麻木了，由正在上班的同志把我们从车上抱下来，活动十几分钟后才能接班工作。即便是这么困难，班上的同志没有一个叫苦的。我们班特别团结，副司钻王本基老师傅是1939年到独山子当钻工的，干活有板有眼，每次交接班都让下一班挑不出毛病。这样，我就能集中精力搞好钻台上的工作和对井下情况的判断。在我当司钻时，我们这个班没出过一次事故，几位苏联技师对我们这个全部由中方人员组成的班很放心。那时的独山子节日特别多，除“五一”、“十一”、春节以外，苏联所有的节日，还有少数民族的肉孜节、古尔邦节等。苏方司钻过节时经常请假，技师动员大家加班，每次连班都是我的事，有好几次连续工作24小时。技师莫可梯什对我的学习安排十分周到，凡是遇到井上有复杂一点的工作，他一定把我留在井上让我学习一个完整的过程，像打捞钻具、处理井涌、下各层套管及固井作业等，跟着他边干边学，自感技能长进得特别快。
1953年9月，我和喀什钻井处的司钻马合木提以及明园的那索尔伊明、炼厂的吐乎提、地调处的杨扬5人被选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特等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当年的“十一”国庆观礼。燃料工业部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代局长徐今强让我们5人乘他们的专车，到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团的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观礼的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躺在床上思索，久久不能入睡。想到第二天我就要参加盛大的国庆观礼，这是我一个青年学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事，马上就要实现了。能亲眼看到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让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了！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我今天的荣誉呵！当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东方红》乐曲时，我心潮澎湃，激动得热泪盈眶。从那以后，更加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边疆石油事业的决心。
1953年四季度，钻井处任命我为副钻井技师，调到沙布林俄夫钻井队协助他钻探并完成了39号井。担任副技师比司钻责任更重了，意味着不久就要带领一个队执行工程师们的设计，真枪真刀地钻油（气）井，实践自己为祖国献石油的心愿。沙布林俄夫在二战期间从巴库应征入伍，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重返巴库油田工作。战争夺去了他父亲和妻子的生命，他是和老母亲一起到中国参加建设的。这位专家对中方各族职工都很友好，在班上他对工作要求很严，下班以后就与职工们和谐相处。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放心，让我像一个正式技师一样组织队上的工作，有不对的地方个别指点一下。当时，我们这个队3个司钻都是苏联人，队里中苏职工关系很融洽。新疆日报在1953年底还专门进行了报道，刊登了沙布林俄夫专家和我在井场工作的照片。沙布林俄夫的老母亲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她待我就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有时我到他们家里和技师研究工作，她一定留我吃饭，让我感到温暖。听说我爱人生了一个女儿，老太太亲手缝制了一件小裙子和一顶小帽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我们，以表祝贺。我们两家三代人的亲情，完全跨越了中苏两国的国界。
1954年1月，这口井即将完钻的时候，沙布林俄夫技师和3个苏联司钻调到别的队。他虽然离开了我们队，但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回队认真负责地帮助我完成油层固井和完井的最后工作。在这口井我学习了一个有经验的钻井技师从钻前开钻、钻井到完成一口井的各项工作的全过程。
