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想了一会儿，确认与自己内心不矛盾后，回答说：“还是笔记本吧。”
我爱好写作、思考、行走。能够把这三者聚到一块，有机结合的载体，恐怕只有笔记本。我去任何一个地方，一定把笔记本带上，随时随地，亲笔写下行走中的感悟。
我在目前居住的上海复旦南区看到卖盗版书籍的游击队伍，动不动就想：“在培养公民修养的大学校区内怎么可能有盗版书销售呢？学校不去打击知识产权的侵犯者吗？”我站在旁边，观察一阵子，学生们似乎根本不从产权角度与它打交道，而站在“我能以更便宜价格要到想要的书”的立场，纷纷向盗版书伸出手，根本不介意，何况产生罪恶感。
我拿出笔记本，写下：“在复旦南区，触摸到体制的缝隙，还有一段路要走。”
5月20日下午，我做客南京先锋书店，参加拙着《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之讲座暨签售会。讲完以后，被我搁置在椅子上的，破破的茶色笔记本不见了。一边签名，一边着急。一边与读者握手，一边看着周围找找它。后来，书店员工也认真帮我找了，却没找到。大家一致认为，“可能被读者拿走了”。
我无法证明“被人偷走了”。
不想下一个结论，反正是自己不小心，没给予它足够的注意。责任仅属于自己，不能怪任何人。
在那本笔记本里写的内容除了行走中的感悟以外，还有我平时走进高校的旅程中所准备的素材，以及所写下的笔记。我一般用中文、日文、英文三种语言记笔记。“记笔记”是锻炼语言能力的途径。听到的语言、想到的语言、记下的语言，最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听着中文的讲座，最好用英文记笔记；你正用日文思考，最好用中文记笔记，这样能以相对低的成本磨炼外语，还有母语。两者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
丢掉了它，才明白了它对我有多珍贵。想到现在可能有人翻着我的笔记本，说实话，心里有些难受。我有心理洁癖，不希望别人偷看我的笔记本。因为，它只属于我。
被我踩踏的那些空间，还有，伴随我的时间。
我不会说再见。
我的写作在转型
快到4月份了。
在日本，4月意味着新的开始。政府、企业预算以3月为结算期，学校以4月份为开学期。我也是4月出生。对日本人来说，3月份更多意味着缓冲期，4月才是一年的开始。还有“5月病”的说法，大家一开始太努力了之后陷入疲倦，到了5月就变得懒惰。
2012年对国际社会来说是“选举年”，众多国家、地区要更换领导班子。大家普遍趋于保守，做人低调，做事谨慎，集中忙于自己内部的事，而不过多地干涉他人或他国的事。
对我来说，2012年则意味着“转型期”。来华已有9年，开始用中文写作已有6年，坦率说，有点疲倦，不是说该说的都说了，而是说，今年28岁的我，若要进一步地提升水平，根本性地深化知识水准，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充电与沉淀，否则，我这名写作者必将卷入为写而写，为说而说，为想而想，为做而做，本末倒置，恶性循环。
深信，把写作看作一份事业的长辈们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瓶颈，就是那种一言难尽的，“写不出来”的感觉。建议，即将入门的年轻人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做好规划。
这不等于我不中文写作了。
我还要写，也写下去。
我也要养活自己，就需要其途径与平台，虽然对买房毫无兴趣，但最起码的知识文化生活，我也愿意享受。写作就我而言既是生活，也是工作。
我正在尝试的是跨语言的写作生活，大概要尝试的方向是，减少中文写作量、维持日文的写作量、增加英文的写作量，从4月份开始，三者比例将形成4：4：3。算了一下，把三者合起来，我一个月平均写25篇文章。多了，我还要写专着，务必把总量减少到15篇左右，否则，我没时间写书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读书了。
接下来，将重视的是我在日本财经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刚创刊的英文媒体Nikkei Asian Review上新开的专栏“The Peking Café”。
作为日本人，用英文表达中国事务，很巧妙。
我自以为是忠实的亚洲主义者，渴望把独立、中立、自立的亚洲人之声音与立场向全世界传播出去。
看到自己写作生涯正在转型，有意地，而非无疑的，我很欣慰。请各位读者继续指教。
我与汉语
我是偶然来到了中国这一神秘的国土的，是以一张白纸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记得，当初的我连“北京大学”这四个字都不会说；留学生宿舍勺园房间的电灯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求援；食堂的厨师帮我盛饭都不明白怎么感谢……
