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次经验和思考，我坚决主张，服务员主动向消费者提问或要求“有没有零钱？”严重缺乏“服务精神”。超市的服务员、出租车的司机、机票的送票员，凡是与“服务”有关的行业人士，若曾经向消费者提过此句，请立刻反省，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也建议，所有服务业的老板们在这一简单而本质的问题上，重新教育现场的工作人员。
同时，作为一名服务业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我也自我反思。如果手里有零钱，考虑到服务方的便利以及对此的尊重，应该主动加以提供。万一遇到服务方没有零钱的情况，也应该耐心、不生气地等待对方找零钱。服务业的发展无疑需要“双方”的努力。
在国家正面临扩大内需，转型增长模式的今天，围绕消费市场的甲方与乙方之间建立比以往更加健康的相互理解，或许迫在眉睫。身为日本人的我比较自然地认为，现实问题是，两者之间能否保持态度上的自律和沟通上的默契。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的是，“服务的方向”永远不变，服务方准备零钱，天经地义，向服务对象要求零钱，本末倒置。
绿色中国的前景
2011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中国，已然成了气候谈判当中最受关注的角色。
我生活在北京，每天在公路上跑步，对环保深感亲切，绝不陌生。不管是空气污染、街上的垃圾山、水污染、沙尘暴，都与北京城的现状息息相关。
如今，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的环保压力前所未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需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又要面临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环保压力，无疑陷入了发展中的“两难”。中国似乎不能完全采取以往大国走过的“高消耗”式的发展道路。
中国政府在落实环保战略的过程中必须获得全社会的支持。光有政治口号或崇高理念远远不足够，能否实施健全的环保政策尤其取决于企业配合得如何。“从绿到金”是个关键视角。“绿”能带来“金”吗？“环保能赚钱吗？”从可持续性的角度看，除非环保是能够带来金钱的，否则环保产业是不可持续的，何况当今中国容纳着无数个拜金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
北京和上海成功举办了“绿色”奥运会和世博会。2008-2011年是中国政府与公民集中倡导、推动“绿色”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公民如何参与绿色经济则是举世瞩目的民生问题。
“绿色革命”无疑需要广大公民的参与。这些年，我在北京明显能感觉到居民在日常生活上对节能、环保的意识和认同度大有提升。“环保袋”是个典型例子，在超市里“卖”袋子是个好方法。同样重视绿色事业的日本人认为，环保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品质。买环保产品，过环保日子让你人生更加美好。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为环境献身”上能够共享理念。
今后更多中国人把环保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一旦制订合理的目标，我相信，中国社会一定积极推进绿色经济。如果环保能带来金钱，商人从中赚钱，公民从中获得幸福，绿色中国将前途无量，即节能环保给国家带来利益；给党带来荣誉；给企业带来金钱；给社区带来和谐；给家庭带来快乐；给公民带来成就。
中国人四种不可思议
中国是一个其特色文化、习俗、惯例等“软因素”浓厚的社会。它们甚至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人的血液里。写此文的2010年年底，我想把眼里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四种life style（生活方式）奉献给大家，作为我对2010年的盘点。以下描述都是相对的，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那样。
（一）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始终不能让我接受。比如，每年的中秋节，中国人以互相赠送月饼的形式庆祝节日。中秋节对中国百姓很重要，送礼则为社交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问题是，大家“乱送乱收”实在夸张，让我这一真正希望体验中国传统美德的老外感受不到什么节日氛围，发现的反而是中国人的物质与拜金主义。“乱送乱收”已经远远超出了“庆祝节日”或“讲究传统”的纯然范畴。我怀疑，大量、无序的互相收送，能消化得了吗？如果只是深化关系，行贿谋事，就不要滥用节日了。一是对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二是对传统节日的严重失礼，三对国家形象的严重损害。2011年春节即将到来，我的压力也不小，正构思如何躲避懦弱的疯狂。