我担任钻井技师钻的第一口井是独山子89号井。这口井实行定额工资，按苏联斯达哈诺夫运动的竞赛办法，按期或提前完成任务对井队工人实行奖励，全井计划3个月完成，井深1200米。队上4个司钻是肉孜·阿尤甫（维吾尔族）、努来合买提（哈萨克族）、别尔温俄夫·巴力士（俄罗斯族）、曹彦飞（汉族）。根据我对这些同志的了解，按照组织程序，先后发展肉孜·阿尤甫、努来合买提和艾伊斯汗（维吾尔族女柴油机司机）加入中国共产党。队上还有3名转业战士宁元兴、杨景瑞、李甫生，加上我共有8名党员，经组织批准建立了党小组。我们队是全处20多个钻井队中第一个有党组织的钻井队。
作为一个刚从司钻提升的钻井技师，我深感自己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压力很大，心想要挑起这个重担，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办法就是要把全队职工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经和司钻们商量，明确了本队的工作方式：首先是对司钻委以重任，诚心诚意地把4个司钻当成本队每天3个“八小时”当班的钻井技师，在八小时内对井上工作全面负责，即使是我在井上，也不直接对班上工人下指令。这样就给我腾出时间到有关部门为本口井和下一口井做材料、工具、钻头、井下技术套管及油层套管等物品的准备工作，减少井上的非生产时间。
我们对这口井采取了快速钻进的方式，创造了日进尺230米的全国最高记录，受到钻井处的奖励。苏方处长切尔俄阔佐夫和中方处长黎岚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到井场给我队赠送一面大红锦旗，队上工人得到了奖金。奖金最高的是肉孜·阿尤甫，高达480元，相当于一名具有大学学历的钻工月工资的9倍；努来合买提拿到450元的奖励。他们拿到奖金时都惊呆了，不敢收下这么大一笔钱。
接下来我们钻独山子38号井。这口井地质设计有异常高压层，工程提示要采用比重（密度）为1.8克/立方厘米以上的重泥浆。这口井和89号井距离不到一公里，同一个目的层，井深设计仅900米。下完表层套管之后，我们组织了快速钻进，用直径113/4英寸三刮刀钻头，日进尺190米。由于地层开始变硬，换上牙轮钻头，钻速就慢下来了。快进入目的层时，我整天在井上盯着。那时，井上仅有一个小木板房，四面透风，一直到这口井完钻，我吃住都在这个小木板房里。每天上班工人从大食堂帮我带点饭，困了就裹着老羊皮袄睡一会儿。这口井经常出现井涌，有几次差一点喷出来。由于我们队对防喷器使用保养很到位，各个班责任心强，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及时调整泥浆比重，班班都要加重泥浆，最后泥浆比重达到2.38克/立方厘米，保证了安全穿过油层。这口井完井以后，处长切尔俄阔佐夫很满意，用他的专车送我到乌鲁木齐和我爱人团聚了几天，作为对我的奖励。
以后处里让我带着全队职工到一口发生事故的井做了15天的修井工作。这口井下完技术套管后因地应力的关系造成套管挤压变形，按照设计用胀管器恢复了套管形状尺寸，重新挤注了水泥。这个任务完成后，处里交给我们已停钻几个月的52号井。这口井钻到离目的层还有100多米时，停钻等重晶石。由于停钻时间长，表层套管以下形成大段坍塌。接井以后划眼工作非常困难，不是遇阻就是遇卡，钻到原来的井深比打一口新井还难。但全队职工齐心协力，不怕困难，经过几十天的努力，终于交出了一口合格的油井。
连续交出3口井，处里对我们这支由中方8个民族组成的钻井队评价很高，由处长黎岚代表钻井处，带领机关干部到井场授予“王炳诚青年钻井队”称号。这是中苏石油公司时期第一个以技师名字命名的钻井队，对我和全队职工是一个鞭策，也是对我们的最大奖励。同时，宣布让我队接一台UZFM3200型大钻机，负责钻130号井，设计井深2700米。司钻肉孜·阿尤甫提为副技师协助我工作，努来合买提升为副技师，并调往托斯台探区协助一名苏联技师工作，两个维吾尔族青年乌素尔和尼牙孜·哈克木担任了本队司钻。这口井打到2400米提前达到了目的层，顺利完成。
1954年12月份，石油管理总局康世恩局长陪同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到独山子检查工作。我们130号井刚固完技术套管，全队进行设备保养。在部长来到130号井视察时，我正钻在钻机里给滚筒轴承注黄油。黎岚处长让我出来向部领导汇报，我一身油泥，有点不好意思。当我汇报之后，陈郁部长和康世恩局长很高兴，并问我学到什么程度，我也没仔细考虑脱口而出：“当一个技师可以带大家打井了。”局长语重心长地说：“苏联专家的知识可多了，搞石油工作，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我深知这是局长对我的深切期望，这次谈话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