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地铁只能用“有序”和“安静”来形容。早晨的东京，比北京多得多的人在换乘通道上彻底分成左右两边走来走去，只有脚步声。我最近一次是陪同一位中国官员访日，他看到这一场景吓了一跳，并发现通道上只有自己的声音。他说话声音特别大，与国内一样不顾周围大声说话，结果被警察注意到，人家真以为破坏秩序的“疯子来了”。
到了自动扶梯，左边是站着用，右边是走着用，乘客们很默契，没人违规。官员很不习惯，我站在左边，他为了与我聊天，自然站到了我右边，把路堵上了，后面的人就开始用眼神骂他一顿，绝不开口，是无形中的压力。
走到站台，车来了，乘车高峰时间，车厢里人特多，没有空间。即将上车的乘客们自然排成两队，靠近车门但还不下车的乘客先主动下车，让要下车的人释放出来，然后接着上车，最后新来的乘客们上车。没有造成任何矛盾和拥挤。官员唉声叹气：“简直是艺术表演啊……”
下午到了北京首都机场，先坐机场快线（25元，不便宜也不昂贵），到了三元桥站换乘10号线（北京地铁去哪里都2元，恐怕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我刚来北京的2003年是最低3元，从13号线换乘2号线就要5元，惊人的降价相当不符合北京高涨的物价标准，明显带有政府惠民政策的色彩），大概6点多，相当拥挤。
不像东京那样乘客们都很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质和意识五花八门，没有一条明规则。要上车的人在车门的中间站着，阻挡着要下车的乘客，造成摩擦。原来靠近车门附近并不下车的乘客也不下来，坚决在那里忍着，结果里面要下车的人无法下来。该下车的人还没下车时，已经有大量新乘客上来了，造成至少几个人下车不成功。
听日本长辈说，20世纪60年代，东京和大阪的地铁也没有今天那么顺畅，经常发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铁秩序也不要紧，要慢慢来。从地铁文化的过渡阶段看，指望乘客们像东京那样形成默契不切实际。所以，政府花了一笔钱派遣了大量的“指挥人员”。问题是，这帮“指挥人员”没起正面作用。明明是高峰时间，同事之间却一直聊天，认真一点的也被那些大喊着“******”、“你别推我”的情绪化了的乘客卷进去。“指挥人员”不仅没化解矛盾，还参与吵架。
我建议，政府应该把素质高一点、有沟通和协调能力的人派到地铁里去。最好的选择是大学生，给他们在城市建设的现场实习的机会。当然要给他们工资，不过不用太高，对不懂社会规则的“90后”们来说也是锻炼人的绝佳机会。
地铁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成熟度和现代性。北京需要尽快迎来高水平的地铁文化。快速、大量建设好地铁线是硬件措施。但软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创造条件让那些趋于急躁和不安的乘客们之间形成默契：“先下车，后上车。”我想，北京市政府为改善软环境投入1个亿都不过分，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过日子的压力。
晚上跟曾去过日本的新华社干部喝酒，我谈到上述亲历。他总结说：“我去日本后深有体会，礼让原来是把内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这位领导，把日本人的国民性看得相当透。我回应说：“您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来说，礼让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利益问题。”
“的哥”的困境
2009年夏天的某一天，北京很炎热，我从东四环外的四惠东出发，去往与北四环交叉的望京地区。望京原来是韩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由于金融危机、韩币暴跌，据说一半以上的居民撤回祖国。
时间为下午3点半，4点的约会，感觉有些晚了。我在北京生活最害怕的是出行，因为无法估计何时能到目的地，北京早就变成了“堵城”。赶紧打出租车，害怕堵车，心里不踏实，告诉师傅具体的目的地。他说大概知道地理位置，但也没有那么确认，接着跟我说：“咱们共同探讨好吗？”
听到这句话，我高兴极了。我对北京司机的印象一向很不好。按我经验，说完目的地，许多司机动不动就问：“怎么走？听你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司机明明知道怎么走，对交通信息和状况了解得也不可能比乘客少，还非得让乘客主动说出怎么走。双方都知道路上会堵车，相互抱怨，司机则不愿意负责任，别有用心，就把晚到的责任推卸给乘客，回头假装说：“不是您说这样走的吗？”
这位司机的态度明显不同，主张：“我是专门干这行的，但您说的地点确实不太清楚，到时候请您指路，对不起，我也尽力。”开始聊天，我就向司机咨询最近的开车情况。