（二）在我刚过三岁的时候，骑自行车走下坡路，突然一辆大卡车加速过来，我们相撞了。我出了大量的血，马上陷入生死之间的危境，并急需输血。一个人的血液与一个国家的金融一样，不可或缺，无处不在。我来到中国之后最为感到惊讶的现象之一，是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在闲聊中，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人习惯问星座。实际上，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血型很成问题，星座倒无所谓。假设，你像我一样，突然遭到车祸，怎么办？中国的交通状况这么差，这么乱，随时都有可能被撞的。若撞车，你很有可能有必要迅速输血。记住血型是危机管理，就像防灾意识。大家最好立刻弄清自己血型的归属。这是“常识”。平常就需要这样，免得“到时候”在病床上检查。
（三）我经常跟在中国做生意、与中国人有交往的老外相互抱怨：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我已失去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的耐心了，只好打电话、MSN或直接见面谈，否则做不了事，做不成事。是中国人没有用电邮沟通的习惯，听不到对方声音、看不到对方脸就觉得不靠谱，还是根本忽略我这个人的存在？我跟日本人或外国人之间平常几乎快速、同步来回邮件，否则不仅影响交往节奏，还破坏信任基础。其实，电邮既能节省电话费以及外出见面的硬成本，也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后给出答复。这样反而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中国人没有理解电邮沟通的极大优势何在。而我正在担心，一旦离开中国，还能不能维持在中国的人脉。因为，回了国或到了海外，恐怕只能用电邮了。
（四）日本人从小抱着一种潜意识，最能让自己放松的地方是厕所。来到中国后，就彻底不放松了。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装手纸的厕所？中国的厕所为何那么脏，还拿普通话叫“卫生间”呢？五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还可以，但许多普通大厦、超市、商店或公厕没有装手纸，其环境只能用“糟糕”一字来形容。我刚来北京时就吓了一跳，后来弄清了中国许多地方需要自己带手纸，这样往往造成厕所变得乱而脏，或脏而乱。这使得所有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必然会吃惊、抱怨的。我想，应该也存在下水道等技术问题，不能把手纸放进去，免得堵塞。让我们祈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部门能逐步完善卫生管理。从卫生、文明、秩序的角度看，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每个场所还是应该装手纸，由专门的人管理卫生环境比较现实。成本不高，大众服务嘛，本来就是需要由政府和民间携手完成的。反正，我希望中国有关部门以及公民们能够讲究厕所，明白厕所的重要性。
请不要偷看我的报纸
“请不要偷看我的报纸！”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经常坐地铁。在乘坐的时候，我在车厢内经常迫不得已对旁边偷看我报纸的乘客说这句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在地铁里看报纸，与广大的日本人一样，是我的习惯、爱好和享受。我很欣赏那种感觉和状态，发自内心不希望被周围人干涉。在日本，偷看别人报纸或书籍被判为是“你不尊重社会规矩”，用中国话来说，是违背了“潜规则”。
报纸是我花钱买的，我有“霸占”这份报纸，并拒绝别人偷看的权利。我不知道中国人之间有没有类似相互持有、共享报纸的习惯。反正，我不能接受。我正在集中精力，吸收知识，享受时光，绝对不允许别人的参与和干预，没有任何余地与别人共享。
“为什么？只是看看而已嘛！”
我每次那样迫不得已说，被冷漠指责的那些偷看者会做出本能反应，变得情绪化，反而以那样蔑视的眼神瞪我，甚至骂我。
“如果您非偷看不可，那我就把这份报纸卖给您，我再去买另外一份，好吗？”
我不认为自己说的没有道理。请别忘了，这是我花钱买的“商品”，而且我与有些人不同，是不希望别人偷看的。
“你他妈说什么？这个人有神经病啊！”
被骂得一塌糊涂，岂有此理！我才是受害者呢。但我不生气，争吵没有意义。只是思考，这批人怎么这么固执于偷看呢？报纸一般都是1元左右，不至于买不起吧，坐地铁是2元呢。你连1元的报纸都买不起就属于极贫阶层了，赶快申请国家补贴什么的。如果买得起，就花点时间和钱去买得了嘛。
