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到西北大学演讲，主题是“变革中的文化与心态”。2003年，在西大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发生过一场不幸的冲突事件，其中有两者之间的误解，日方的不慎，中方的情绪。反正这些年西大在对日交流上是处于敏感期。而在“两会”这敏感期能够去成，感谢西大的师生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成为西大重新建立对日窗口的一次突破。我想说的是，交流有可能产生误解，但消除误解的，也只有交流。
7日，我到西安欧亚学院演讲，主题是“学法与活法：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致困惑中的年轻人》是我3月即将出版的书名。欧亚学院属于民办高校，但毕竟是敏感期，我也没怎么讲敏感话题，就是与同学们一起探讨这一辈子如何活下去、如何读书等简单话题。
8日上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受益匪浅，从周时代开始，经汉代，直到隋唐代……一边回想着在日本上学期间所学过的内容，一边倾听女讲解员的历史解释，思考陕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下午到万邦书店做演讲，主题是“传统·阅读·城市”。我说：“一座城市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历史需要由博物馆等形式传承下去，还需要深化下去，政府与民间之间对文化传承的有机认同不可或缺。而深化城市品牌，大学建设是关键，不要行政化，认识到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更重要。书店则在推广阅读习惯与培养读书土壤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但愿中小规模的、民营的实体书店即将崛起。”
这些天，我住在靠近钟楼，位于南长巷的“汉唐驿”酒店。它是所谓的“青年旅社”，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必住的地方。很惊讶，原来在中国也有“青旅”，住得比一般的酒店便宜，主要“过客”是老外，气氛相当活跃，很国际化。我很喜欢每天吃的西式早餐。希望“青旅”在未来中国发展中起到“让城市更美好”的平台作用。
知识分子该做什么？
知识分子不该站在“非知识分子”的对立面。世上甚至没有“非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或概念，而且，不该有。
需要把普通老百姓纳入为“非知识分子”类吗？我想，没必要。
知识分子唯一努力抗衡的是权力，这里指的是公权力，就是政府的权力。
谁能证明政府说得、做得总是对呢？政府肯定不会犯错误吗？
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巩固权力基础，对外发动战争，国内舆论陷入失控，在此过程中，所谓知识分子们陷入自保，无能为力，最终没能抑制权力的失控。
战后不少日本人选择当记者，用一名我尊敬的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战前知识分子很没胆子，明知国家正在走向错误的道路，却没有抗衡权力，也没有好好告诉老百姓这场战争是危险的。再也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政府的权力必须由媒体来监督、抗衡”。
知识分子该干的第一点是抗衡权力，为的是保证国家社会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知识分子该做的第二点是启蒙公民。公民是通过知识分子所塑造的知识或所传播的信息来了解形势，判断事务的。知识的塑造者和信息的传播者对知识和信息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民对知识和信息的态度。政府向公民传播的往往有利于统治者，具有“忽悠”被统治者的性质。这是政治的本质，跨越时空，难以改变。知识分子传播的产品必须与政府有所不同，不该是忽悠性质的，而是启蒙性质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中立的、自立的。
知识分子应该努力为一个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培养“共识”。例如，日本有《朝日新闻》与《产经新闻》，这两家报纸通常被称为是两个极端，前者是自由派，后者是保守派。他们围绕政经问题的立场往往趋于相反，没什么不好的，呈现的是正常的言论多样化。不过，即使日本政局陷入“频繁换相”，《朝日新闻》也好，《产经新闻》也好，都不会宣扬、报道“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对。”从中不难判断，以象征天皇制为国体，以民主政党政治为政体的既成制度早就成为共识，大家都不会刻意去改变它，而持有接受的态度。
这样的“共识”，在当今中国社会里，似乎有所欠缺。
语文的生命力
2010年4月18日，我受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邀请出席了由语文出版社、中国教育学会及《教育》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中学语文教学论坛”，并做了演讲。