总结起来就是，“两高一低”——份儿钱高、油价高、收入低。司机说：“每个出租公司都不一样，我份儿钱一天140元，还得交油费，一天的纯收入大概就是100元吧。”他认为，此收入太低，每顿要吃一碗面条6元，还抽烟，一天自己最起码也得消费20元，一个月就600元，月薪是3000元，占五分之一，全年无休，1天得开16个小时。还要交房租，女儿上大学，一个月给600元。“这3000元是干净的，用我的血汗赚的，不像公司的领导那样贪污弄来的。”
他还搞不懂政府的补贴300元是个怎么回事——先让他付差不多300元的类似申请费，然后公司用别的渠道给300元，说是政府补贴。资金流动显得很复杂、不透明。他说，目前的出租车公司有两个问题：一是体制；二是苛刻。
“我们的工作都是老板说了算，很独裁，压制我们不让发表任何作为职工的意见。对开车的要求也太苛刻，一年不能犯一次错误，不说闯红灯，连停车错位也不行，否则被罚款。我去年一共被罚了3000元。这样怎么生活啊。”
脖子痛，腰痛，血压高……公司领导对司机陷入的恶劣情况是毫不关心。但令人感到温馨的是，这位司机在这么苛刻的状态下，还能对我那么礼貌，还鼓励我好好学习。“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是抱着集体荣誉感开车的。可是，的哥也有的哥的困境……”
为何在地铁里接电话？
我在北京生活，感到最难受的时刻，就是中国公民在地铁里接电话的瞬间。每一次都想在其他乘客面前对其进行教育，但不敢。我在这里只不过是一名老外，属于弱势群体。而且，中国人在心理上对日本人有抵触感，何况被“日本鬼子”教育。
去过日本的中国朋友知道，绝大多数日本人（我也不排除例外，因为，不管是正面现象还是负面现象，任何国家社会里都存在例外）在地铁里是不接电话的，这是个“潜规则”。一旦不顾周围接电话，你就会被周围的人排斥，从此，你就变为不合格的公民。日本人一般不敢冒这个风险。
日本人在地铁里不接电话，是因为，日本的国民素质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听长辈说，日本在举办东京奥运会的20世纪60年代，许多市民在地铁里是不排队的。日本也走过了成长与挫折的过程，刚开始就做好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日本人能做到呢？
首先，日本人的性格普遍相对收敛、内向，大家不希望被其他人听到电话的内容，感到不好意思；其次，日本人具有浓厚的从众心态和集团意识，一旦发现周围人不接，自然而然认为自己也不该这么做，害怕被“沉默大多数”排斥；再次，日本地铁的信号一般很差，物质上束缚人们接电话；最后，日本人把在公共场合尊重秩序当作天经地义，地铁的安静是自然状态。
我们再看看中国人为什么在地铁里接电话，据我观察，是因为：
第一，公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在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里不接电话符合现代化社会的运转过程。这是世界共通的思想。
第二，中国人的个性充满实用和功利主义，但同时也表现出深一层的集团意识、一种从众意识，草根、精英都是如此。一个人发现大家都在地铁里接电话，就都意识到：“我怎么不可以？”
第三，今天尤其像北京这样政治中心的公民，正过着忙碌、浮躁、迷茫的生活，大家都渴望自己比他者占优势，做得更好。薪水、职位、形象等各方面都是盲目中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许多人不能接受错过一次机会，任何信息，任何渠道，都要抓住。地铁、会议室、寝室，接电话的姿态都是一样的。
第四，有些人为何以那么开心的表情大声接电话，这是地铁里啊，你不觉得不好意思被周围乘客听到说话的内容吗？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那些人对自己很不自信，甚至很自卑，所以只能以那样的方式张扬自己，安慰自己。对自己和他人说：“我在这里！”
第五，中国地铁的信号不错，这是大家接电话的“硬原因”，否则大家想接也接不到。
第六，中国人根本不把在地铁里接电话当回事，无所谓，即没有意识去尊重公共空间，也不具备培育公民社会的土壤。大家都不问“为什么”，对此不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就是什么都不想，视为天经地义。
我的立场是，正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中国人最好逐步走向“不在地铁里接电话”。从上述六个原因，探索解决的蓝图。改变“五”是最快捷的解决方式，但它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对策，显得够呛，不符合民主的规则；改变“一、三”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未来有可能逐步得到改善；“二”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恐怕不易现实。而倘若大家接电话的根本理由是“六”，恐怕就没戏了。
