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政府或媒体往往把共产主义的帽子给中国盖上，有偏见，为了消除误解，中国方面也尽量以外国人能接受的语言和方式传播自己，促进中外交流。”
（二）“别讨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了，那些都是空的，跟实际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讨论这些是根本没用的。”
这是一名高一女生提出自己对如今形势的观察后被其他大部分学生反驳的场面。结果，在座的学生们达成了共识，即“谈主义”毫无意义，只是空话。我觉得，两者表达得都不无道理，外国对中国有偏见；中国应该主动传播自己；不该从“姓社”或“姓资”的角度看问题、谈问题。这都没有错，至少表面看，其表达水平跟那些所谓专家学者是差不多的。
我只是发现了两个“问题”。
首先，（一）是极少数，（二）则是绝大多数，碰撞的思想火花有些失衡；其次，占绝大多数的“反主义者”看问题的“态度”充满冷漠和感性，缺乏激情和理性。比如，不像我周围的大学同学那样，他们对将来不悲观，对现状也不抱有那种不满，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搁置问题，抛弃痛苦，对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状保持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觉得“无所谓”。这难道不是着名的“犬儒主义”吗？
这是我这几年以来经过跟自己学生、大城市的“90后”所接触、交流后的深刻印象和普遍体验。我知道，城市孩子跟农村孩子有所不同。我认识的农村高中生对未来充满着动力和希望，正视问题，挑战自己，敢于改变现状，也很热情。从这一点看，中国的“90后”也处于多元化的状态，千万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我打算对自己学生看问题的不健康态度进行纠正。那些“把意识形态妖魔化”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是有些片面、极端。
不寻常的采访
2009年8月6日上午10点，我在北京自己的家里接受了《中学时事报》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采访。此报是主要针对中学生的双周刊，内容涉及时事、教育、人物、文化、生活、娱乐等，放假期间休刊，年度订阅费40元，发行量达到60万-65万。
9点40分，我在打扫屋子收拾东西时，电话响了，“我是《中学时事报》的记者，我们马上就到”。9点50分，两个人进来了。朱旻和江亚楠，分别负责采访与摄影，他们刚刚高中毕业，即将分别上重庆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学自动化和商业摄影。
他们是通过《看天下》杂志的“加藤嘉一专栏”认识我的。真有缘分，我正是在人大附中教书时发现那么多学生看《看天下》，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以文字与中学生交流，才开设了专栏的。小朱看完拙着《以谁为师》，在我上周末参加大型教育谈论节目《问教》时，主动找我，约我采访，前后还给我发邮件，打电话，紧密沟通。
采访长达一个半小时，小朱带了我的书，从书谈起，问我为什么写书，问我为什么做这么多事情，问我在上学、教书、写作、排戏等时的感受如何。我说到北大和人大附中带给我的快乐时光；写作生涯是来华之前没想到的；拍戏时很疲惫，但感受不同的行业也很有成就感。
“你们在学校里要掌握主导权，绝不能让给学校和老师”；“你们很勤奋，背知识很好，也很会应考，最不了解的则是‘我是谁’”；“把自己定义为中学生很简单，关键在于你想做什么样的学生，要学会不断重构自我认同”；“我在中学时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送报纸，要练长跑、学习，很累，而14岁的受伤，17岁的退役，是迄今人生中唯一的后悔”……
小江在旁边不停地换位，调整方法，近距离、远距离，拍摄我讲话的动作。小朱做的功课很充分，写了许多页的采访提纲，用录音笔，一边记笔记，根据我的回答，随时调整提问的内容和风格。我们还在“从小身高过高而感到自卑”这一点，产生了共鸣。小学6年级时，我有172厘米，小朱有174厘米。唯一不同的是，小朱是女生。我的天哪……
之所以谈这些，是因为这次是我曾经接受的500多次采访中最快乐的一次，也是收获最大的一次。准备、守时、沟通、礼仪……他们做得很敬业。采访开始之前，小朱给我看他们的报纸，小江提出要我换衣服，布置房间。放松而集中，紧张而认真。他们做得很专业，一点都不亚于所谓社会上的媒体从业者。中国有这么优秀、勤奋的中学生，我反思了上中学时的自己，也反思了今天的自己。从他们的身上和背影获得了许多启发和营养。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据我的经验，许多所谓的“资深媒体人”不按时到达采访现场；邮件也不按时回，有的还根本不回；有的写错采访对象的姓名，有的简单在MSN问一句就当采访成功；刊登后也不打招呼，不邮寄过来；至于稿费，过了半年也没收到的不少，有的甚至已经忘了吧。