为什么非得偷看呢？别说因为地铁里没事干，打发时间，这不是个合理的理由。你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更没有被拒绝后发脾气说什么“他妈”的权利。拜托了，请自己去买。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与我一样，不太可能欢迎与其他人共享自己独立花钱买下来的信息资源。
不过，近日的不开心也让我产生另外一层观察。我发现，乘坐地铁的所谓普通老百姓，也有意愿以看报纸的方式去打发时间。许多人在没事干的时候越来越产生求知的欲望。“求知欲”与其他欲望一样，是一个人正常而不可或缺的心理状态。从社会文明化的角度看，无疑值得我们欢迎。
我知道北京有个名叫《北京娱乐信报》的地铁报。我愿意向这份报纸的有关人士表示敬意。你们办报纸，初衷肯定是为了赚钱，但结果上起着促进公民素质和文明水准的伟大作用。我坚决主张，公民在地铁里看报纸是一件好事，建议大家都这么做，实际上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提高公民素质。但请别忘了，大前提是，不偷看别人的，而是自己去买。
别把自己全盘西化了
2009年年底，我帮30个中国“80后”申请赴日团体签证。日本的官方与中国一样，手续很令人头疼，要严格遵守规则填写申请表格，一个人填错就很麻烦，要重新来一次。我就让所有申请者同时聚在一起填写，我在现场监督。
检查被交上来的表格后发现，三分之一的人写错了，错误方式高度一致：在应该“用英文字母填写名字念法”（意思是请填写您户口上名字的拼音）的地方，竟然写了他们主观认知而非户口上登记的英文名字，比如，Tom、Bob、Robert、Cathy等。
令人惊讶，却一瞬间内梳理我过去无数次感到过的疑惑，想明白了怎么回事。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英文名字，背景或许很清楚——改革开放。在与外接轨不断增加、深化的今天，用英文名与外国伙伴交流确实更容易和平相处。毕竟，对我们老外来说，中国人的名字的确不好念，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怎么念，很费劲儿。
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年轻人，尤其“80后”和“90后”的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已经彻底变成英文化了，用不好听的话来说，“全盘西化”了。包括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叫自己“王明”或“李雪”，而叫“Franklin”或“Amanda”。根据我在北大留学期间的经验，中国学生之间，尤其在与国际交流有关的社团里，都互相叫英文名，邮件也用英文。我则始终被卷在他们的游戏规则里面，对我来说，与中国人沟通还是用中文名字，邮件用中文舒服一点。因为，我们生存于东方文化，真正理解对方的意思，还是用本土化的语言精确一点。
我很佩服中国年轻人的向心精神和在沟通上所做的努力。多用英文，提高水平，为接下来的出国留学或外企工作奠定基础嘛。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学生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相信这是中国学生以刻苦“接触”英文换取的成就。日本人做不到本国人之间说英文，一般也没有英文名字。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名字比较好念，日本人也不那么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另一方面或许是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传统的“执着”。
总结下我的看法：名字与语言是“自我认同”的核心。倘若“00后”的小朋友已经有英文名字，并用它“经营”自己，就有些危险了，必须加以警惕，很有可能逐渐失去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这点也正是我坚决反对中国孩子过早（比如幼儿园或小学）开始接触英文的根本原因。那些从小在英语和汉语双重语言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们很难建立自我认同，哪一种语言都马马虎虎，半途而废，似乎是个明证。
应该回到初衷，起英文名或用英文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方便交流，而不是消失自我。
“礼让”凭什么？
自从2010年开始，我经常回国，在中日两国之间跑来跑去，为的是讲课、做节目、采访等。经常碰到的场景是，早上在东京坐着像蜘蛛网一样复杂的地铁，用硬币买票，必须看着地图才能避免坐错。下午到北京，拿着一卡通坐着相当熟悉的京城地铁。东京与北京之间的距离如此相近，再加上交通上的进步，使得我的生活方式如此奇特与别扭，简直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