“80后”就该“蜗牛”
2010年3月6日，我应腾讯网邀请参加了由曹景行先生主持的《两会三人行》节目，另外一个嘉宾是汽车之家的CEO，“80后”创业人李想。这是第一次跟他见面，聊天。我们谈“‘80后’看两会”。
李想的同事大部分都属于“80后”，最关心的是房价、物价涨幅等与生活细节息息相关的话题。他本人则关心与广电总局有关的信息，这与他经营网站有关。我评价说：“这些都是进步现象。如果社会所有人都关心政治很可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话题，去消化，这叫现代化。”
曹老师问我们俩：“你们觉得‘80后’的发展前景如何？‘80后’当政治领导人之后，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李想回答：“‘80后’的选择权始终被老师，尤其家长剥夺来着，‘80后’是遭受压力最大的一代。大学毕业，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们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立。”
中国“80后”可以被总结为“承受祖国转型和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80后”身上负面的性格也好，作风也罢，其责任都应该归结于家长，就是家长不成熟，舍不得放任孩子，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责怪“80后”是错误的。
中国“80后”就像“蜗牛”，一步步往上爬，大器晚成。那么，他们未来走进政坛后社会变得如何？坦率说，这在三年前难以想象，因为在我眼里，大多数“80后”缺乏独立思考和生存能力，也不知道团队精神和和谐社会的价值。这两年却逐渐发现他们内在的力量，只是还要折腾一段时间，其未来的价值观将是混合中国和西方的产物，即“中体西用”。
李想提到“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我想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日本“80后”出生后，有了一点点思考的头脑就遭遇泡沫经济的崩溃，从来没有听说过祖国的好消息和正面新闻，接触到的都是来自大人传来的黑暗、糟糕的消息。从来没有感到“给力”的日本年轻人始终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
与此相比，中国“80后”是在祖国变革、崛起的环境中成长的，令人羡慕。不过，有趣的是，两国“80后”所面临的困境似乎很相同，主要还是就业问题，工资如何，前途如何。他们都很浮躁而迷茫。我相信，如果日本当局举行“两会”，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日本年轻人的关注方式与话题也跟中国网民差不多。
有一点差别在于日本“80后”不急着要房子，因为，在我们那里，“有房有车”跟结婚没有关系。孩子过了18岁，家长也放了他们，不干涉，不给压力。中国“80后”面对找对象或结婚，似乎必然牵涉到“有房有车”，否则没面子？没面子的究竟是谁？找房子，找对象，找工作——“三找”早就变成了中国“80后”最忙碌的那个奋斗对象。
我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到中国“80后”真正的恋爱观或婚姻观，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观念，他们自身也根本没有深思过这个问题，只是马马虎虎应付家长的压力而已。我想，或许，围堵日本“80后”的大环境稍微成熟一些。
“90后”的意识形态
2009年3月的某一天，我在人大附中上课。话题涉及2009年初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参与讨论的都是高一、高二的学生，就是所谓的“90后”。毕竟是接受精英教育的高才生，也受着“白领”或“高官”父母的影响，听得不少，看得不少，想得不少，也有思想。这是我高中时期无法比拟的，很让我感到欣慰。
我知道，大人主导的社会对“90后”有些看法与意见，就像对“80后”那样。我本人对那些“评论”毫无兴趣，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怎么说的，那些总是令人觉得“以点概面”抑或“以面概全”。换位思考，如果我是“90后”，就会很难受。但我对自己学生负责是应该的，若发现什么不健康的想法或观念，作为活得比他们稍微久一些的长者，给点建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