我掌握汉语的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每当遇到这个音不能发，那个字不能写，我感到沮丧，不知该怎么克服。经常想搁置问题，放弃挑战，拒绝面对。不过，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对这门外语充满着激情，渴望用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以中文做自我介绍——我是谁；哪儿来的；曾做过什么；将去做什么；喜欢什么……
查字典、听广播、读报纸、聊聊天、写汉字、看电视……能尝试的方法基本都尝试过了。现在回顾这些年我与汉语的交往过程，刚开始时的进步还是蛮快的，初学半年，基本沟通、阅读、听力不成问题，开始做笔译，还经常被看作是中国人。当时的我很骄傲，一点不自律，常常希望展示自己是如何以最快的时间学会中文的。
学了一年半，我开始做同声传译。这个过程恐怕有点太快了。明知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汉语基础，却从好奇心与渴望感出发挑战同传这一难度很高的工作。过了两年，我开始上电视评论时事，在报纸、杂志上写作随笔、专栏，甚至评论文章，即使严重缺乏知识基础与文化水准。
我不认为自己没有努力，对这些年自己所做的事情，也不后悔。然而，不得不承认，在汉语这一充满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的语言体系面前，我恐怕需要更多的谨慎与克制，而不要那么快速、轻率地去运用。被忽略的则是自我检讨与修正，以及来自他者的批评与警告。
我会继续写作，以中文表达所思所想，有时写得令人满意，有时写得很不到位，但不着急，人生嘛，有山有谷，一步一步来就是了。我要更加注重充电，细心地研究自己眼里的汉语长成什么样子。我还要好好积累成语呢，我的成语功底差得令人脸红。
我准备用一生去与汉语打交道，试图去发掘外国人学习汉语，了解汉语，运用汉语的过程中所需要的N个秘诀。其实没什么秘诀，提高也罢，深化也罢，点点滴滴、踏踏实实而已。
周二的下午
来到上海有了三周的时间。我对复旦大学的日子很适应，住在复旦教员的宿舍，对其生活环境，衣食住行，都很满意。每天路过的国年路——弯弯的、干净的、凄凉的…令人联想到欧洲的小街道，颇有趣味。
既然来到了复旦大学做一名老师，它就是我奋斗的基地，就产生能否为复旦大学做点什么的献身欲望。
来沪不久，我创办了个思想沙龙叫“周二的下午”。该沙龙由我和复旦学生创业的咖啡馆——Hi-Story Café 共同发起，为学生、教师以及公共知识分子提供讨论热点，分享故事，碰撞思维的校园公共空间。我来当主持人，一个月举办一至二次，每次设定主题，邀请嘉宾，请复旦学子们参与讨论。“参与”两字对青年人的成长极为重要。
3月27日下午2时，举办的首届沙龙之主题是“咖啡·分享·公共空间”。我做了个开场白，向师生们说明主题背后的思考。
“咖啡指的不仅是喝的咖啡，而是渴望民主与公正的思想家们在一个开放与自由的平台上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今天是追求‘分享主义’的时代，希望我能成为‘分享主义者’；至于公共空间，今天的大学生要么在体制内被各种法规所束缚，要么彻底渴望私人的空间，要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又一个人寂寞地活着，很矛盾。”
复旦学子是幸福的，他们享受着社会。
邯郸校区位于五角场附近，周围什么都有，生活很方便（诱惑也不少），为了上课，学生们从总部到南区，或从南区到总部时都要路过邯郸路。可见，复旦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也为复旦大学捧场，两者融为一体。
复旦大学的社会性很强，相对薄弱的是公共性。思想活泼、生活自由、选择民主的大学生应该追求公共生活，在尊重他者意志、选择、价值观的前提下追求个性化言行与成长。彻底服从环境，抑或彻底追求个性，都不叫作公共生活。“公共性”追求的是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人问，该活动是否模仿了米奇·阿尔博姆写的《相约星期二》？
我在这里回答：没有。把沙龙名称定为“周二的下午”，是因为在复旦大学周二的下午是没有课的，这样方便师生们参与活动，无其他意思。
巡讲于高校之后
2011年对我而言意味着过渡期。
2003年来华至今，不管是一名留学生还是观察者，我始终保持自立、独立、中立，努力深入中国草根与民间，与它打交道。这一做法与姿态要坚持下去，不管以后在哪里，以什么身份，做什么。
接下来，我要建立，并在世界规模上推进“草根中国学”这门学科，相信，只有如此，外国人才能离中国更近。
今年我走进了中国全国各地的高校。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到中山大学，从复旦大学到西北工业大学，从武汉大学到重庆大学……当然，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我也去了。
12月27日，我今年的最后一堂课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虽然是期末考试高峰期，仍有300多学生来场。之前我在微博上表态“我一定讲得很放开”，不知道同学们的感受如何，我已尽量放开讲了，力图规避形式主义与抽象阐述。
