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信事件”也成为继“刘自然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之后又一次民众参加的游行活动。1957年，驻台美军顾问团上士雷诺枪杀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驻台美军军事法庭宣布凶手是误伤，无罪释放，导致台北出现了反对美军的大游行。之后的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在黄信介、施明德、林义雄、吕秀莲、陈菊等党外人士的号召下，高雄举行了诉求民主自由的游行活动，这次活动的领导者多是利用一本杂志《美丽岛》来宣传其主张的，因此被称为“美丽岛事件”。这次事件以组织者被捕、审判、坐牢而告终，但随着台湾的解严，这些人作为民进党的元老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美丽岛事件”中获利最大的不是这些坐牢的人，而是为黄信介辩护的海商法律师陈****，以及为另一位被捕者姚嘉文辩护的律师苏贞昌和******。正是依靠“美丽岛事件”，这些民进党的领袖走上了前台。
与前两次游行不同，“十信事件”的大游行却带着明显的政府操纵痕迹。戴立宁一直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十信事件”并没有受害人：因为十信的储户存款都得到了百分之百的保护，而它的客户除了咎由自取的蔡辰洲集团外，也没有受到损失。在戒严时代，因为这样的事件而上街，如果没有官方推手，是不可能的。
在官方的推动下，所谓的“十信受害人”开始上街游行，并引来了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从而成功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但所谓的“十信受害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十信受害人”包括了两种人：一是国泰塑胶的员工，他们是蔡辰洲的“人头”，蔡辰洲利用国塑的员工，让他们加入十信，再从十信贷款供国塑使用。国泰塑胶没有倒闭之前，这些“人头”们根本不用为贷款操心，自然有国塑为他们还贷款和利息。可是一旦国塑倒闭，十信的贷款必须由员工们来偿还，于是，员工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参加了游行。
第二种“受害者”是国泰塑胶的债权人。国泰塑胶的倒闭，使得国塑的债务无法偿还。加之国塑吸收了大量的员工存款，国塑拿到员工存款后，给他们的是国塑存在十信账户上的支票。然而国塑倒闭后，其在十信账户上已经没有了存款，即便债权人拿着支票也无法从十信取出钱来。
这两种人实际上是蔡辰洲和国塑的受害者，但经过包装之后，都变成了“十信事件”的受害者，他们不去追究蔡辰洲的责任，反而认为监管者不应该处理十信，使得他们血本无归。
新闻界对此新闻非常关注，积极地从中寻找内幕，并质问监管者和立法者为什么如此之晚才发现问题，认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在舆论强大的压力下，终于有人被抛出来做了牺牲品。
首先被抛出的是徐立德，徐立德在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恰是十信的不良贷款飞速膨胀的时候，由于徐立德迟迟没有拿出可行的方案，导致十信问题越积越大。1985年2月11日，已经转任“经济部”部长的徐立德辞职。他的辞职来自于高层授意。
与徐立德一同承担“十信事件”责任的还应该有“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俞国华在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前，是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中央机关层面上，对十信负有管理责任的除了“财政部”就是“中央银行”。但俞国华由于是蒋家的亲信，地位稳固，很难有人动得了他。于是有人开始觊觎“财政部”部长的位置，将矛头指向了没有背景的“财政部”部长陆润康。
对陆润康下手的人是******家族的一位姻亲，曾经长期担任******的机要秘书。他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财政部”的政务次长，但并没有担任过部长，后又担任了“行政院”主计处的主计长。
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系统中，与“财政部”部长相比，主计长是个很特别的角色。在政府的财务体系中，“财政部”只管收钱，至于花钱的事情，“财政部”部长并没有太多发言权，以至于李国鼎当部长时曾经感慨，“财政部”部长只不过是个门神，贴在庙门的外面，当人们打开庙门捐钱时，门神被推进了门内，但是当人们关起庙门花钱时，门神是站在外面的，不知道内部如何花钱。
而主计长则是一个知道怎么花钱的人。蒋家王朝在资金运作时，如果要借预算动用资金，则由主计长替他们运筹；如果预算外动用资金，“中央银行”总裁往往扮演送钱人的角色。这两个位置与蒋家的亲密程度远高于“财政部”部长。自然，亲戚加心腹的他，担任这个角色是最恰当不过的。
不过这位姻亲似乎并未满足于此，他的心愿是当上只差一步、官位属于内阁阁员的“财政部”部长，于是借助“十信事件”，开始了背地里的运作。
