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在考虑、探讨未来“中国模式”的时候，经常提及“新加坡模式”，即在保证政府掌握相对大一点权力的基础上，实施高度密集的法治，由行政主导建设城市、管理公民，尽可能采用市场原理开放国家，发展经济。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新加坡模式表示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与祖国之间进行对比。
我在新加坡住了三天，住的酒店叫文华大酒店，五星级的，位于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我每天坚持跑步，尽量靠自己双腿走遍。直观的感受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面积实在太小，虽然道路等基础设施比香港相对宽敞一点。
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也相当漂亮，有序。假如我是新加坡公民，不会对物质生活产生任何不满。因国家小，治理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政府表现得好，能让老百姓吃好，住好，穿好，还玩好，即能享受充实的物质生活，老百姓就满足了。政府自上而下，有时甚至压迫性的公共政策，老百姓也接受，毕竟，政府给老百姓带来的恩惠比危害多得多。
何况，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度也比较高。我在大街上抽问新加坡当地的朋友，包括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你们如何看待政府表现？满意吗？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回答基本一致：“很好啊，没什么不满，政府让我们过好日子。”我没感觉到回答者都拿了封口费，政府要求公民不能向外国人乱说本国政府的坏话。他们是发自内心那样回答的。
我逛了几家大书店，英文书为主，从中不难看到新加坡的英文普及度之高。吸引我眼球的是前总理李光耀的几本自传（600-700页，一本40多新币——200人民币左右）在非常明显的地方摆放着。我在那不动，观察了几个小时，顾客纷纷拿着李光耀先生写的书。公民对领导的接受程度和被吸引程度如此之高，这是我在任何国家和地方都没有接触过的。
我刚到达新加坡机场的时候，为彻底整齐、有序、干净的环境所感动。虽然一年都那么热，不像日本四季分明，但绿化程度很高，土地利用率也很高。然而，仔细观察就发现，老百姓在大街上随便抽烟，市民在公共场合表现得也很随便，直接坐在地上，表现大胆，大声聊天，便利店的服务态度并不好，在商场里的顾客之间也缺乏默契，过于自私。
我在大街上跑步，几次用英文问路，人家很不亲切，甚至理都不理。从城市的人际关系看，新加坡既没有中国城市的人情味儿，也没有日本社会的人性化，表面看是很国际化、现代化，但深入街道文化之后，我看到的反而是新加坡社会的封闭性与公民的内向性。公民们在制度上高度保证的法治面前已经麻木了，似乎过得很舒服，因包容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五方杂处，显得很国际化，但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心平气和的交流与尊重。
国家很小，强大政府，高度法治，市场经济，民族多样，城市规划，公民社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新加坡具备着许多值得尊敬的优势和好处。我至今依然敬佩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李光耀也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回到北京，突然产生了难以语言化的强烈安全感，还摆脱不了一种预感——中国轻易追踪新加坡模式，恐怕有风险。
不像旅游的旅游
2010年12月，我第一次跟着内地的旅游团，参观了九寨沟和黄龙。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让我感到好奇、产生洞察欲望的是：内地人的旅游风格究竟何样？
坐中午的飞机，从成都到达九寨黄龙机场。藏族居住的阿坝州，折射着异域的风情。吃完午餐，大概15时。导游说：“一会要过海拔4000米，去往黄龙。”
额，很奇怪，黄龙不是第三天去的吗？怎么突然改计划了？导游不解释理由，只是要求：“大家不要在车上睡觉、聊天，必须听我讲解，这是对导游工作的尊重哦！”
到了黄龙，16点半。很冷，下着细雨。导游说：“不管爬到哪里，17点半务必往回走，18点半要回到车上！”
又奇怪了，被列为世界遗产的黄龙，其入口到顶上有4公里，来回8公里的距离。一般要花两三个小时爬上去，何况高原旅游，容易头疼、胸闷。我尽量发挥体力，爬上去。到了顶上的五彩池，细雨变成大雪。周围已经没人，看了手表，正好17点半。立刻返回，回到车上，18点28分。
果然，只有我看到了五彩池。其他游客好像很早就回到了车上，打扑克，聊天，吃藏族特色的青稞饼。几位游客动不动就骂我说：“你怎么这么晚啊，天都黑了，快坐下来，要开车去酒店了，饿死了！”
