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疾未除，新患又生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从来就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一刀切下去”就能一劳永逸的改革决策。政治体制改革为渐进式改革，且改革的任务繁重，问题复杂，因而在改革过程中也仍有很多顽疾尚待解决。而且，随着经济变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贫富分化增大等问题的出现，导致政治改革旧疾未除，新患又生。
相对于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显得力度不足，相对滞后，以致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中国的改革出现“瘸腿”现象，政治体制改革这条腿明显短于有劈波斩浪之势的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知难行更难”，与政治本身的敏感性密不可分。在中国，政治向来是敏感词汇，人们对政治的敏感一度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难免顾虑重重，认为一旦对政治体制“动刀”，会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社会动荡。
与经济体制变革相比，更为错综复杂的政治体制变革很难找到可借鉴的道路。而且，面对中国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的矛盾——党政骨干系统过于发达，而其他社会软组织偏弱，如何安排改革过程中被调整了职位的官员，也成为难题。
经济学家周其仁谈道：
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容易引起民怨的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衡体系不足，官场□□增多，随着民愤越来越大，□□很有可能会瓦解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削弱人们对改革的支持。
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从竞争稀缺资源角度，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经济制度：一种通过登记制特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避免人们滥用稀缺资源；一种通过产权制度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鼓励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当第一种经济制度向第二种经济制度过渡时，因原有的等级特权会千方百计实现“权力租金”最大化，从而导致大量□□的产生。一方面，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国家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还相对较低，致使□□现象频频发生。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
不过，也不可否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学者张维为指出，“从横向比较来看，无论从研究□□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国家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提出的初衷是配合经济体制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计划体制赋予政府的无限权力的惯性影响依然存在，权力还在对中国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干预，权力依然有着掌控“资本繁殖”的控制力。
2007年，吴敬琏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的序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行为时有发生。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继续深化，制度性利益输送仍会源源不断，来自市场的溢价很容易转化为权力溢价。