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与北大之间的学生默契
哈佛大学的新生都住在 Harvard Yard(位于哈佛广场旁边的主要校园)，每一个屋子均为四个学生共用，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
据校方介绍，宿舍安排工作极为关键，入学之前对每一个学生的爱好、长短、性格等进行详细的调查，根据其结果分配学生。爱谈政治的跟同类一起，爱玩电脑的跟同类一起，爱睡觉的跟同类一起。毕竟是美国顶级的高校，就宿舍安排与学生分配这一点的而言，哈佛的做法是颇有战略思维的。
到了二年级，学生们离开Yard，到不同位置的宿舍居住。4月初的某一天，我有幸参观了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本科生宿舍，并跟同学们交流。
她们告诉我说，现在学校里有一股中文热与中国潮。中文是最受欢迎的外语课，中国则是最受关注的国家。他们的中文水平都很高，有个男生说，“只要选上了中文课，每天都要上课，完成大量的作业。而且，我们之间往往制定游戏规则，强迫自己过中文生活，比如，未来两周不许说英文，只用中文什么的”。
令人惊讶，我根本没想到哈佛学生们如此务实利用中文热的大环境，如此用功学习中文，接触中国。这让我突然想起了2003年刚去北京求学时自己一句中文都不会，每天应用一切办法——听广播、街头聊天、查词典、读报纸等——提高中文水平的美好回忆。
我也想起了北大校园内的情景。我上学期间，中国同学们生活的宿舍从周日至周四是十一点熄灯，所以他们很早就起床，走到外面，在静园的草坪上或未名湖畔拿着英文教材，大声朗诵。许多学生朝着毕业后出国留学的目标而奋斗。
我发现，在哈佛校园内看到的美国学生与在北大校园内看到的中国学生之间有着一种默契，以及共同的愿望。他们都把对方国家的语言和社会环境视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平台。中美关系毕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我们每天在媒体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政治报道。不过，“习奥会”和斯诺登事件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两国年轻一代积极向上的姿态与互动才是支撑中美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
作为一个日本人，坦率说，我对祖国的现状与未来感到担忧。据我所知，在日本的大学里像哈佛和北大学生那样拼命学习外语，试图开阔眼界，把外国市场当作自我成长的跳板的学生实在有限。与中美精英相比，日本精英普遍趋于内向、封闭、保守。倘若日本要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和合情的话语权，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努力培养大量精通英文与中文，并熟悉对方国家社会的人才。
我在哈佛宿舍认识了一名大四女生。她曾在中国台湾地区留学一年，回来之后继续学习普通话。她中文超级流利，表达能力很强，与我讨论时事一点困难都没有，还带着浓厚的台湾腔。只是去了一年的留学就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水准，令人十分敬佩。拿什么样大企业的 offer都似乎不成问题的她对我表示说：“毕业之后我想回台湾工作。因为，对我来说，那里才是刺激的地方。”
雅加达的记忆
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小巷子里。
炎热的天气，我穿着短袖和短裤开始跑步。与当地居民用简单的英文交流，一位似乎已退休、无所事事的老先生对我说：“雨季已过去，一年就是这个温度。”
到处都在施工，扩马路，盖高楼。忽然间令人想起去年第一次访问的武汉，很庞大，去一个地方很不容易，无处不在的施工把大都市变成大堵城。
雅加达是我去过的城市当中堵车最严重的，比北京、杭州还严重。给我当翻译的当地女性介绍说：“汽车的增量很迅速，市民把汽车当作自尊，相比之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
印尼人口有2.4亿，结构良好，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30年。它还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炭、石油等资源。2004年印尼在历史上首次以直选的形式迎来了新总统尤多约诺。市民们对他的评价很糟糕，痛骂“腐败太严重”，但没有人否定“民主不是坏东西”。
人口的88%以上是******教徒，其数量世界第一。此外，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也是国家正式承认的宗教。印尼国家建设的宗旨是“多样化中实现统一”。