我还是贯彻了以往习惯。讲座开头强调说：“对中国长远发展来说，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更重要。咱们必须畅所欲言，不要互相客气。”临近尾声之时，我也强调说，“当你们领导中国时，这个社会必然发生变化，一定会往比今天更加正常的方向去发展。你们不要犬儒，犬儒不如愤青。”我看着同学们的表情，有人鼓掌，有人沉思。
属于不同地区与排名之高校的学生之间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中国大学生既有竞争力，也有脆弱性，在困惑中，却始终抱着向心力，去忙他们认为最该忙的事：找房子、找对象、找工作。这没什么不好的，那些都是大学生该忙的事儿，我很欣赏他们的纠结与纯粹。
当今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与不公，一张毕业证明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手里所掌握的技术与功能。他们日益明白，上学不等于教育，文凭不等于文化，而从上学与文凭以外的角度寻找教育的意义在哪里，文化的根源在哪里。
对我来说，走进中国高校是一件幸福，也是幸运的事。以后还走不走近，不好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但此刻我要感谢曾经与我交流的那些困惑中的学生们，是你们给我提供了更加真实了解中国的窗口，还有更加坚定做好自己的勇气。谢谢你们。
城市与阅读
2011年7月中旬在中山游走的那些天里，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追寻了辛亥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考察了南朗镇侨民遗留下来的房子应该如何被政府处理。
我也参加了第三届中山书展，做了一场“读书是公民一辈子的事”的讲座，就一座城市如何培养人文情怀和读书文化，与中山青少年朋友们进行了交流。
之前来到中山做过央视有关养老的节目，这里真是适合养老和居住的地方。生活节奏没那么快；房价与其他城市，包括与珠海比也没那么高；绿化程度较高；市民的幸福指数也没那么低…
不过，这座城市在实现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前提下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面临的最大瓶颈应该是教育问题，即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其实，中国众多城市，尤其二三线城市都正在面临着类似瓶颈。来华八年，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只能依赖于“以人为本，靠人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中山举办书展符合未来发展需求。教育和人才对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如何向市民们提供读书的动机和平台极为关键。我主张：文凭不等于文化；上学不等于教育。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众多社会矛盾凸显的复杂时代，中国的老师、家长及孩子越来越意识到“文凭不是绝对管用的，不是所有事情能靠上学来解决的”。
我曾提及过，当今城市建设中的同质化日益明显严重。各个城市都往建地铁、修马路、盖高楼、拆民房等方向改造，政府试图从中积累业绩，官员的思维变得僵化，缺乏想象力。政府和市民都忙于丰富物质的享受，根本无法考虑培养人文情怀和阅读文化。
但愿中山是个例外。无论是城区的还是镇里的，市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抱着相对健康的执着。“孙中山”三个字为中山市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应该功不可没。
我在南朗的小村庄看到了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学画画，在城区内的书店里遇到了带着充满好奇的眼神向往阅读的年轻人们。我对中山市的政府、媒体、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们表示：“但愿中山能够成为文化之乡和阅读之城，这有可能成为贵市的战略品牌。”
传统·阅读·城市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古都长安。
2012年3月6日上午着陆到咸阳机场。毕竟北京正召开“两会”，即使是在异地，“维稳”必然跟进，路上显然看多了众多警察在巡逻。中国文化很多元，但政治上还是属于中央集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