他的运作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动用“监察院”的内应强力打击陆润康的人马。“监察院”向“行政院”施压，要求其处理失职人员，“行政院”屈服，不得不发出严厉的惩戒措施，对涉及“十信事件”的一系列官员进行了申诫、记过等处罚。
“十信事件”的负责机关是台北市财政局，监管机关还包括合作金库，其中财政局被处理者4人，合作金库被处理者6人。做事干练，对“十信事件”处理坚决的台北市财政局局长林振国也被申诫一次，令人深感造化弄人。
但“监察院”针对的主要还是“财政部”的官员，对“中央银行”的人一概不予追究，对“财政部”的人则穷追猛打。戴立宁之前两任“金融司”司长王志道和许远东，一个被申诫一次，一个被记过一次，但偏偏对处理十信最得力的戴立宁处罚更重，1985年9月6日，戴立宁因“对具名十信员工陈报书件，未能深入调查及对于合库融资问题未尽职责”被处以记过两次。
惩罚戴立宁的理由是：1.对于1984年年底署名“十信员工的心声”的匿名举报信未予重视。实际情况是，根据法规，如果要举报，必须实名，否则行政机关不予处理。而且，戴立宁已经将信转交给台北市财政局，并由财政局转交给合作金库，做了备案并成为以后检查十信的重要依据之一，不可谓处理不当。2.合作金库三次借款30亿新台币给十信，导致蔡辰洲继续从十信偷钱，“财政部”未作防止。但这条理由更显得莫名其妙，因为合作金库融资从来就不是中央金融主管机关的职责。借款给十信是根据《信用合作社资金融通及管理办法》自动触发的，按照《办法》规定，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则合作金库必须给予融通。至于无法防止蔡辰洲偷钱，这就和目前大陆银监会在量化宽松政策下面临的困境一样：一方面要让银行贷款给企业，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银行的贷款跑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两个目标是无法同时实现的，最后，量化宽松政策造成了房价居高不下，既然有了量化宽松，那么偷钱就不可避免。
在决定处理戴立宁之前，陆润康找到他，表示“监察院”要处理相关人员，他无法阻止。戴立宁表示可以接受，但也提出了要求：对“金融司”人员的处理到他为止，一切“金融司”下属人员不再进行处理，如果已经有处理意向的，由戴立宁代替下属受过。当时“监察院”有意处理“金融司”下属基层金融科科长，但最终按照戴立宁的意愿，对他进行记过两次，放过了科长。
直到这时，根据陆润康和戴立宁的分工，前者处理“财政部”以上的事情，戴立宁处理“财政部”以下的事情，两人的配合即便出现了戴立宁被记过这样的事情，总的来说还算是成功的。但这只是斗争的第一回合。那位蒋家姻亲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的第二张牌则是借着******为了转嫁“江南案”危机而发起游行的时机，继续向“行政院”院长俞国华施压。在他的推动下，报纸也纷纷将矛头指向了俞国华，认为既然原“财政部”部长徐立德已经辞职下台，那么原“中央银行”总裁的俞国华又怎么交代？
私下里，这位有心人知道自己很难动得了同是蒋家嫡系俞国华的“行政院”院长的职位，但希望通过施压逼迫俞国华牺牲当时没有背景的“财政部”部长陆润康。陆润康和徐立德这两位因“十信事件”辞职的部长，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努力、苦干而出头的，大难来时，被牺牲的当然是他们这群外人。
7年后，1992年7月27日，已经离开公职许久的陆润康在接受《自立早报》采访时仍然记得当时自己下台时的情景。
首先他认为，“十信事件”处理得非常好。至于他下台离开“财政部”，完全是政治问题，并不是因为自己处理不好才下台。
我处理的方法：第一步不要让存款户受到损失，所以立即宣布存款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其次是不要让“十信事件”继续恶化下去，以免牵连到全省其他73家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的民营企业（当时很多民营企业也吸收民间存款）。因此指示要合作金库接管下来，拿大把钞票堆在柜台上，存款人一看放心了，就没有挤兑，风波也就平息了。
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值班医生，病人早已经住院，而偏在他值班的时候，病情恶化了，于是他只好开刀治好病人。但这时却有人追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开刀，这样的追问是必要的，却与这个值班医生无关，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当班。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黯然下台，辞职的理由是“愿负起政治责任”。陆润康在访谈中表示：
******“总统”曾经问过：“陆润康究竟有没有违法？有没有法律责任？处理得对不对？”他们讲：“没有法律责任，处理得也很好。”照理说处理得对就应该没有事啊！？而且蒋“总统”的意思根本是不要对我作什么处分。
……
事情慢慢演变到后来有人想做“财政部”部长，矛头指向俞院长说：“假如陆润康不下台，就要对付你。”就这样变成政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