他们穿鞋离开我屋子之际，我发现，给两位倒的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想起一个半小时前他们说“您别客气”，始终没碰，集中了90分钟，应该很渴了吧……
他们走了，我鞠躬，向两位“记者”致敬。
对北京“7-11”的建议
东京的半夜，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民营企业，许多写字楼都明亮着。日本人是真正的工作狂。不分白天和晚上，只要上司不走，同事还在干活，你也得跟着干，不回家。因此，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对大都市的健康运转绝对不可或缺。工作人员要在加班中途出来放松、吃喝点东西嘛，而且过艰苦日子的大学生也有地方打工（半夜的薪水比白天高20%左右）。
反正，在日本，便利店的地位独一无二，必不可少。万一消失，大家崩溃。
“7-11（7-ELEVEn）”是最普及而有名的。今天的北京，我去过的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等也随处可见。很高兴能够在中国看到日本服务业的文化正在普及的状况。对生活在北京的我，就像在日本的时候一样，7-11照样是绝对需要的。有时特别想念祖国的饭团儿，我就去7-11。饭团儿包含的是日本人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朴素的生活方式。北京的7-11当然是本土化了的，比如那些中式的盒饭（等于日式的便当）是中国特色的。消费者大部分是中国人，必须尊重他们的口味。
2009年10月的一天，晚上6点钟左右，我去了地铁2号线东四十条站后面的7-11。目的是买两个饭团儿。我晚餐经常如此，很朴素，联想起家乡的味道，很享受。我兴高采烈地拿着饭团儿走近收银台。突然发现，大概有10多个人排队。店里只有2个服务员，只开放了一个收银台，另一个人负责装盒饭。等了一刻钟，才轮到我结账。
我只是想，买两个饭团儿花15分钟值得吗？商品是现成的，场所是便利店。我了解那是下班、晚餐时间，客人往往会很多，是店方最忙碌的时刻。问题是，店方为什么不增加人员呢？这里是中国首都北京，符合便利店工作的劳动力应该不缺。消费者为何要去便利店？向店方要求的不是质量，也不是廉价，而是时间和便利性，否则没有去便利店的理由了。
我之所以如此固执，是首先因为自己是便利店的常客，其次是7-11是日本的品牌。作为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人，这样的场景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买两个饭团儿也好，一块三明治和一瓶乌龙茶也好，让购买者排队15分钟是绝对不应该的。昨天的现场，所有排队者都在抱怨，说明他们对现状不满。两个服务员却根本不在乎，动作也很慢，缺乏服务业该具备的敏感性。
我建议，7-11北京的经营阶层“秘密”派人调查，评估各家分店的服务现状，尤其在高峰时间。如果许多店都处于我看到的那种状况，那么7-11在北京居民眼里的形象肯定会下降、恶化。如果人员不够，就请抓紧加人。难道增加几个工作人员的财力都没有吗？应该不至于吧，毕竟是经济大国日本最有实力的便利店，应该能做到。
合格的公民
我的文字从读者所收到的反馈意见总是负面的，而且几乎没有正面的。不过，我从未对此感到伤心或痛苦。一篇文章最害怕的是没有读者或得不到读者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幸福的、幸运的，谢谢大家坚持不懈地对我的文章提出批评。深信，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务必遭受读者更加尖锐的批判：“加藤，你太挑剔了，果然是小日本，能否宽容点，大气点？”但既然观察到了生活上的小细节，我就必须写下来。这是我的人生准则。
昨天在北京建国门国际俱乐部旁边的一家西餐厅吃饭，中途去了趟厕所。忽然间发现，我在男厕便池上面的宣传牌中看到的文字竟然是：请莫忘洗手（Please remember to wash your hands）。
这让我吓了一跳。上完厕所，不管是小便还是大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去洗一下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种简单的常识应该是从幼年时代在家庭里严格教育才是天经地义的，有必要在相对高级的大厦公厕里进行宣传，展开公民教育吗？