太奇怪了：“好不容易到了黄龙，你没看到五彩池，难道没有丝毫的遗憾吗？我是唯一看到的，又没有迟到，还以为你们会问我五彩池长得什么样子呢？”
很愧疚地坐下来，忽然发觉疑问：在这里，导游怎么这么不像导游，游客也不像游客呢？导游和游客都没有扮演该有的角色。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不像旅游的旅游。
导游明知道游客来不及到顶上，凭什么那样安排？第二天去九寨沟，第三天上午还空闲着，为什么不那时安排黄龙呢？黄龙是所有景点中海拔最高的，把它安排在第三天还能避免游客们的高原反应呢。
游客凭什么不批评导游？你们花2300元来干吗呢？作为有知情权和发言权的公民，在那样极端不合理的情况下，不是该向导游咨询为什么，要求解释理由，给出应有的反馈意见吗？
我回顾、想象，若在日本怎么样呢？首先，导游不可能“那样”乱七八糟，一定内部之间沟通好，把游客交费时所提供的行程安排落到实处。其次，遇到“那样”情况，游客们就立刻凭集体优势去要求旅行社还款。最后，旅行社绝对还款，让领导正式向每一位游客表示歉意，甚至有可能提供“慰问金”，免得被媒体在阳光下处理，公司信誉降低到底，遭到破产。
朋友曾告诉过我中国人的旅游方式：“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什么都不记得”，说明的是利益攸关者不注重旅游的礼仪、细节和美妙。经过亲身体验，我似乎明白了些。
西藏的高原反应
“先生，您身体不行了。高原反应严重得很，以前是干什么的？”
“我从北京过来，原来当运动员，搞长跑的……”
“怪不得，你的肺活量太大了，再说您的体质与高原气候特别不相吻合，赶快躺下来。”
西藏拉萨至日喀则（西藏第二城市，拉萨以西280公里）路上的小镇，我终于病倒了，住了半天的院。所谓的医院，是位于海拔4200米的、非常小的当地诊所，旁边有个藏族老妇女和小孩子们，说咳嗽、头疼。11月的西藏，每天能看到蓝天，景色很漂亮，但空气干燥，也没有绿色。连对当地人来说，生活都格外艰难。
何况我这个外人？看看周围，病状最严重的明显是我。头脑不清，视线不清，站不住脚，连“我是谁”都弄不清。现在回顾起，真的以为那样会死掉。似乎过了五个小时，记得一共交了250元。我是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依然是这个价格。当地人能付得起吗？朦胧中想到了中国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
专科毕业的年轻夫妻大夫说，从来没有遇见过像我这样高原反应这么严重的人。我此次是坐飞机直达拉萨的。拉萨的海拔有3650米，日喀则有3900米。前一天我去了位于世界上最高的湖——纳木错（海拔4718米），从拉萨到纳木错的路上过了海拔5200米的高点。前所未有的体验，我原来对高地的信心何去何从……
是的，我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做过许多次“高地集训”，就是跑到海拔1500米左右的高地集中训练，使得肺活量和血色素变得更加坚强，这样到平地后轻松多了，可以提高实力和耐力。我也是在日本最高的山——富士山（3776米）一带生长的人。从小跑到富士山顶很多次。从我的生长背景看，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西藏遭受如此严重的高原反应。
我来西藏是半考察，半旅游。
放松下来，开阔眼界，认识世界。
不过，坦率说，本来的目的已经无法达成。我的状态是，拿着氧气袋，随时找诊所充气，每时每刻担心高原反应来不来。来了就躺下来睡觉，晚上却睡不着，躺着头也痛，全身都麻痹，让我想起到小学六年级时得了阑尾炎，医生技术很差，我全身缺氧，于是大声喊叫，向护士行使暴力的情景。
其实，到拉萨机场感觉没什么，白天活动，晚上就“来了”。第二天在痛苦中爬了布达拉宫，逛了大昭寺，喝了杯熟悉的咖啡，稍有缓解。去了纳木错，又“来了”。简直是反复状态，无法安心地感受、观察和思考。活了25年，自己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差的状态。我不觉得丢脸，因为“来了”跟我努力无关。我也不感到惭愧，因为是父母给予的生命，我去接受它。我也不怪自己，因为这跟我的意志无关，该来的总会来。
我在日喀则写一些任务性文字，缺氧地快不行了，要躺下来，我也知道躺下来也睡不着，只能痛苦等待迎来明天的太阳。这样的西藏旅途，但愿成为美好的回忆和过去。
现在只是想说一声：想念北京……
你想去日本看看吗？
至少就文字写作与观点表达而言，我在中国是以批评谋生的。
我不喜欢，也不讨厌中国，有的只是崇拜之心。在她面前，我永远不会情绪化，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人已习惯被拍马屁，至少在现阶段国内体制下。所以，我想做“第三只眼”，尽量去平衡舆论，这是个“痛”大于“乐”的过程。
对于祖国，我更是以批评谋生。在日本，被批评最多的是首相，最为脆弱的也是首相，应该的，为人民服务嘛，当然难当啊，否则别当了。我几乎没有赞扬过祖国，公民，尤其媒体记者有义务去“弱化”公权力，为的是社会的和谐与公正。但愿中国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