来自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的资深教育专家和语文老师相聚，只有我一个人是外行，又是老外，有些害羞。没办法，王旭明又要我揭露怎么学了中文。
讨论的主题大致是：怎么改革语文教学的课程，即所谓“课改”。有人认为重点在于“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有人认为“现有语文课完全被政治课、历史课等其他课程侵犯了，脱离了语文课本身”；有人主张“语文课必须培养孩子们的综合文化素质”。
我第一次了解到，语文教学目的早在1963年就确定：“教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据我解读，关键词无非就是“理解”和“运用”，前者指的是知识，后者指的是能力，出发点在“知”，而终点在“行”，即知行合一。
上台后先做个自我介绍，说自己在七年前一句话都不会说，一个字都不会写。现在，读写中文已经彻底融入血液中，将把中文阅读和表达视为一辈子的事业。中文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的语言，外国人不好接触，只懂语言远远不足，必须了解背后的文化，这叫作“学语文”。
我的汉字水平极差。当年日本高考，满分800分，我得了769分，却在汉字上被扣了20分。我嘲笑自己说，“我很奇怪后来选择来到只能用汉字的地方”。
我的“语文印象”很明确：语文是最重要的，覆盖面最广。英语、数学、历史、道德，甚至理科，一切都是以语言和文字的阅读和表达能力为基础。学语文也是培养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过程。所以我很后悔没好好学语文。
我对中国的孩子过早接触英文有意见。家长要求独生子女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学习英语。曾经在北京人大附中教过书的我深有体会，家长和学生似乎把50%左右的精力放在学英语上。但那么早接触英语，绝对会跟母语混乱。我拿出自己的经历告诉听众：“学生的外语水平提高不上，停滞不前，80%以上的可能就是因为语文基础不够牢固。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完全靠外语思考事务的，必须经过母语的脑袋系统理解外语，表达外语。那么，母语的阅读、思维、逻辑、表达能力极为重要，它甚至决定一个孩子的英语能力。”
周围人问我：“那加藤，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语？”
我回答说，“英语13岁，汉语18岁”。我的汉语水平还有待提高；而我17岁时托福考试几乎拿了满分，开始做日英-英日翻译。我坚信，对于学外语来说，关键不在于学的时间多长，而在于方法和策略是否正确。我想趁“课改”说一点：在全国人民盲目迷英文教育的形势下，中文的生命力才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中国大学生的成长逻辑
曾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条逻辑，一条逻辑叫逻辑，另一条逻辑叫中国逻辑”。
说得很巧妙，按我理解，它要表达的意思，用官方的话来说为“中国特色”，用民间的话来说为“中国另类”。
2011年上半年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中国的逻辑》。在2008-2011年这段国家大事密集期，民生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对象，我把目光放在民生、民意、民情这一我必须要提倡的“新三民主义”上，就像我在专栏文章上始终贯彻的那样，寻求我的“草根中国学”。
讲的毕竟是中国的逻辑，其特色不可避免，但我边写边抱的愿望是，“但愿中国与外国的隔阂和误解越来越少，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逻辑之间能够分享一点共同的价值观”。
4月15日晚，我应邀参加中山大学“政务龙坛”，讲述了“日本震后反思”，并跟几百名学生进行了心连心的交流。席位都坐满了，还有好多学生站着参与讲座，令人感激。我讲了45分钟，剩下45分钟是互动环节，我不喜欢一个人掌控气氛，沟通才是生产力。就我而言，倾听大学生的心声才是最重要的。
提问与回答的环节超越了日本震后反思和中国吸取教训的范畴，而向大学生本身的成长逻辑拓展。有一名兼备帅气和苦恼的男生向我提出：“当前中国大学生普遍讽刺现实，嘲笑社会，陷入犬儒主义。我们都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没有放弃梦想，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真的不知道该往哪看，向哪走。加藤哥哥，我们该怎么办，你能否给出建议呢？”
非常优质，而绝非幼稚的问题，他真诚的表述正是当今中国大学生，不仅是大学生，还是所有公民所面临的困惑。民族主义、拜金主义、犬儒主义、蒙昧主义……从公民的价值观这个角度看，都是违背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不安要素。展望中国的未来，如何“重建”公民的价值观仍然属于核心焦点。