“千万不要闯红灯”；“吃饭前后必须用心表达谢意——我开动了、我吃完了”；“别人帮助你，必须说句谢谢”；“从外面回来、上完厕所必须好好洗手”……
在日本，这些都是我们从幼年时代开始就在家里由母亲亲自、反复、强力教育的。记得，小时候母亲一直说这些，耳朵很疼，听得太腻了，但随着年龄长大，都不知不觉地学会，上小学之前，基本上没有人不会了。
在我看来，也相信，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看来，“上完厕所后洗手”无疑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内。不言而喻，教育由三部分组成——家庭、学校、社会。一般来说，家庭负责礼仪、道德方面的品格修养；学校负责知识、升学方面的知识水平；社会则负责时事方面的信息或时髦一点的思想文化等。
上述我在北京遇到的情况却是在社会，而不是家庭或学校里发生的。至少北京建国门国际俱乐部旁边的建筑是把男人上完厕所后莫忘洗手作为社会教育去加以灌输。当代中国社会有个普遍规律，即缺什么就提什么。人民或社会缺什么，政府就提什么。比如，和谐社会、儒家思想、科学发展观等。
作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中国社会的这一规律实际上让我节省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凡是政府或有关部门大力提出来的口号，都是民间社会所缺乏的东西。这也是我从2003年来华后始终坚持认真阅读《人民日报》的根本原因。
既然它那样提出，可以初步断定，中国部分男人，至少是生活或工作在北京建国门国际俱乐部的男人平时缺乏上完厕所洗手的习惯。那么，从自身经验出发，我还是建议，大家应该上完厕所好好洗手：一，洗完手自己变得更干净，心里踏实；二，定期、频繁洗手能够预防感冒；三，能够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预防传染病的蔓延。总之，你从“上完厕所洗手”这一举措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东西多，另外也能够获得“合格公民”的荣誉。
生下来的孩子是谁的？
我的中国“80后”朋友们纷纷结婚，已经生了孩子的夫妻也不少。这一自己身边的动态一方面使我感动某种压力，另一方面让我重新深思中国“80后”所面临的“结婚与生孩子”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北京跟一位“80后”女性朋友聊天：
“我已经怀孕6个月了。”
“恭喜你，身体怎么样？”
“没事，只是生活不太方便，暂时只能放弃工作。”
“你快要当妈妈了，心情如何啊？”
“没什么，生下来不是我管的事。”
“噢，什么意思呢？”
“生下来就交给我妈，由她管罢了。”
听到她想法后，我没有吃惊。类似的立场，我曾也接触过不少。此次只是对方说得很直接、彻底而已。我知道，今天不少中国年轻人持有与她类似的观点，即结婚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后，直接交给母亲，自己则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重新寻找单位，继续上班。
刚有了孩子的一对夫妻为何这样做，从中国特殊的体制与国情看，我可以理解。当今城市生活的压力巨大，除非两个人都有岗位，有收入，否则养不起一个家庭，何况已有了小孩儿。因此，一对夫妻不得不把养孩子这一任务交给某方或双方的母亲。这一岁数的母亲们则往往都没事干，又非常溺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宝宝，照顾小孩儿对老太太来说就成为余生的乐趣。这样，年轻夫妻与高龄母亲之间不仅达成了共识，还实现了双赢。
毋庸置疑，就养育而言，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由“真母亲”来24小时照顾。她应该照顾到两三岁这一能把小孩儿送到幼儿园的时候。我相信，不少中国的年轻人明白这一道理，也希望这样做，但因生活压力之大而做不到，责怪他们是不合适的。转型中的社会对年轻人所造成的“压力成本”应该由整个社会来负担，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一个立场：“真母亲”必须24小时照顾小孩儿，至少照顾到一岁。然后，随着岁数的增长，逐步把养育这一过程多样化，请奶奶或姥姥来照顾、委托给幼儿园等。小孩儿是看着父母举措行为学会做人的，刚生下来的婴儿立刻交给其他人对养育本身来说，无论如何，百害而无一利。假如一对年轻夫妻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把孩子交给比自己老一辈的高龄者是合理的吗？跨一代之鸿沟对养育来说现实吗？除非夫妻之父母的素质比他们更高尚、更文明，否则，答案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