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同学说“是每周一早晨升旗”的。前面有一条较宽的马路叫“钢铁大街”，再往前看就是包头市人民政府。在离门口五米的位置有一名女警察正在执行任务，门口则有男武警们站着聊天，逗着玩儿，从未见过如此不严肃的武警。
我发了会儿呆，忽然有一名男子骑着自行车路过我眼前。
他穿着黑色的衬衫，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
我吃完饭，20点了，天还亮着。
从爱知到上海
2010年4月，上海世博会开幕了。
烟火让我想起了家乡伊豆在海边每年举行一次的“烟火节”。看烟火——日文叫“花火（Hanabi）”对日本百姓来说是最好的情绪释放，把平时积累的所有郁闷和不满都释放出来，大家一起享受节日的欢乐。
世博会的历史一脉相承。爱知到上海，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专门从事的“接力赛跑”，包含着所有同志的汗水，是心连心、手牵手的灵魂交接。我曾接触过许多被派遣到日本爱知县吸取爱知世博会之经验教训的中国官员，但愿“爱知经验”能够为“中国模式”提供一点点参照。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地理上很接近，虽然曾发生过不幸的历史，国家实力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也折射着些互不信任，但经贸上、文化交流上、人文情怀上的相互依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馆和日本馆是挨着的，将携手展现对“环保”、“绿色”的极高忠诚度。
3月初，我曾访问上海，考察了上海当局的筹备状况。发现，地铁日益变多；建筑日益变美；道路日益变宽。听当地朋友说，这叫“面子工程”，政府投入一大笔人民缴纳的税金“改观”世博会场地附近、周围的所有建筑，包括市民的住宅。一位老人很兴奋地跟我说：“小伙子，我太高兴了！住宅环境美丽了很多，没花一分钱，我们的政府还是很厉害的！”中国人永远是爱面子，不希望到时候被外国游客看到不好看的中国、不卫生的中国和不文明的中国。务必一次性地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北京奥运会的“拆迁工程”、广州亚运会的“扰民工程”，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2008年8月，我在北京亲历了奥运会。之前，北京也变了很多，或许，为主办奥运会而变迁的城市综合面貌和市民的文化素质远比奥运会本身重要。但愿上海世博会也是如此。与北京居民的包容性相比，我感觉，上海人的心态确实很狭隘、封闭，拥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只是它排除的对象是中国其他内地文化，而不是外国先进制度。
上海人将很热情地接待外国人，发挥“崇洋媚外”精神。访问上海的内地人如何认知上海人和上海城？倘若外地人不得不感到“被上海人和外国人之间拍马屁式的游戏排斥”，那就有些糟糕了，离和谐社会更远了。
如果说奥运会展现的是“硬道理”，世博会展现的则是“软实力”。我将仔细观察工作人员和游客在场内外的表情和气息，这才是衡量上海文明的重要指标。“中外沟通”、“中西认知”从媒体人的角度来说也是值得关注的新闻点。世博会是各国抱着一种竞争意展现本国的高科技和先进文化的“赛事”。这本身是好事。竞争带来认真，认真带来成就。不过，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少政治，多文化”的和谐盛典。在我眼里，它与其说是展览会，不如说是嘉年华。
总结上海世博会
2010年10月28日18时，我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人散散步，难得抽空享受秋天傍晚的时光。
忽然间，手机响了，香港的号码，就像平时一样自然接到了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栏目主编的电话。“加藤，世博会快结束了，你从日本人的角度谈谈对上海世博会的看法。在世博会平台上，中日民间交流也遭到一定打击，理由你很清楚，你怎么评价这些。今晚有时间吗？”
“没问题，我去。”
很熟的栏目，除非真没空，抑或，不在一个城市，我都不会拒绝。《凤凰全球连线》是我在中国第一个上的电视节目，后来也成了做客最多的节目，有感情。
挂了电话，才意识到上海世博会即将结束，是该总结的时候了。最近一段时间忙于处理中日撞船事件的种种后遗症，疏忽了世博会的存在。多谢凤凰卫视给我思考世博会对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中日民间交流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去上海，看了世博会两回。“人太多了，根本没有耐心排队……”是第一感受。不过，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了重大事实，就是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是中国人。我在北京连线香港的主持人任韧，而在上海连线的凤凰卫视评论员郑浩先生介绍说，“90%以上的游客都是中国人”。果然，外国人来得太少了，从趁机加强中外交流，加深中西理解的角度看，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曾向不少西方媒体人打听过从新闻价值的角度出发对上海世博会感不感兴趣。他们基本一律认为，“不大感兴趣，只做最基本的报道，其他都不做了，反正是政府的表演舞台嘛。”