我代表不了中国青年，只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首先向那位男生的苦恼表示理解：“我很明白你的痛苦，我知道你们不是没有责任感，很想为社会做点什么的，但面临着复杂而残酷的现实，又没什么保障的你们很无可奈何。我相信你的犬儒主义是被迫的。”
按照中国式的辩证思维，紧接着要说的是“但是……”，“既然你意识到了需要改变现状，那只好从改变四围开始。我建议你先好好自律，犬儒不如自律。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也很痛苦，不会中文，没有钱，没有朋友，什么也不是。所以，只好自律。坚持自律，你自己可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多，这样逐步变得自信。你抱着自信心做事情，又逐步感觉到一种自由。自律、自信、自由，这是中国大学生的成长逻辑，也是我一位老师曾告诉过我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到如今，无路可退。在转型而不确定，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局势下，年轻人能做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不断提高自控能力，二，对自己无法控制和改变的事情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从容。这样你们活得没那么疲倦，没那么悲观，没那么无奈。
我也深信，在年轻人的成长逻辑这个议题上，不管在不同的国情和体制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跨越国家和地区、时间和空间、民族和社会，是贯彻着普遍的价值观的。
我愿意告诉犬儒中的中国大学生：你们不是另类。
大学生浮躁、迷茫、纠结是对的
2011年4月至5月走进全国各地高校的巡讲计划基本圆满完成，从广州的中山大学开始，一路向北，最后落脚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这一原来的军校。
现在回到北京，一会儿还要回日本，不疲倦是骗人的。
18点半到21点是演讲加提问环节，结束后学生们也不放我，我们一直交流到深夜。他们的积极、向心、忍耐深深打动着我，始终推动着我，默默鼓励着我。
此时此地，我由衷地认为，大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年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最近许多西方媒体人问我：“加藤，你对中国的什么问题最感兴趣？”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中国大学生或年轻人的谋生状态。”
紧接着，他们问我：“Why？”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考虑的不是今天的中国怎么样，而是经济发展上的战略瓶颈与政治改革的迫切需求达到高峰时，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时候。到时候，率领社会现代化，甚至成为政坛精英的无非就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以，我很关注他们。”
浮躁、迷茫、纠结……
我知道，当今中国大学生始终、普遍很困惑、无奈。这也是我走进高校的旅程中不断加深的印象和更新的想法。不过，我坚持对他们说：“不要怕浮躁、迷茫和纠结，你们是受到祖国快速转型和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那么，假如你们对自己人生规划得很完美，对社会上任何问题看得那么清楚，对自己的状态那么有把握，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客观形势要求你们浮躁，迷茫，纠结。别忘了，你们目前的状态是正确的，状态才决定成败。”
5月27日晚，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演讲会场，至少1000学生参与。一位学理工科的大二女生问我说：“但加藤哥，我们真的很被动呢，彻底被客观形势所左右，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被别人决定似的，挺纠结呢。”我相信，这一观点切实代表着当今中国大学生普遍抱有的纠结。
我回答说：“我理解，别说你，哥哥我也很纠结，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在如此令人容易变成被动的变革时代，我们年轻人能做的无非就是两个：一，不断提高自控能力，就是自我把关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二，对于自己不可控制、不可把关的事情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从容。首先要重新梳理一下，哪些是你可控的，哪些是你不可控的，然后把你的梳理一步一步转换成实践，好吗？”
提高自控能力叫作自律，只有自律，你才能逐步自信，你自信了，你才能慢慢去享受自由，我朋友熊培云说的对：“自由在高处。”
我到每一所高校，都把自己走遍世界各地的经历跟同学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