我走到东南亚最大的******教会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Istiqlal Mosque），参观市民的礼拜场景。据工作人员介绍，“最多时一次容纳20万的礼拜者”。当地居民对我说，“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人一天拜五次，有人一天拜一次，有人根本不拜，怎么拜是个人的问题，没人强迫”。
走出教会，在马路对面看到了天主教堂。“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之教会怎么如此靠近呢？”我走过去，向刚拜完的天主教徒询问：“对面就有******教会，您怎么看？”一位中年女士温和地回答说，“不同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是件好事，没必要产生摩擦”。
我分别对******教徒、天主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问了同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高度一致，即“互相尊重就可以了”。
夕阳慢慢落下去，我站在高楼的顶层，望着雅加达的大堵车胡思乱想，“宗教似乎没有成为干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因素”。这一点让我感到格外有趣。
第一次到台湾
我在台北的酒店写这篇稿子。
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文明程度等很接近日本，不是东京那样高楼鼎立的奢侈空间，而是令人怀念“土文化故乡”的场所。或许，它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昨晚在台北永康街吃晚饭，这条街实在太像日本城市和乡下的情景，安静、有气息、有生命、有历史……边喝台湾啤酒，边感受街头文化。那种幸福，一言难尽。老百姓很享受日子，聊天、喝茶，把空间慢慢变成场所。
今天打车到和平西路的大众餐厅吃晚饭，吓了一跳，饭馆名字居然叫“热海”。热海是日本伊豆半岛东部窗口城市的名字，是我的家乡，是中国朋友很熟悉的《伊豆的舞女》的拍摄地点。一位来自北京、生活在台湾多年的北大学长对我说：“学弟，你这个日本小伙子在台北讲北京话，世界真的日益变成全球化社会呢。”
此刻，台湾媒体的焦点在于“陆客”自由行部分开放，台湾人如何迎接的问题。第一次通过台湾报纸了解到，台湾人把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叫作“陆客”。前几天，我到达台北桃园机场时已经亲眼看见了许多“陆客”，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将再次迈出几步。
我问了台湾朋友：“你们如何看待陆客们纷纷来到台湾？规模将不小呢。对于政府和商家来说，毕竟能够拉动内需，陆客的购买能力和欲望又是世界一流的，这对台湾经济来说必然是好事。但从老百姓的生活眼光看，陆客们大规模来临会不会造成对秩序的破坏呢？事实上，日本人曾有过类似的感受。有些评论家甚至从安全保障角度谈论大陆游客大量赴日的问题。”
朋友们的回应有些出乎意料，原来以为他们抱着与日本人同样的“威胁感”或“恐惧感”。他们却清一色回答说：“没什么，陆客来临能给台湾这几年的不景气带来刺激啊，破坏秩序倒不至于吧。”反而问我说：“陆客们来台湾，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做出特别的准备呢？”
我回答说：“不用的，台湾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展现给陆客就好了，他们入乡随俗是应该的。陆客们来到台湾后，就像我一样，一定会被桃花源感动的。”
陆客的怀念
这是我第二次到台湾。
它在我眼里是桃花源。站在阳明山高处了望整个台北市，这才是我要来的地方。
真相永远在现场，我喜欢以“跑进”的方式了解一座城市，传播一个社会。
“陆客在台湾”是此次访台采访的重点之一。我到位于南岗区的台湾最高的购物中心“101”、纪念******的“中正纪念馆”以及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台北故宫”等地方考察“陆客”们的动态。
走到每一个景点，我都会问：“台湾如何？”他们回应：“很好啊。”
我接着问：“除了好，还有什么？有什么让你惊讶的吗？”
他们抱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之表情微笑回答说：“台湾好啊，没什么惊讶的，这里的人也很热情，本来就是同一个种族嘛。”
问了100人左右，这似乎是“标准答案”。我碰到的“陆客”都是以团队的方式访台的，来自天津、安徽、福建、厦门等。他们在街头上显得很平静——聊天、拍照、发呆，简直溜达溜达就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城市似的。我没有发现大陆人在香港狂购时的那种激情和焦虑。