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平时没有机会来到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的，来自内地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的居民。我在场馆内溜达，听到许多外地口音，他们显得很感动，好像说着“上海好漂亮哦，太厉害了！”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向我唉声叹气，“唉，没想到预定状况这么差”。兴高采烈的反而是那些“如家”、“汉庭”等快捷商务酒店。
日本馆还蛮受欢迎的，作为日本人，感到欣慰。就像任韧在节目上说的，“我感觉，日本馆在世博会平台上与中国游客有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宣扬自己的文化”。谢谢任韧，这点正是我想表达的。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日民间交流日益深化、扩大的今天，日本人早就把中国的发展当回事儿，并视为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环保和节能，在2008年到2010年的国家大事密集期，国人正追求“绿色中国”。
日本把自己这方面的优势和经验与中国人分享，对中国有好处，对日本也有好处，可以同时创造商机和友谊，即“双赢”。何况，世博会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公共外交”的大舞台。不过，日本馆表现得还比较低调。这首先符合日本人的民族性，我们把低调作为美德。其次是最近的中日关系依然处于复杂和敏感的形势下，日本人介绍自己的民族文化，促进草根交流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日本发行量最大（1000万）的报纸《读卖新闻》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上海世博会闭幕：损害了国家形象的强制性政治手法”。社论肯定了上海世博会空前的规模和中国人民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的两点，却明确提及“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包括撞船事件、限制出口稀土、诺贝尔******问题等。社论主张“中国政府的一些手法违背了国际规则和舆论”，并在结尾里强调，“中国政府必须明白，只有坚持冷静的外交态势和对人权的尊重等基本原则，才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
日本社会有各种言论很正常，中国朋友也别太在意。
中国政府把上海世博会看作是“国家公关”的大机遇，有关部门始终探索如何宣扬世博会如何好。但过多讨论中国应该从世博会得到什么，反而引起西方社会的质疑和厌烦，只好煽动那些“**********”的西式报道。在大部分西方媒体人认为“中国利用世博会得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更需要收敛。
中国崛起是不争而客观的事实，只要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地办好即可，而不需要张扬。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中国政府和人民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今后中国必然一天比一天地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那么，其未来的国家公关战略必须是“光而不耀”。
改革过程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先生为后代留下的外交智慧：“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我看来，依然是奏效的，而今后日益变得管用。
让母亲跟我体验北京
2011年3月初旬，我母亲第一次来中国，在儿子的奋斗基地——北京度过了5天。我这个不孝顺的长子，来华已有八年，却从未请她到北京，也很少联系。这次我没有安排让她体验北京的名胜古迹，比如长城、颐和园以及卢沟桥等，连天安门、故宫等也只是路过了而已。或许这也是她的愿望——跟着儿子过几天，了解他在北京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
母亲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之后跟我流露出的第一印象，令人沉思：“嘉一，中国内地、农村不是依然有许多生活困难的人吗？他们温饱状况如何？你上次在日本电视台里不是说许多城市大学生就不了业吗？既然形势那么严峻，机场怎么会这么夸张，有这么多超级高的大厦呢？”
母亲观察得很真实，很到位。做人做事，还是要“他山之石，换位思考”。我跟母亲解释说：“妈妈，中国政府是很清楚的，自己社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何况，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越对自己没信心，把外观和表面装得很漂亮，来掩盖内心和内部的脆弱。你想想，纽约人和东京人在不在乎自己的机场有多大，房子有多大吗？不在乎的，他们俩已经超越了这种境界。而中国还没有，所以暂时只好内外有别，双重标准。”
来北京的第二天早晨，我带母亲出去，跑步加散步。她表示惊讶说：“空气比我想象得好多了，以为北京空气被污染到无法看到蓝天白云。不过，外面怎么有这么多辆车呢？堵车堵得不得了，我以为大家都骑自行车呢。”中国朋友不要嘲笑，这是海外普通百姓对“中国”的基本认知，母亲的反应属于正常。尤其跨越国界的现状与认知之间存在着较深的鸿沟。判断一件事，还是要百闻不如一见。这也是中外交流的基本原则。
中午，我带她去家对面的，只要我在北京每天都吃的广西柳州粉条馆。我点了一碗10块钱的螺蛳粉，加了1块钱的鸡蛋。这是每天吃的东西，我的饮食费一个月不会超过500元，比在北大上学时多了200元而已。
实话实说，比较多的宴会使得我在饮食方面的开支减少到极致。晚上，为了让她了解在北京许多长辈在关怀我，我带她参与了一场宴会。在比较高档的饭馆里吃得很奢侈，5个人吃了3000块钱左右。母亲在回家路上对我表示惊讶说：“嘉一，咱们中午两个人吃了20块钱，刚才5个人吃了3000块钱，怎么有这么大差距呢？日本没那么便宜的，也没有那么贵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原来比媒体报道的、我想象的严重多了呢。”
我在北京移动是地铁加走路，一般不打车。北京的地铁目前似乎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去哪里，坐到哪里都是两块钱，走路则是免费的。我每天除了正式跑步训练之外，走5-10公里的路，一边走路，一边观察民情、民生、民意，这样节省了交通费，比在路上堵死舒服多了。我是避开打出租车，用多走路的方式，换取了精神上的快乐的。
“嘉一，你在北京过日子真的很不容易，这里的行走成本太高了。坐地铁那么拥挤，人们都只管自己，而不为周围环境思考。过马路都要卖命呢，红绿灯实际上没起怎么作用。堵车给我的压力也很大，市民们都把神经绷得很紧，感觉这个城市是无路可退的。你很辛苦呢。”
她也跟踪体验了我在北京的“低成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她来北京之前瘦了很多，本来想请她到北京多吃点油腻的，长胖一点。后来，她显然更瘦了，瘦了两公斤，果然是跟着我体验了“高压力”北京的结果。她感慨地说：“你的生活方式从小没变，到北京也不变，写文章、接受采访、电视评论、选题会议、跑步训练、吃饭喝咖啡、看书思考、上床睡觉……从来不停止，你周围的朋友也是这样吗？怪不得你至今都没有找到助手，没有人能跟你过这种日子的，妈妈很担心你找不到对象呢。有人要你吗？”
母亲的担忧，我虚心接受。不过，无论如何，能够让她到北京体验我的生活，多了解一点儿子在异国他乡的谋生状态如何，是颇有意义的。
我的目的，基本达到，感恩北京。
新加坡印象
2010年3月，我第一次访问新加坡，作为日方代表出席了由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和平文化企业共同主办的“新和平论坛——中日韩关键时刻”。
新加坡这个“都市国家”，我一直很想去。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就对新加坡产生了深刻印象。教地理的老师告诉学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严密的法治国家，扔东西、随地吐痰、违反交通规则等，都会被罚款的，违规、违法的处罚是相当重的。”
来到中国之后，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就变得更为深刻。
首先，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时候认识了几名来自新加坡的杰出公派留学生。他们都是华人，若是男生，高中毕业后先当兵，然后跟政府部门或报业控股集团等签合约，承诺北大毕业后回到单位上班，然后来北大留学。他们是在双语教育——英语和汉语——的背景下长大，所以沟通没障碍，还会中国南方（福建、广东一带为主）的方言。他们知识面很广，表达能力很强，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反正，我在北大留学期间，一向对新加坡同学的印象良好，他们做人也做得很好，我曾得到过多次他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