大陆人去香港，无论是购物还是留学，工作还是定居，其动机是基于物质的。香港这一中国言论最自由、法治最完善的城市给大陆人提供了他们在大陆体验不到的物质诱惑，包括买进口货、生孩子、上大学、找岗位、看报纸……
我去过香港很多次，没感觉到大陆人对香港产生什么文化认同感或人文归属感。
而陆客到台湾的动机更多是出于精神层面的。我近距离观察他们在故宫参观的表情，能感觉到，他们正是抱着一种好奇心，以追随中华文化精髓的姿态来到台湾的。偶然中发现，他们在台湾走路比香港缓慢，显得不着急，也不勉强，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献给这块土地，去信任它。
有一名来自福州的老先生与我分享感受，“台湾比大陆更先进，更文明，而且，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有一种怀念的感觉，很美好”。
或许，“怀念”两个字，才是陆客来到台湾这块边缘地的真实感受。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陆的日本人，我很认同用“怀念”来形容台湾。
我从台北的南京西路拐弯走进天津街，忽然间陷入沉思：我们究竟忘记了什么？该追求的真理与梦想又在哪里？
台北印象
2011年6月，我在台北待了一周，以下文字是最后一天，在台北的酒店里写下的。一会儿就要离开，飞回北京了。太多令人难忘的记忆，一言难尽，就说说印象深刻的。
不少台湾朋友带着台湾腔问我：“这是你第一次到台湾吗？”我说“是”。她们惊讶，我也奇怪，都27岁了，现在才来台湾。因为台湾是日本人通常会去的旅游地点，我在台北确实感觉到，在所有外国人里面，日本人是最多的。
着陆于桃园机场，坐车开往台北市，看着其城市建设、基础设施、绿化政策、公共秩序……直到酒店入住，一路上想着“跟回到日本一样”。简直不是来到了外国，而是回到了家乡伊豆似的。作为从大陆飞过来的日本人，我在台湾的感受就变得更加鲜明。令人高兴的是，台湾朋友跟大陆朋友一样对“伊豆”的地名很熟悉，和大陆的《伊豆的舞女》不同，他们的叫法是《伊豆的舞娘》。
第一天晚上到叫“永康街”的地方吃台湾料理。其街头文化让我想起家乡热海的光景，平静的房子、不宽不窄的马路、绿色的小公园，天人合一的空间折射出理想境界。居民不着急，慢慢享受时光的流逝。一名住在台湾多年、北京出生的北大学长对我说：“学弟，你这个日本人到台北讲北京话，时代变了，全球化社会，我相信，人类会进步……”
第二天下午走进中国广播公司，跟台湾媒体人陈文茜女士做节目，做客她的《文茜异想世界》。我们用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交流，文茜大姐问我：“加藤，你喜欢台湾吗？去了哪些地方？”我回答说：“能不喜欢吗？台湾是我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昨晚去了永康街，那条街太像日本了。”她立即反驳说：“永康街啊，那不是最能让你感受日本的地方。谁带你去的？真不懂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联系。你应该去中山北路，那里有很多当年日本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建筑和风格。”
我这次访台是因为出版新书《爱国贼》，一本谈论爱国主义的书。之所以到台湾是因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原因，在国家坚持“一国两制”的大环境下，台湾人的自我认同感至今处于困惑而微妙的状态。对此，曾殖民过台湾的日本人是有历史责任的。
我每天早上跑步跑到爱国东路和爱国西路，思考“什么是爱国”这一穿梭全球的普世问题。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推动台湾人更好地面对现实，适应变化。当今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陆客”纷纷访台旅游。两岸之间民间交流不断繁荣，民众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变得更为重要，长远，这次来台重新体会到了这一点。不管********的未来走向如何，双方民众多了解一点对方的态度和底线，对中华崛起来说意味着根本之根本。
台湾作家张铁志带我走进他母校台湾大学跟学子们交流，话题自然而然是爱国主义。至今为止，我跟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讨论这个话题。有不少人对我直说“不爱国”。不奇怪，任何国家社会都有表示“不爱国”的人，也有嘴巴里喊着爱国、实际上卖国的人（这帮人叫作“爱国贼”）。铁志带我去了台大附近的温州街，看到了日式老房子，文化味道很浓厚，有书店，有咖啡屋，台湾真是个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